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经济增长初期，投入的增加至关重要。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投入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的正是这一问题。
如果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近代经济学的开端，那么，他所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增长问题。斯密把增长的因素归于两个：专业化与分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口和资本增加引起的生产劳动人数增加。这就强调了投入的重要性。
当“二战”后，经济增长问题受到关注时，首先引起重视的是投入中的资本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把投资率（即积累率）达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把积累率达到12%～15%作为发展的关键。但最能体现资本积累重要性思想的还是50年代最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是英国经济学家，多马是美国经济学家，他们两人分别独立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基本思想相同，故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是要探讨经济稳定增长的途径，并说明经济中短期与长期波动的原因。
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涉及三个变量：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以及资本—产量比率（在这一模型中假设技术不变，所以这一比率就等于固定的加速数）。这三个变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这说明，当资本—产量不变时，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这就说明投资（由储蓄而来）或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这一模型还分析了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际增长率是现实中实现的增长率，是实际储蓄率与实际资本—产量比率之比。有保证的增长率是能保证投资等于储蓄的增长率，也是一种合意的增长率，它是合意的储蓄率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之比。自然增长率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能实现的增长率，是适宜的储蓄率与预期的资本—产量比率之比。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等。如果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就会引起短期波动。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一致就会引起长期波动。
这三种增长率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要使这三种增长率总保持一致很不容易。因此，哈罗德—多马模型所指出的稳定增长途径实际上是一条“刃锋”（Knife-edge）——像刀刃一样狭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刃锋”问题的。这个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资本与劳动在生产中的组合比例（用各自对产量增长率的贡献来代表），以及技术进步。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仅仅是一个外生变量，表现为增长率中资本与劳动所作贡献之外的“余量”。例如，经济增长率为3%，资本引起的增长率为1.2%，劳动引起的增长率为0.8%，余下的1%就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新古典模型没有更深入地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重点是分析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增长中的作用。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没有包括劳动，增长率仅仅取决于储蓄率。新古典模型引入了劳动，就可以通过资本与劳动比例组合的变动来实现稳定增长。这就是说，当储蓄率高、资本多，从而资本价格相对低时，可以通过多用资本、少用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方式来实现稳定的增长。反之，当储蓄率低、资本少，从而资本价格相对高时，又可以通过少用资本、多用劳动的劳动密集型方式来实现稳定的增长。这样，无论储蓄率如何变动，都可以通过资本—劳动组合比例的调节来实现稳定的增长。这就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问题。解决方法是由价格调节实现适当的资本—劳动组合比例。正因为这个模型强调了市场机制调节实现稳定增长的过程，所以称为新古典模型。
早期的经济模型强调投入（资本与劳动）在增长中的重要性与现实是一致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的增长总是从投入的增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开始的。没有资本积累和劳动增加就没有增长。投入型增长是所有经济早期增长的基本特征。早期增长理论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但经济如果总停留在投入型增长的阶段，一定会由于资源投入的客观物质限制和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进入停滞。早期增长模型也分析了这种增长的结局。要打破这种投入型增长最终的停滞，就要使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更高，使要素投入的收益递减变为收益递增。这就要依靠技术进步，要由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型增长。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技术被假定为不变的。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被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这两个模型都无法科学地说明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这个任务是由80年代之后的新增长理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