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明显的事实是，1998年，中央政府大规模地使用了政府投资政策手段，运用财政政策増加国内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抵销或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需求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填补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所导致的宏观需求缺口。
2.告别短缺经济之后，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的调控从主要着力于増加产量，转变为更注重对部分行业实行总量控制，特别是对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实行限产、压产。近期以来，纺织业中的棉纺、毛纺、丝绸以及煤炭、钢铁、建材、炼油等被列入重点控制（限产、压产）范围。1998年，纺织行业全年压缩淘汰棉纺纱锭512万锭，分流下岗职工66万人。从鼓励増产到实行限产、压产，突出地表明了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着力点和政策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告别短缺经济之后，政府的工业品价格政策从以高价限制为主转变为以低价限制为主。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工业品都有价格向上漂移的动力，为了避免价格过度上涨所导致的矛盾和过大社会代价，政府通常需要对工业品实行抑制价格过快、过度上涨的政策。而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绝大多数工业品都失去了价格向上漂移的动力。相反，由于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降价手段可能被过度使用，甚至产生低价倾销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因此，政府开始试图运用某种政策手段来阻止或限制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种政策手段包括：以行政手段制定某种产品（如平板玻璃）的最低价格；制订行业统一价格并规定最大折扣幅度；指导行业协会制订行业协调价格“自律价”和最大浮动幅度；鼓励企业进行价格“自律”等等。当然，政府对工业品价格的低价限制是否能产生有效的作用，是个难以获得统一认识的问题。不过，政府的工业品价格政策的调控意向从以高价限制为主转变为以低价限制为主，毕竟表明了政策特征和政策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然，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政策同对竞争性行业的价格调控政策有很大的区别。垄断性行业具有比竞争性行业强烈得多的通过维持高价格获取利润的动机，也有制定垄断价格以获得垄断利润的条件和可能性。对于这样的行业（如电力、煤气、自来水等），政府仍然保持以高价限制为主的政策调控意向。
近年来，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有的可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电信”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进行的价格盘剥和掠夺性定价，已经是怨声载道，成为众矢之的。1999年3月1日实行的邮电调价也被新闻界批评为“名降实升”而且，结果是“邮电资费总体水平大幅度上升。”在全社会价格总水平下降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很不合理和很不公平的行为。（1）政企不分的体制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自利性是导致不合理价格行为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这些行业进行产业组织的彻底改革已提上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4.信贷政策从主要着力于支持生产，转变为同时也注重鼓励消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信贷政策和信用工具都是为了支持生产，消费行为根本不在信贷政策的视野之内。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国内消费需求偏低成为我国经济増长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矛盾。目前中国相对经济过剩不仅表现为一般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供大于求特征，而且表现为中国经济特有的消费需求不足特征。
（1）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很高。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为15%一25%，即使是作为世界高储蓄国的日本和东亚各国，储蓄率也一般为30%-35%，而9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却高达40%以上，成为一个“世界奇观”。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储蓄存款的70 %以上集中于城市（市区）。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市（市区）占70.2%；如果包括县城，全部城市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0%。1996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中，城市（市区）占70.7%；如果包括县城，全部城市的储蓄存款占全国城乡储蓄存款的91.8%。我国消费需求和潜在的购买力偏于城市，而农村消费需求和潜在购买力低下，制约了全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
（3）公费消费所占比重较大，但改革以来公费消费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1年，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215%，1997年下降到19.3%（参见表11一7）。过去，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费消费拉动的，目前，仍有不少产业（包括服务业）是靠公费需求支撑的。随着可支配收入不断向个人转移，政府实行廉政措施，限制集团购买力，加之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紧缩开支，我国最终消费品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必然越来越依赖于私费消费。公费消费和私费消费具有显著的行为差别，从公费消费向私费消费的转变将明显地改变产业的需求曲线，一些过去主要靠公费消费拉动的产业将深感私费消费拉动力度不足的困难，这是对有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4）与国内需求相比，出口需求占有很大比重。东亚各国经济増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因此，出口増长对经济増长的影响很大。出口需求是弥补国内需求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増长也表现出与东亚各国这一相同的特点，90年代以来，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Q%左右。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1998年，出口总额仅増长了0 5%。1999年卜2月，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10.5%。在大宗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下降1.9%；服装下降268%；纺织纱线、织物及制成品下降1Q7%；鞋类下降125%；玩具下降12.4%；塑料制品下降206%。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増长的负面作用必然对整个中国工业经济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为了克服上述不利影响，必须实行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这可以从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入手。问题是，扩大投资需求最终还是要由消费需求来实现。脱离最终消费需求的投资只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供过于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对于经济长期持续増长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向居民倾斜，因此，扩大需求必须是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又很低，而且，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居民生活的风险性増强，消费支出趋于谨慎，加之相当一部分居民（如下岗职工）的收入较低，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甚乐观，所以，如果増加居民在一些方面（例如住房）的支出，那么势必会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两者相抵，究竟能否増加总的消费倾向，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仅仅立足于居民现期的购买力是不够的。必须鼓励消费信用的发展，将居民的一部分未来购买力实现为现期的有效需求，才能支撑经济的持续増长。特别是对于高价值的消费品产业，例如住宅、汽车等，如果没有消费信用的支撑，是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因此，鼓励消费信用的发展，对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告别短缺经济之后，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消费信贷的这一重要意义。因此，政策意向从限制甚至禁止进行个人消费信贷转变为鼓励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要求各有关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地开展信贷业务，加大消费信贷投入，不仅要増加对住房消费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而且还可以试办其他新品种的消费贷款，如耐用消费品贷款、教育助学贷款、旅游贷款等，也可以为生产厂家和商家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促进开展信用销售。这是政府信贷政策变化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