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韩军官兵，很快就被“消化”在朝鲜人民军的队伍中。中国军队在内战期间也是这样“消化”了数百万蒋军官兵。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绝。那年头，昨天戴着青天白日帽徽胆小怕死，今天青天白日帽徽揪下来一扔就勇敢无畏的奇迹数不胜数。俘虏过来的国军士兵只要参加过一两次诉苦会，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是现如今在朝鲜参战的志愿军官兵，真要查起履历来，恐怕相当大一部分都穿过国军的二尺半，进过共军的俘虏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曾经是被“消化”的国军士兵。国内战争，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问题是朝鲜战争后来国际化了。变成了一场先后有20个国家的军队卷入的国际局部战争。这就产生了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的问题。中国军队参战后，也曾俘获过大批的美韩军官兵。当时中国军队俘获的韩军官兵一般都转交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官兵则交碧潼俘管处。那会儿中国军队还是国内战争俘虏政策政治攻势的观念，连连在前线释放了不少的“联合国军”战俘，加上运动战时期没有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在敌机轰炸、看管不严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俘失散和逃亡严重，所以收容的美军战俘就很少了。
后来回过味儿来，俘虏的韩军官兵也送碧潼了。然而这时又不打大仗了，加上韩军俘虏人熟地熟语言通，本来也不太好抓，所以最后在碧潼的韩军战俘也没剩下多少，满打满算也只有7000多人。
“联合国军”战俘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主要成分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成建制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官兵。而韩军的头头脑脑们都明白，这些人绝非当时屡战屡败名声很差劲的韩军部队所能消化掉的，真要编进部队没准儿一打起来那枪口就会掉过来开火，与其找这个麻烦，还不如就让他们待在战俘营里。
中国籍战俘则主要是在第四、五次战役后撤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此前，“联合国军”战俘营中只有600多名志愿军战俘。谈判双方最后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联合国军”收容的中朝战俘，10倍于中朝军队收容的“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由于这个悬殊的数字差，使战争又多打了一年多。战俘，成了“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应该承认，中朝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谈判地位相当被动。
什么“一对一交换”，什么“自愿遣返”，完全是“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被打得恼羞成怒的心态下出笼的一个损招。美国人心中很清楚，对有着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两万战俘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军队的兵员资源产生哪怕是些微的影响——这样做在军事上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其所有的意义全在于想在全世界面前丑化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没有“人权”，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来朝鲜作战的，从而以此来挽回在战场上与对手打得僵持不下所丢失的脸面——因为无论是谈判还是打，“联合国军”手中的筹码都越来越少。
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军队也实在没有逮住什么便宜。
说停战线吧，开战时在三八线，与中国军队交战是在鸭绿江边，现在却在三八线附近被黏糊住了。虽说经过夏秋两季攻势，夺取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区要比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区大一些，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本身在兵员上就居于劣势的“联合国军”方面难以承受的。有些国家已经公开声明，绝不再向朝鲜增派兵员，已派出的兵员损失了也不再补充，直到打完为止。
美国军事历史专家拉塞尔·韦格尔教授曾经不无调侃地评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至于“停战监督”，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原想用“自由监督”难为对方，却被人家一个“中立国监督”给瓦解了，反而给自己找来了不少麻烦。
算来算去，现在只剩下战俘这一项——也是最后一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议程尚有些文章可做，而且“联合国军”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还具有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
这件事儿狠狠地救了山姆大叔一把。
打得狼狈谈得窝囊的美国人这会儿哪怕是见着根稻草也要把它捞起来当作铁拐杖，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己手中。
有人，就可以做人口买卖，就有文章可做。
杜鲁门这回是逮住什么就用什么，哪怕这将给美国人到处标榜、涂抹得光辉灿烂的“人权”旗帜甩上一团大大的污泥。
这就叫狗急了跳墙！
粗粗一看，“自愿遣返”也好，“一对一交换”也好，好像都有那么点公平合理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这里面却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中国军队的战俘大多数是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且不说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军队最根本的精神教育支柱，且不说“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对于得到土地的农民群众那种毫不含糊的号召力，仅从千百年形成的故土观念和“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的理想生活境界来说，如果不是胁迫和欺压，从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农民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愿意回到祖国，回到等待他们耕种的土地上。五十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那会儿城里到农村招工都要反复动员，还不一定招得上。
后来战俘营中的反抗斗争和美军的残酷镇压也向世人证实，所谓“自愿”，完全是一种在控制下的胁迫。关于这一点，大鹰所着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有详尽的介绍，笔者不再赘述。
出这损招的美国人让美利坚合众国蒙受了国耻！
杜鲁门、李奇微们的这种作为实在让人瞧不上。
其实，就是在美国军政当局内部，对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不是没人发出不耻之声，比如“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伊海军中将，比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们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对“自愿遣返”表示过异议或贬损其价值。
可问题是，不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面子上哪儿去找？
归根结底，这还是恼羞成怒下的损招。
要是打得顺手，美国哪会费神折腾这种下作把戏？
比如海湾战争，美国人打得清楚，赢得明白，逮了10多万伊军俘虏，放得也痛痛快快干干净净，绝不来什么“自愿遣返”、“一对一交换”什么的。
留着干吗，还要管吃管喝，多麻烦！
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开打。
打也麻烦。
1951年12月27日，停战谈判30天签字期刚一过，“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就命令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提出转入攻势作战的计划来。
范佛里特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计划？什么计划？
10月初我就向你呈报了攻占铁原、金化、平康三角地带的计划，你说是会给刚刚恢复不久的停战谈判带来不利影响，被你否决了。11月初，我再次提出此案，又被你否决了，还说什么“今后第八集团军只能进行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小规模进攻，采取攻势防御”。
这叫我怎么打？当时心里边肯定憋着一口气的范佛里特转而向自己的下属发布了一个近乎赌气的训令：
今后如果停战谈判过于长期拖延的话，第八集团军需要准备攻势作战。为了表示达成协定的愿望，在维持现防线所必需的范围，将作战减少到最低限度。今后如果没有本司令部的特别指示，以夺回被敌攻占的地盘为目的而实施的反击，将是唯一的进攻作战。即要为防止无谓伤亡尽一切努力。
这当口跟上司赌气，就是在对手面前泄气。这道训令到了下边，就变成了这样：“除非必要的情况外，不准直接动用部队，只许敌人开炮时才能还击。”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地方送命的美国大兵们忒欢迎这个训令。可无事还要生非的无冕王们却逮住这事儿做开了文章：“如果至此暂停地面作战，将招致以现状完全停战的局面。”这又让白宫和五角大楼很是难堪：即或是真有这么回事儿，那也是只能干，不能说呀，否则头号强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其实这正是美国的两难。
11月29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纠正被误解的“联合国军”作战方针：“战斗没有结束，直到停战协定签字为止，要向敌人施加压力。”为消除“战斗中止”的印象，在杜鲁门声明的当日，第八集团军在整个战线上组织了68次侦察活动。12月，第八集团军又组织了247次伏击行动，以证明第八集团军战斗行动是积极的。可惜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美国兵干这个本来就不在行，何况又没什么斗志。
所以这会儿，范佛里特那些进取心早已消磨在那些连遭否决的提案中了，而且经过夏秋两次攻势，他也知道再次大打绝非上策。从来都在李奇微那儿碰钉子的范佛里特决心还以颜色：“由于情况急剧转变，我们再不能搞过去那种进攻作战了。”要是范佛里特一个人这样看倒罢了——下他的岗不就得了？要命的是这是美第八集团军团以上指挥官们的一致看法：“为了加强我们现有阵地而进行的小规模进攻，将会白白流血，一无所得。”这明摆着是给李奇微上眼药。你李奇微总不能把他们都下岗吧？
范佛里特本来还是主张大打的。
11月初，美第八集团军作战部门曾经拟定在向鸭绿江进军的前提下，前出到元山、平壤一线的进攻计划，但范佛里特认为，同预期损失相比，得不偿失，没有价值。美联合作战计划处与作战处在分析这个计划时也估计，第八集团军在前出平壤、元山一线的进攻过程中，将损失20万兵员。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这实在是个天文数字。
为了一个原本与美国利益毫无关系的朝鲜付出这么多人的代价，这是本来就对这场战争不能理解的美国国内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甭说别的，那国会没完没了的闹腾就让总统和五角大楼受不了。
而且在服现役的美国大兵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到朝鲜服役是一种苦役，以致最后不得不想出了“记点”轮换兵员这种招数来，这个制度规定获36点的官兵即可离开朝鲜返国，具体方法为：
在前线战斗区执行战斗勤务的官兵每月记4点；
在支援战斗区执行任务的每月记两点。
后来由于轮换太勤而导致兵员不足，从1952年4月起，又将上述方法作了修改，在原基础上增加上中间区，规定在该区的人员每月记3点。按此办法，美军官兵分别在朝服役9个月、一年、一年半始能返国。
从此，在朝鲜的美国兵都数着点算着账打仗过日子。
数着日子想回家的士兵还会对激烈的战斗行动感兴趣吗？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尔先生在其着作《美国陆军史》中对记点轮换制度的弊端作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述：
……由于轮换人马走马灯似的往来穿梭，在朝鲜作战的8个陆军师及其附属部队从未形成可观的内聚力。新兵和基层军官们不惜花费很多时间屈指计算轮换期。他们缺乏整体感，学习不了班、排、连所必须掌握的协同动作。他们尤其不具备团结精神或集体荣誉感，很难补偿因不明白为什么打仗所产生的倦怠。敌人并未把美军划入顽强进攻、坚忍不拔的军队之列。如果美军的对手是一支现代化程度高、火力与后勤补给能力势均力敌的军队，那么实行这项导致低内聚力的轮换制度将使美军在战争中失利。
美远东海军也认为，在这个作战中，如果中朝军队试图进行空中攻击，将给“联合国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造成相当损失。美远东空军则表示，“不支持把战线扩大到满洲的敌空军基地附近去，希望以慎重的进攻计划代替它”。
这就是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既不能承受重大伤亡，又要把仗打下去。还要打得又体面又不丢人。任何不义之战，都有这种两难，从越南到阿富汗，无一例外。就这，你叫范佛里特怎么向李奇微拿出“转入进攻的计划”？非不愿为，亦不能为！
这也是美国军队将领逊色于中国军队指挥员的地方。
在像麦克阿瑟包括李奇微、范佛里特等一大批美国军队将领们看来，要么打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将战火烧到中国去，甚至不惜请出原子弹，甚至不惜让大批美国青年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一旦进入相持不下的小打小闹，还要他们在小打小闹中夺得主动，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从经历过的战争和战斗类型来说，他们跟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们真是没法比。优越的国力，精良的装备，坚实的物质后盾，相对单一的战争阅历，使麦克阿瑟、李奇微和范佛里特们都只对大打出手的堂堂之阵有兴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争得主动，才能维持士气，才能赢得胜利。而对于以零敲碎打积小胜换取大胜的战争形式，却完全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和信心。
中国军队的指挥员虽然大都没进过什么大学校门，但却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中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对于从这种战斗形式向那种战斗形式的转换，不像范佛里特们有那么多的障碍。几乎每一个中国军队指挥员都有过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和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战争阅历，“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形式早在打鬼子那会儿就被他们操练得滚瓜烂熟。“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样的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武器的仗”，“因时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军队作战指导活的灵魂，所以战争形式无论怎么变化，他们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主动进取精神。
至于中国军队的士兵们，大都是刚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了翻身解放获得了实际利益的农民，他们曾经饱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如今穿上军装，领上一支枪，再去打退另一国的鬼子，保卫他们分来的田分来的地分来的胜利果实，保卫他们刚刚获得的当家做主站起来了的感觉，那是一件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儿。
这些士兵也数着点算着账打仗过日子。
数着算着消灭了多少美国鬼子，立了多少功，风风光光回家。
一些被俘美军官兵曾经惊讶地发现，一个普通中国士兵对战场环境和双方态势的了解，甚至超过美军营一级的指挥官。
这也是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传统优势，这使得他们即或面临非常艰难困苦的场合，仍然能取得主动，打得出彩。
这也是正义之战的优势。
不管有没有障碍，双方“小打”碰撞了起来。
1951年夏秋攻势后，朝鲜战局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双方均无大的作战行动，兵力和布置亦无大的变化。“联合国军”方面第一线兵力有美军6个师、英军1个师、韩军6个师，共13个师；第二线有美军1个师、韩军两个师及土耳其步兵第一旅，共3个师1个旅。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有志愿军8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11个军（军团）；第二线有志愿军3个军、朝鲜人民军1个师，共3个军1个师。另部署于东、西海岸的有志愿军3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6个军（军团）。
利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双方一边巩固后方，一边调兵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