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他由于对理性预期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件好事也使他遇到一点尴尬。他与妻子在1989年协议离婚，妻子理性预期他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如在1995年前获奖，分享一半奖金。他预期1995年前不会获奖，就答应了。结果理性预期大师的预期错了，为此而损失50万美元。理性预期大师的这个失误成为媒体爆炒的花边新闻，的确令卢卡斯尴尬不已。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卢卡斯这点逸事而否认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第一，科学地解释了预期的形成，使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前对预期解释缺乏科学性，从而使预期在宏观经济中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理性预期以信息为基础解释预期的形成，这就使预期成为一个可分析的概念。第二，使宏观经济学有了一个微观基础。在此之前，无论是凯恩斯主义也好，新古典综合派也好，宏观经济学都缺乏微观基础。理性预期学派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把对个人行为的解释作为宏观分析的基础。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巨大进步。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就连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观点的新凯恩斯主义也力图在微观基础之上重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第三，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理性预期学派的前提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理性预期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市场出清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完善性的假设。市场出清是指价格自发调节现实供求相等的均衡。正因为如此，理性预期也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他们的许多观点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对政策也有某些影响。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正是这两大流派平分秋色。
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甚广，已成一个体系，包括总需求—总供给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政策分析。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不变性命题。这就是说，在理性预期时，产量总处于自然率水平，即潜在GDP的水平，失业总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即使在短期中也不会背离。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中，产量与失业在其自然率时是不变的，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也无法改变，这就是不变性命题。
不变性命题有三点重要含义。第一，引起产量和失业率背离其自然率的预期失误也许不可避免，但只能是短暂或偶然的。因为长期背离意味着预期的系统失误，而这与理性预期的概念是矛盾的。第二，任何稳定经济的政策都必然失败。因为经济主体会根据理性预期形成对策抵消政策效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三，只有政府的信息比公众更多时（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时），才能使政策有效。这种情况短期中是可能的，但并不普遍，因为公众可以拥有与政府相同的信息。
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含义。假设经济处于衰退中，政府要用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政府的目的是增加总需求，从而物价水平上升，实际工资下降，企业增加生产，GDP增加，失业减少。但公众拥有政府作决策的信息，能理性地预期到扩张性政策引起的总需求增加和物价水平上升，于是他们要求提高工资作为对这种政策的对策。工资提高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企业名义成本增加（即货币成本增加），实际利润不变。因此，在采取了扩张性政策后，由于公众根据理性预期形成的对策，尽管物价水平上升，但产量水平和失业率仍没有变。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中政策有时也会起作用呢？这是因为政策随机地采取了扩张性政策，这种政策违背了正常规则，公众事先并不知道。或者说政府比公众拥有的信息多。在采用这种扩张性政策时，公众无法作预期，从而物价水平上升，实际工资下降，刺激了生产，使产量高于自然率，失业低于自然率。但这种情况只能是偶然的或暂时的。长期来看，公众不会犯系统的预期失误。卢卡斯说，你可以在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所以，这种随机政策变动只是靠欺骗公众起作用，属于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限”。长期来看，这种政策不仅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会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外部冲击之一。
由不变性命题可以看出，理性预期学派是反对国家干预的。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之下，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作理性预期，并以此为据作正确决策。这样，市场机制就可以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用随机性政策干预经济，而是取信于民，把自己决策的规律告诉公众，以便他们作理性预期。这才是经济稳定的人间正道。
卢卡斯尽管对自己何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做了错误预期，但这并不等于他的理性预期理论不对。新闻界爆炒这个花边新闻，其意也不在于否定他的理论，只不过要给这本来不平静的世界增加一点刺激，开个玩笑而已。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卢卡斯的许多理论也有不同看法、争论。但他们对理性预期在深化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都给予高度评价。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