事实很明显，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10个月的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
美国海军战史说得更为沮丧：
在整个阻击战（注：即“绞杀战”）期间，敌人似乎只要愿意，就有充分力量随时发动攻势。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缪尔·Ｃ.薜佛德上将在华盛顿公开声称，人们已经承认“绞杀战”是失败的，尽管实施了“绞杀战”，共军地面部队的力量仍旧稳步得到了补充。第七舰队司令官Ｊ.Ｊ.克拉克中将说：
空中封锁交通线的计划是失败了，它并没有封锁住敌人的交通线，共军把补给品运了上去。从他们打的那种仗的需要来看，他们不仅保证了前线部队的补给，而且还有足够的剩余，因此到战争结束时甚至还有力量发动一次攻势。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回答参议员们的质询时更沮丧：
我认为第八集团军正面的敌军具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要大得多的、发动攻势的潜力。
这“绞杀战”绞来搅去，究竟搅了谁呀？
“绞杀战”不成，李奇微还有损招。
1952年1月28日，在铁原西北之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发现了美国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接着在两个月之内，又在伊川、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70多个郡市发现了飞机布撒的带菌昆虫及老鼠、杂物等达804次之多。
2月29日至3月5日，中国东北及青岛地区亦发现此类昆虫。
早已在朝鲜绝迹了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重又发生。
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鲜北部的居民中，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
朝鲜地区在这个季节的气温为-5℃～-22.5℃，这些昆虫完全不能在这种气温下生存，除了人为布撒，不可能自然生长。
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余人的村庄，就有50多人患了鼠疫，其中36人死亡。
3月，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其中16人死亡，患其他急症病者43人，死亡20人。
这些病症以往的流行期都是在7～8月间。
这不由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联合国军”在实施“细菌战”。
空气顿时紧起来。
1952年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美军投撒昆虫和志愿军有关部门培养化验的情况。报告中说：
“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需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援助。”
毛泽东次日批示：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2月20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的六项措施呈报毛泽东主席：
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
二、前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
三、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细菌战罪行，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求美国对细菌战的后果负责；
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美援朝总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告，并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动反对美国细菌战罪行的运动；
五、电令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
六、电请苏联政府予以帮助。
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志愿军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2年2月下旬开始，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战斗争。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受朝鲜政府委托，以朝鲜人民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暴行，并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
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受权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主张。
美国政府足足沉默了一个星期。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对中朝政府所控诉的细菌战事实予以否认。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代表予以否决。这是为什么？
1952年3～8月，中朝两国政府先后接受了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波兰等国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际科学界着名人士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事实进行现场调查。
这两个代表团均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可抵赖的。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得出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到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使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被俘的美国远东空军小安德烈·杰·埃文斯上校、瓦克·麦·马胡林上校和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美步兵第三师第七团上等兵马汶·勃朗、美步兵第四十五师第一七九团上等兵达林·歇泼斯等都先后供述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并提供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有关保密规定。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所亲眼目睹美军飞机播撒细菌弹的情景：
“我亲眼看到了敌机投撒苍蝇时的情形：先是一个黑疙瘩，接着变成一块块黑乎乎的东西，像乌云一样，随风飘荡，一大片一大片的，也不马上落下来，最后飘到村庄，飘到田野，散布面很大。”
美国人怎么会想到出此下策？
在战场上，中朝军队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细菌战斗争。
2月下旬，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犹疑和动摇”。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以国内派来的40余名专家和医务人员与志愿军卫生部的医务人员组成4个防疫检验队（其中3个分别配属给一线各兵团）、一个机动治疗队和7个传染病医院。各军、各师及后勤分部、大站亦分别建立了中小型防治队92个，负责本单位防疫工作。同时，根据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还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并在全军上下普遍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普遍地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开展了捕鼠、灭蝇和保护水源，清理驻区的卫生运动。在驻地及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中，也普遍注射了疫苗（约130万人次），从而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在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全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疫情者384人，其中256人得到治愈。
国内也一样，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菌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防疫运动。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0000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国内还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
由此而演化出以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为目标的全国范围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美国官方迄今仍然否认在朝鲜战争中进行过细菌战。对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
中国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指责是中国显而易见的一种宣传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国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随后证实了中国人指责中的许多要点。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52年声称，他有“97.5%把握”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确宣布：“朝鲜战争中，生物战的办法……被美国一方尝试过。”
最近解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使用生物武器兴致极高。文件中有关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删掉了，一般不让研究者们翻阅……
无风不起浪，看来细菌战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前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就曾经在南朝鲜境内出现过。
不过，这位比较严肃的美国人紧接上面那番话也指出：
……尽管有这一证据，但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的并写有专着的马克·瑞安得出结论说，美国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话，它肯定得有大的隐蔽行动，而且几乎必定“要在将来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10年内，从政府到军方其他行为的特定范围上肯定能看得出来”。同时瑞安又说，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对美国的非难，中国人上至最高领导层也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战史专家齐德学则认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从事细菌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其理由是：
一、根据战争期间的原始资料记载，我军确实在朝鲜冬季最冷的气候条件下发现过大量的昆虫，并且是在美军飞行轰炸或经过后发现的。经过化验表明，这些昆虫含有鼠疫、霍乱等10余种病菌、病毒。对这些，几个调查团和我国去过朝鲜的几乎所有专家都是肯定的。
二、朝鲜北方自1947年以来，既没有鼠疫流行史，也没有霍乱流行史。对这一点，美国海军部印发的文件也是承认的。然而敌布撒昆虫后，1952年2月下旬和3月间，朝鲜北方确实有鼠疫、霍乱的流行，发病区过去不曾流行鼠疫或霍乱，志愿军战士中的鼠疫、霍乱患者，也非来自国内鼠疫、霍乱的流行病区，并且鼠疫和霍乱的流行均不应该在寒冷季节，鼠疫一般应发生在炎热的夏季，霍乱过去在朝鲜一般应在8～10月份。
三、美军飞行员关于美军细菌战的所有供词，均情节详细具体，令人可信。供词者最早执行细菌战任务的是1952年1月初。据当时亲自审讯过美军飞行员的我军工作人员说，审讯过程中，没有任何逼供行为。
四、在朝、中两国政府公布美军细菌战的暴行，和我国公布美国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后，美国官方反应迟钝。对前者，10天之后才做出反应，对后者过了一个月才做出反应。据此，可否推断，美国做贼心虚，在未做出反应前，是因为不好表态，因此不置可否，但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矢口否认？
五、除战争期间美国官方否认细菌战外，战后美国官方出版的有关史书，对此或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既然没有进行细菌战，为什么官方的史书不进行澄清呢？
六、美国确实大规模地研究和制造了细菌武器，美国军方也积极主张使用细菌武器，对此，美国并不否认。
七、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不得人心，全世界人民均反对，因此，美国为了其国家和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现在没有、在今后也不会轻易抛出有关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档案材料。
齐德学同志的这7点根据很有道理。
笔者再加上一条，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曾多次违反国际公法，使用生化武器。这足以说明，在美国政府心中，所谓国际公法，不过是一纸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搓揉或装裱的空文。
就像现如今美国政府叫得最欢的“人权”一样，是双重标准。
不管美国政府使没使细菌战这损招，反正最后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军民卫生水平都有了显着提高，中朝战士们活蹦乱跳斗志昂扬，身体健康，仗也越打越出彩。
想想，战场上打不赢，这种下三滥的招能折腾出什么大名堂来？当年日本鬼子有个黑太阳七三一，不也没改变战争结局吗？“绞杀战”也好，“细菌战”也好，都是事与愿违，徒劳无功。李奇微不知道还有什么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