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礼法结合，以法为主
曾国藩一方面提倡严刑峻罚，同时，他也重视传统思想教化的一面，主张礼法结合，礼治在先，施用严法是为了保证礼治的实际。
曾国藩熟读春秋诸子百家学说，他特别推崇法家思想，在为官的生涯中，他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要清除腐败之风，对民众则要用严刑、惩治奸滑之徒。曾国藩在湖南时，处理在乡间为非作歹的恶霸奸滑之人，轻则立毙杖下，重则处以斩首，决不手软。对于罪不致死的刁民，关押起来之后少不了一顿鞭子。也正由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国藩一方面提倡严刑峻罚，同时，他也重视传统思想教化的一面，主张礼法结合，礼治在先，施用严法是为了保证礼治的实际。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并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官吏掌握着执法权，有可能利用法律谋取私利、毁坏法制，破坏法律的执行；军队是国家机器，可能用武器破坏法律的执行，甚至违法乱纪。因此，曾国藩要求以法整顿约束官吏和军队，保证法律的真正实行。
曾国藩提出以法治吏之论，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国藩采取培养、鉴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法。中国历史上，《汉律》、《唐律》及以后立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的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国藩重视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民”、“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示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明确规定，所有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处理不准拖拉，保证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
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即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对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都是曾国藩的创见。
治军是曾国藩的重要事务，他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荒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为了加强军纪，曾国藩规定了种种禁令：“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以上禁令，是曾国藩为了严肃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与依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第一要义。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严肃法制，以保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忠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严日营规不严，必然骚扰害民，所以爱民更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恩威并用，以法治军，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和规定，以及为使军士能够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歌》，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军的重要方面。曾国藩的法治思想中，包括着严法与慎用的平衡之道。施用严刑峻法，如果过分苛刻，反而失去震慑力，所以，在严刑的同时，讲求仁厚。同样，如果过分讲究仁厚，往往放纵奸恶，姑息养奸，所以，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