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
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顺序是：《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渊明诗歌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歌行体
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称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等。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歌”、“行”、“引”、“曲”、“吟”等字。歌行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于是以后就有了“歌行”体。
四言诗
四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最早形成的诗体。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为主。上古时期的诗歌，如《诗经》所收的诗歌，多为四言诗。东汉后，五言诗崛起，四言诗渐趋衰微。
五言诗
五言诗是由五字句构成诗篇的诗歌体裁，起于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逐渐占据诗坛，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五言诗包括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等。
七言诗
七言诗是由每句七字或以七字为主的一种诗歌体裁。旧说七言诗始于《柏梁台诗》。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自唐代始，七言诗大为发展。七言诗与五言诗同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主要形式。有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等。
格律诗
格律诗在唐代叫“近体诗”或叫“今体诗”以示和古诗的区别。格律诗的押韵、平仄、对仗称作“诗中三味”，也就是格律诗三要素。格律诗有固定的句式，句中有定字，字中有定音，音分平仄。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八句中都分为四联，第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格律诗中的颔联、颈联必须对仗。
“五律”、“七律”、“排律”、“绝句”
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诗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诗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杂体诗
杂体诗是指古典诗歌正式体类以外的各种各样的诗体。这些诗多把字形、句法、声律和押韵加以特殊变化，成为独出心裁的奇异之作，一般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诗，其他如藏头诗、神智体、辘轳体等都属于杂体诗。杂体诗多为汉魏六朝时文人所创制，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一般不能列为正规的文学作品。
叠咏体
《诗经》大多数篇章在结构上都采用重章复唱的方式，每章仅更换少数词语，各章结构、句式、语词基本相同，造成形式的整齐统一。这种“重章复唱”的艺术形式被称为“叠咏体”。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因为便于唱歌、记忆和传诵。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在305篇诗中占了一半以上，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楚辞体
战国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楚辞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因此后人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汉赋”与“楚辞”
西汉王朝建立后，楚歌、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逐渐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但两者还是有明显差别，楚辞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什么是“乐府”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被称为“乐府”。同时，魏晋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也一概称为“乐府”。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成了词、曲的别称。“汉乐府民歌”是一种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形式自由灵活的杂言体诗，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一百多首。
鼓吹曲
乐府诗的一个大类，是在汉代传统的中原音乐的基础上，融合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音乐（北狄乐和西域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生乐曲。另一种说法是鼓吹曲源于北狄乐。鼓吹乐是以击乐器和吹乐器演奏为主的一种音乐。汉代有鼓吹之乐，却无“鼓吹曲”之名，直到汉末三国时代才明确提出。
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类。前者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几个主要城市，因为这几个城市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吴歌”、“西曲”后来在汉乐府分类里被称作“清商”。吴歌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其中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读曲歌》《懊侬歌》《华山畿》《神弦歌》。“西曲”今存一百三十余首，其中大部分是舞曲，小部分是倚歌。倚歌是古代乐歌的一种，其伴奏有鼓吹而无弦乐。
北朝民歌
北朝的民歌现存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鼓角横吹曲是军乐，也用于仪仗、典礼、娱乐等场合。这些歌曲从北方流入南方，为梁朝的乐府机构所采录，所以在乐曲名称上冠以“梁”字。其中以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也有一些出于汉族。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
词
“词”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起于唐代，盛于宋代。“词”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91字以上的称为长调，58字以内的称为小令，介于两者之间的称为中调。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散文”的起源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各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春秋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后来，散文发展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按表达方式的不同，散文可以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散文的重要特点是“形散神不散”。“形散”主要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联想丰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神不散”，主要指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
什么是“铭”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铭文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祭文”的分类
祭文是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祇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古时的祭文在内容上可分四类：哀悼死者，祈求降福，驱除邪魔，祈祷降雨。用于哀悼死者的祭文一般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
“序”和“跋”
序也作“叙”或称“引”，就是现在的“引言”、“前言”。“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序”和“跋”可以是说明文也可以是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
论辩文
论辩文是古代的一种论文文体，这种文体是作者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等，表明看法、观点、澄清对错的文体。这种文体一般都引经据典，或论其事实，或批驳谬误，语言富有论辩力，逻辑性强又颇具文彩，如《原毁》《过秦论》《讳辩》等。
“原”、“赠序”、“辩”
“原”是推究本源的意思，它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进行考察、探讨的文章，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古代送别大都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的《送石处士序》。其后凡是惜别相赠的文章，只要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赠序的内容一般是赞许或勉励之辞，如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辨”就是辨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
“杂记”、“游记”的类型
杂记包括山川、景物、人事杂记和笔记文。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多种，《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分为很多种，以记录行程为主的是记叙型游记；以抒发感情为主的是抒情型游记；以描绘景物、景观为主的是写景型游记；通过记游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是说理型游记。不论哪一种游记，都是通过对自然风光、风景名胜、城市景观、景观中的人与事进行描绘，来达到记事、抒情、说理等目的。所以写游记时，一定要具备“游”的记录，没有“游”，也就不是“游记”。
“书”和“说”的差别
“说”是古代议论文、说明文等文章的总称。它与“论”差不多，所以后来把说理辨析的文章统称为论说文，如《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等。“书”指一般书信。“书”在内容上往往同“说”相同，辨析事物，解释义理，二者都常常在叙述中表明观点、见解，如《捕蛇者说》《答李翊书》《报刘一丈书》等。
行状
行状，汉朝称“状”，元代以后称之为“行状”或“行述”、“事略”。这是一种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提供史官立传的依据。著名的行状有《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袁中郎行状》《司马温公行状》等，另有“逸事状”只记逸事，富于文学色彩，是行状的一种变体，如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
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明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诗话
诗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论诗的文体，狭义的诗话是指诗歌的话本，即关于诗歌的故事、随笔体，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广义的是指诗歌的评论样式，崛起于北宋，是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特别是唐代律诗高度发展的产物，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原有的格局。
词话
中国古代评论词作、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作，始于宋代。今人所辑《词话丛编》汇集宋代至近代六十多种词话，颇有价值。另外，“词话”也是元、明的一种曲艺形式。词话的表演形式有说有唱。今见最早的词话刊本是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等十六种，均为中长篇。一般认为，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弹词和鼓词，是词话的直接发展。明代章回小说中夹有诗词的，也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等。
诸宫调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是用多种宫调的若干不同曲调组成，故称为“诸宫调”。诸宫调曲式包括：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
套数
套数又称“散套”，或者“大令”，它是从宋、金时期的诸宫调等发展而来的。其特点是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支不同曲牌的曲子连缀在一起，少则数首，多则十几首，甚至几十首，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这些连缀的曲子可根据需要在同一宫调中进行选择，但需要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而且一韵到底，且末了都用“煞调”和“尾声”结束。
时调
时调是小调类民歌中发展得最为规范和成熟的类型。时调的特点是流传时间悠久，传唱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一般群众歌唱，还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在热闹的公共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唱。由于艺人演唱的商业性，为争取效益，艺人下工夫对时调进行加工改造，使其具有严谨规整的结构，变化丰富的节奏和音调，细致讲究的润腔等。时调常被戏曲、说唱及民间器乐吸收，成为曲牌。
“元曲”的起源
元曲即“元代戏曲”。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为何能独得乐曲之名？这是因为元曲与音乐的关系比乐府、诗词更加密切。宋词是倚声而作，就是先有调，再按其所奏乐曲配词吟唱。宋末，民间出现更多新乐曲，宋词渐渐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以致“词”在声乐上的地位就逐渐被“曲”取代。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
“元曲”的讲究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元曲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糅合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杂剧
元杂剧是用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中国北方，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一级诸宫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元杂剧作为一种新型、完整的戏剧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严格的体制，形成了歌唱、说白、舞蹈等有机结合的戏曲艺术形式，并且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