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树以外，分别在两个土坡上，站着两个中原的闲人。他们正从两个角度望着我们这几个外来看树的人。一个揉搓一顶旧布帽子，另一个单手下垂，拖一棵菜花的枯秆，都是下意识的动作。他们肯定不是呆子。我早已经看出来，他们来自远处那个带玻璃罩的小货摊。能摆个摊子，总要有正常人的精明。但是，除了呆子，还有什么动物会这么傻立着看石头保持着石头的意识。土坡保持着土坡的意识。树保持着树的意识。只有人会离开人的意识，变得呆滞无神。
而我们这一伙，又是另一类呆人。我们为树的古老而感慨，倚在古柏上和它合影。摸索那棵火树上一个自然形成的涡游形的凹处。据说，人们相信，古柏上的每个凹处都帮人祈福免灾。人们伸出惶乱不安的手，一年又一年摸索，使树在那个局部变得相当油滑黝黑。这种摸索使“惶乱”显现出了实体的形态，原来“惶乱”呈现着带油渍的黑色。
这时候，我把思想跳到外面。我看到一些呆人围观唐朝的柏树，又有两个望着看树的呆人。只有古柏静静立着，枯裂、嶙峋而无声，望着匆忙中变绿变黄的季节，不显耀也不声张。他们看到的世间兴衰和大地上的冬薄夏厚相差不多。
古人曾经描绘的理想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从唐树苗到今天的古柏，都没有视力，没有听觉，一个单纯的受授者，接纳着自然而来的阳光和雨水，由少年到老者。
做一棵树，才是一门深大的功夫。
墓丘我问：麦田里突起来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机井吧。我是干过农活儿的人，不相信机井会那么无规则地修建。在麦田里偶然突出了两座青砖的小建筑，这座向西，另座向南，斜侧在麦子的波浪中间。
中原当地人说，那是陵墓。先于配偶死去的男人或者女人，他的墓留在田里，立在那儿，等待后来的未亡人。等待共同入土深葬。一个担水的老汉，在离墓丘不远的田埂上走，也许他正要去浇他未来的安眠之地。
好像一个人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另外一个同行者。这种场面移接到电影里，必然带着浪漫的寓意。无数的列车都过去了，守候者并不去站台外面眺望，并不去打公用电话，他安稳得惊人，只是默默地说：别急，反正我会等在这儿，无论他什么时候来。守候者静止在漆成青麦颜色的火车站月台上，是最有定力的一种人。
有一天，他们将一起入土。入土的人将是多么好。任何约争努力都消解了。还可以每年更换三条全新的棉絮，活着的时候并没享受过这种清静和奢侈。冬天覆盖他们的是白的雪，春天是绿的青苗，6月是黄的麦穗。这是给再不争论者的最大安抚，葬在中国中原地带的人是有福了。
经常能在麦子里见到那些浅平的黄土小丘，那是正式的坟墓，几天里面我已经见过多次了。汉以前的人和汉以后的人都在麦根以下成为泥土。被讲述得神秘运转的生命轮回我不相信。如果真有轮回，我看人也应该能轮回成麦子，遍地劳作的人在另一个时间里成为遍地的熟麦。我只相信我见到的，人每年都在入土，土里每年再生出庄稼。
石窟我们沿着一条河水走。被我看见的河，是一条汹涌又颜色污重的水。后来我知道，它叫伊河。伊河滔滔地隔开两座山。一侧是白居易的墓地，另一侧是龙门石窟。
曾经传说唐代人轻易地怀疑白居易这名字带有轻狂的含意，又随后立刻凭借诗人的一首诗，改变了前面的看法。
其实，想白白地居存必然不易。有10万多尊大小佛像，面水而坐在伊河之上。到陡立的石崖上不断凿刻它们的人，一定是怀有目的。
一座石佛，已经足够领受保护1万个众生的责任。人们在那一片石崖上密麻麻地安置了10万个保护神，普天下被保护的人已经有了多余。世界该太平得过了头。
我们买了票，在伊河之上看见一场由人创造出来的毁灭展。没有资料能告诉我，这场破坏跨越了多少年。从各个途径看见对这石窟的介绍，我惊异电视摄像机能躲避开无数残缺的石佛像群，居然还能寻找到面目完整的拍摄对象。
假如是对着羞耻敏感的人，早已遮面掩脸从那石头上逃掉了。
我听见某一个人去美容院，结果美坏了鼻子，已经想跳楼自杀。石头心思粗犷，无头，无脚，无臂，它也不想逃亡。只是立在原地，向我们展示了被摧残之美。想在石头上刻出细腻丰腴的佛像，肯定没有比毁掉它们更加简捷痛快。对佛像的破坏比大刀阔斧更豪放。因为我没在现实中见到那么巨大的刀斧。
破坏者已经不可查，没法对他们问话和颁发创作奖。我只能问那无头的佛像：白白地居住在这山上也不容易吧。
小城我们住在地道的中原小城。城小而满街悠闲、散漫，使人想到古风还在这种地方残留。
但是，我没有见到读书的人。我见到了沿小街喝啤酒、摸麻将牌、听豫剧的，听到用土喇叭放台湾歌星的歌曲。在我们住处以北，总有人在夜里练唱“都说冰糖葫芦酸”。在明亮电灯下面的读书人，我一个也没见到。他们一定是有的，起码有那些学生们，不能不拿本书去唱诵阅读。可是连这种学生我也没见到。
小城有书店，卖的书之中没有一本是我想买的。只举一例，它的“现当代诗集”栏里，只有汪国真。他是诗人吗？我们同行的两个朋友每人买了一本唐人韩愈的全集。书店里只存有这两种书。店主把这么厚的两本精装书卖给了两个外地人，一定感到遇上了奇迹。
而韩愈就是当地人。我们把这事实对小城里的人说，发出巨大声响喝面糊的人们或者不知道这姓韩的是谁，或者意味不清地笑一下，好像韩愈已经和中原小城没有关系。我们又说起建在小城外麦地的韩愈陵园。他们的理解，那地方不过是一个新景点。谁认识韩愈？没有人承认他认识这么一个人。
离开城市慢悠悠的小街，到了四公里以外的义井村。
眼前出现一片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裸露的崖壁以上以下都是横跨了1996年至1997年绿油油的麦子。断壁之中可以见到古村落的灰迹和碎陶片。随同我们去的中原人说：上层的陶片是晚期人类的，看它们的质地已经能辨别出粗糙和敦厚，越接近深层才有精致有色泽和鱼鳞一样细花纹的陶片，那才是龙山文化的遗址。博物馆的馆长给我们讲到仰韶红色陶片时候，脸上出现赞叹。他使我们再见了中原人身上隐藏的热情，他像孩子一样说：那才是好看呐！
人在漫漫发展的过程中无知觉地背叛着一种美。人并不如麦子，麦子千万年也没有背叛它浑身的油绿和金黄色。
中原，黄了我提前离开了中国中部的这一片原野，其他的人还要去少林寺。
我走的那一天是1997年的5月19日。七天前，我刚刚见到它的土地。
就在这七天之中，麦子由绿变黄。
它们大片大片地黄了。像谁飞快地刷上了一层黄颜色。
离开小城，迎面开过来一架威风凛凛的大家伙。由于高大，看它行驶起来有摇摆的感觉，这是流动在这个种麦省份里的收割机。我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大机器。它和我在一条沙土的窄路上各望了一眼，便向着沙黄的麦田走。我的方向是离开中原的郑州机场。
可以想像，中原人放下手里的碗，面糊在风里干结在粗瓷大碗上。他们见了收割机忘了碗，龇起牙笑。风又过来吹动他们的张开的大嘴唇。麦子就在这个时候，风卷残云一样地黄了。
进入了6月，我接到一个从中原打来的电话。小城的人说，麦子全收了。
一我问产量，他说平均亩产超过了1000斤。
他这么远打一个电话，只是想告诉我，1997年冬小麦的亩产量。这个消息到了我这儿，变得层次繁多而复杂。
我说：这下又有馍吃了中原人说：是哦，有了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