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剧目和角色分类
一本杂剧通常由四折组成。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或一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较大的自然段落，四折一般分别是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折之外可以加一两个楔子。楔子一般放在第一折之前，介绍剧情，类似现代剧中的序幕，也有放在两折之间，相当于后来的过场戏。杂剧角色分为末、旦、净三大类。其中正末为男主角，正旦为女主角。杂剧的舞台演出由唱、白、科三部分组成。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白，即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剧本还规定了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叫作“科”。
南戏
南戏是杂剧之外另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因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最初是在温州一带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元灭南宋以后，北方剧作家大批南下，一些北方作家参与了南戏声腔的改造和剧本的编写，北方演员也参与了南戏的演出。在这过程中，南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如改编杂剧的剧目，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杂剧曲牌联套的方法，采用杂剧的一些曲调而形成“南北合套”的形式等。元末《琵琶记》等剧本的出现，标志着南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并且为明清传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南戏”与“杂剧”的区别
南戏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折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南戏大都比杂剧长。南戏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南戏的自由体制，更便于展开复杂的剧情，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弹词
弹词与鼓词都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三弦伴奏。弹词的文字，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前者为散体，后者以七言韵文为主，穿插以三言句。弹词的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竟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弹词内容通行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大多很浅近。在某种意义上，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
鼓词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板击节、用三弦伴奏，也有更简便的，由艺人自弹三弦说唱，或称“弦子词”。鼓词的形式与弹词很相近，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用韵文。不过它的韵文除了七言句外，有很多十言句。传世鼓词中主要的一部分是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英雄传说的，其中《呼家将》比较著名。有些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这一类鼓词的篇幅都比较大。另外也有写才子佳人式的恋爱故事的，如《蝴蝶杯》《二贤传》等。
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但那里的所谓“小说”是指毫无价值的言谈，并不是指文体。《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一词才有了文体的意义。古人所谓“小说”原指篇幅短小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这样看来，古代神话、杂史、民间传说、人物轶事、寓言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有意无意包含着虚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这些散乱的内容分布在各种书籍里，直到魏晋南北朝，才集中出现了一批专谈神异灵怪与人物佚事的著作，这个时期也便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阶段。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地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志人”这个名称是鲁迅从“志怪”推衍出来的。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一般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篇幅较短，语言简练朴素、生动优美，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突出刻画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著名志人小说有《笑林》《世说新语》等。
俗讲
俗讲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寺院讲经形式。多以佛经故事等改编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俗讲是中国唐代说唱艺术的一种。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佛教徒在诵经中讲说和歌唱并用的方式也传到中国。唐朝是传播佛教思想的隆盛时代，僧侣将佛经译成文雅的经文。为向人们进行宣讲，又把经文和其中的动人故事编成通俗文字加以演唱，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韵文加以铺陈渲染。这种演唱佛经的形式，称“俗讲”，即通俗讲经之意。其文字脚本称“变文”。
变文
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散体、有六言赋体，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并以说唱相间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应当视之为戏曲和通俗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
宝卷
宝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来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作者大都是出家的僧尼。内容有佛经故事、劝事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以佛经故事最多。人们往往把它们分为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两类，但基本倾向都是宣传因果报因和修道度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今存《香山宝卷》，一般认为是宋普明和尚所作。明清以来，取材民间故事的宝卷日渐流行。最为后世所知的有《梁山伯宝卷》《药名宝卷》等二百余种。宝卷形式上以七言和十言韵文为主，间以散文，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明快，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唐传奇
唐传奇是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是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它的产生使小说由单纯的谈神说鬼，转变为通过写人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宋代以后，人们根据这类小说多传述奇闻轶事的特点，泛称唐人小说为“传奇”。
话本
话本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话本就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说话”盛行于宋代民间娱乐场所。当时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小说、讲史、说经、诨话四种。其中“讲史”是讲述史书上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说经”是演说佛经故事。“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它所讲述的主要是爱情、神怪和侠义故事，故事较简短、内容新鲜活泼，因此广受欢迎。宋元话本比以前的小说又有许多发展之处。首先，为使情节更能吸引观众，说话人在布局小说的结构时，设下层层悬念，步步引人入胜。其次，说话人已开始运用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如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言行等。
拟话本
明代末期，随着话本的大量刊行，文人逐渐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转而模拟话本写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通常称之为“拟话本”。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是“拟话本”代表作品，同时也是明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讲史
“讲史”原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以说讲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其篇幅较长，或取材正史而做不同程度的虚构，或取材野史传说。故事内容侧重于朝代兴亡和政治军事斗争。宋代讲史话本形式上虽分卷分目，但段落标题不甚分明。元代的讲史话本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已分回（则），并用七言单句标题，这是章回小说“回目”的早期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则都采用章回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大盛的时代，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这种繁荣的起点。
演义
“演义”最早是由说书人口头完成的，后来才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出现于文艺园地。说书人演说历史故事的底本，叫做“讲史话本”。“演义”是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变成了小说。
明清小说分类
按题材分类，明清小说主要可分为历史演义、神魔小说、英雄传奇、世情小说、公案侠义、讽刺谴责、话本小说、笔记小说八大类。这其中的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李雨堂的《万花楼演义》，余邵鱼、冯梦龙、蔡元放合著的《东周列国志》以及《说唐》《西汉演义》等。其中以《三国演义》影响最大，有“清朝第一才子书”之称，这一部七实三虚的著作，知名度、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三国志》。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有长篇、短篇之别。小说的特点是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历史的真实，这就需要作者将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有机结合，以历史的真人真事为骨架，进行艺术构架和再创造，以鲜活的文学艺术，为读者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发展趋势。
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种，源于宋代话本，主要讲述官府破案断狱的故事，多涉及摘奸发覆，洗冤雪恨的内容，兼有绿林豪杰及英雄侠义之事。自明代后期兴盛，出现了大量作品。
言情小说
言情小说是明清小说流派之一，又称人情小说和世情小说，源于明末，内容不涉灵怪，以家庭生活、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社会现实。言情小说多为中长篇，有《红楼梦》《金瓶梅》等一百多部作品。
章回小说
元末明初，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的人物和内容依托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史实，比讲史的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并且清楚地分了卷，每卷又分节，每节前另加目录以说明主要内容。《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从此之后，历史小说开始大量兴起，出现了《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作品。
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小说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鸯蝴蝶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黑幕小说
“黑幕小说”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消遣、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事。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对黑幕小说加以批判。
山歌
山歌是民歌的一种。中国山歌源远流长，隋唐两代在民间便有七言四句山歌，如水调、竹枝等。宋元时期，《月子弯弯照九州》这类山歌，就已经在民间流传。明代山歌有了发展，仅冯梦龙辑录的《山歌》中便收集四句式山歌208首，代表作品有《月上》《久别》等。著名的有兴国山歌、上杭山歌、宜黄山歌、瑞金山歌等。其他如山西的“山曲”，陕北的“信天游”，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内蒙古西部的“爬山歌”等，也属于山歌的范围。
“山歌”的诗体形式
山歌在诗体上多采用四句式，通称“四句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间有五句式，称“赶五句”或“五句子”。陕北、晋西北、内蒙古西部的山歌都惯用两句式。各式多为七字一句，或加衬字、衬词。有的山歌长短句兼用，形式较自由。山歌主要是独唱、对唱和互相问答的对唱或称“盘歌”。山歌一般用于抒情，有时也用以叙事。山歌主要为农、樵、船、牧等劳动者所传唱，除大量历代传承作品外，也有不少即兴之作。山歌的内容，多为青年男女歌唱劳动或爱情等社会生活，艺术风格一般刚健清新、质朴自然。
俗曲
俗曲是中国明清以来流行于城镇市民阶层，社会影响深广的民间歌曲的泛称。因时间、地点的不同，亦称为俚曲、时调、时曲、小曲、小唱、小调、杂曲等。俗曲多数由农村的民歌流传衍变而来，因此二者间有时难以划分。俗曲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城镇社会生活。由于专业艺人的加工，曲调细腻流畅，节奏规整，结构谨严，并配置有若干乐器伴奏，如琵琶、三弦、月琴、筝、四胡、坠琴、檀板、八角鼓等。有的篇幅较长，甚至近于说唱和戏曲的结构。俗曲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时期的曲子，甚至更早。
平话
平话是话本体裁之一。与诗话、词话不同，平话是只说不唱的平铺直叙的话本。另一种解释是，平即平章之平，意即品评，因而后来又写作评话。现存的中国宋元平话多为长篇，题材主要是历史故事，如《五代史平话》，还有《西游记平话》仅存佚文。明清人多写作评话，也有把短篇话本称作评话的。曲艺界今天仍把只说不唱的大书称为评话或评书。
刘三姐歌谣
壮族民间认为“歌圩”是刘三姐传歌才形成的，刘三姐是歌圩普遍形成的重要标志。刘三姐被广西民间视为“歌仙”，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刘三姐歌谣大体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创世古歌七大类，它具有以歌代言的诗性特点和鲜明的民族性，传承比较完整，歌谣种类丰富多样，传播广泛。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流传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族聚居区，其起源时间不晚于唐代。作为山区梯田生产技术及其礼仪禁忌的百科大典，哈尼族四季生产调包括引子、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五大单元的内容。引子部分强调祖先传承下来的四季生产调对哈尼族的生存所具有的意义，其余部分按季节顺序讲述梯田耕作的程序、技术要领，以及与之相应的天文历法知识、自然物候变化规律、节庆祭典知识和人生礼节规范等。四季生产调体系严整，通俗易懂，可诵可唱，语言生动活泼，贴近生产、生活，而且传承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是梯田生产技术的全面总结，也是哈尼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集大成之作。
百花齐放的民间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