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疾病的形成常常有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一旦疾病发作起来，说明它已经攻占了健康的堡垒。疾病会让人意识到庄子所说的“此身非我有”，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暂时寄居于肉体中的一段生命，这段生命的长短就连寄居者本人也不清楚，他只是在肉体中暂住而巳。一旦身体生病，寄居在肉体中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想到死，想到死亡离“我”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疾病就是这样真切实在而不无恐惧地唤起了人的死亡意识。阎王面前无老少，谁也不知道哪一次疾病会让自己一病不起。林黛玉之所以能唱出哀婉动人的《葬花词》，正是源于她疾病缠身的经历，是疾病让她获得了深切的死亡意识。
一般来说，最初意识到死亡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主要表现为绝望，绝望于自身的生命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甚至让人产生濒临死亡的念头。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后，林黛玉发现自己咳出的“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自己早已灰了一半”。袭人给宝玉开门却被踢了一脚，吐了一口鲜血，她见了“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也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这里的“灰”就是绝望的意思。她们之所以这样想，道理很简单，就像紫鹃所说的，“身体是根本”，身体不存在了，别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基于身体疾病的绝望其实是最深刻的绝望。这种绝望如果深人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病人对疾病的态度将不再是躲避，而是靠近。当林黛玉听说贾宝玉已和别人订婚之后，她“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于是她立意自戕，“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
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
疾病就是横跨在阴阳两界间的一座桥梁，它要把人“超度”到哪里去呢？王维在《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中写道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阴界”不仅无比宽容，而且十分理想，因为那里没有患病的肉体，只有健康的游魂。
（第三节）儒道两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种阴阳文化，中医学体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阴阳文化。阴阳协调就意味着身体的健康，阴阳失调将导致疾病。在汉语里疾”指小病病”指大病，正是疾病引发的疼痛与死亡促成了中医学的诞生。
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同时，早期人类也在与自身的伤病死亡作斗争。因此，中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源头。据说，人类的始祖伏羲氏也是中国医药学与针灸学的始祖。他所处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氏：“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其中的“尝百草之滋味”就是中医学兴起的标志。
相传，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录的就是他的观点。该书记载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其中植物药有二百五十二种，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岐伯是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黄帝内经》基本上是黄帝问岐伯答，显示了岐伯高深的医学修养。因此，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岐黄之术”，其中岐伯占着首要地位。“黄”指黄帝，他被称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随着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巫和巫医，并在医疗保健中居于显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医巫分离大约开始于奴隶社会初期，大致完成于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天官》中已经没有了巫的位置，其中列有医师（最高医官）、疾医（内科医师）、疡医（外科医师）、食医（营养师）以及兽医。总体而言，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中国医药科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终奠定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基础。
中医药学主要包括中医药学技术和中医药学理论两个部分。中医药学技术是从对疾病的认识中起步的，在治疗手段上逐渐形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药物治疗，这是产生最早、运用最多的治疗方式；另一类是针灸与外科治疗，其中，针灸为中国独有。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就是针砭技术的高手。中国古代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理论都是整体哲学理论的分支，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国古代哲学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医学上也认为人是“气之聚”。“气”也叫“精气”或“精”，并分成阴阳两种。阴阳既是一对矛盾体，又是一对统一体，二者的消长变化是事物变化的动力，决定着事物特性的变化。因此，阴阳的平衡协调是中医学上健康的标志，而任何疾病都是由于阴阳失衡不调。五行指的是世界万物中最基本的物质，战国时期，子思、孟子学派与邹衍把它的内涵推演到了包括人体在内的所有人类生活领域，同时在五行的相生相克上大做文章，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出现了“五脏”、“五体”、“五志”、“五液”、“五色”、“五味”等概念。现代作家林语堂认为：“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道家的五行说一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形。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天人对应”是另一个对中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汉代以后发展为“天人合一”，其源头可追溯到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上述种种思想影响与具体的医学相结合，在战国晚期结晶为一部杰出的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全书包括《素问》与《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内容极其丰富，从基本理论到具体的生理解剖、结构、病理、病因、诊断、治疗、针灸、经络、保健等都有精辟论述，其精髓是基本理论部分。《黄帝内经》对古代医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总结性归纳，对生命和“气以及“精”、“神”）、脏腑、经络、阴阳学说以及诸病的生理机理都有精辟的阐述。该书开辟并奠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后世的中医学理论虽然有许多发展，但基本上不出此书阐述的范围。所以，《黄帝内经》被称为中医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和万世经典，古代中医学的整体框架从此正式诞生了。
在影响中国最大的两派思想中，儒家人物对身体的病痛所持的是一种命运观念。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最喜爱的是颜回，因为颜回不但好学而且贤明，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幸的是，颜回短命死了。孔子痛惜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面对死亡，孔子所持的是天命思想。弟子伯牛病重将死，孔子去探视，隔着窗子握着他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后来，子夏把它概括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八个字。儒家人物之所以在中医学方面缺乏贡献，是由他们修身治国的价值取向决定的。
相反，道家人物特别注重个人养生。这个流派对身体的关注程度是其他流派难以比拟的，尤其是在演化成道教之后，追求长生不老以及炼制丹药、修炼方术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红楼梦》中的贾敬就是“吞金服砂，烧胀而殁”的。尽管道教人物并未达到修炼成仙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葛洪就是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他在炼丹采药、隐逸求仙中度过了一生，人称“葛仙翁”。他的号是“抱朴子”，出自《老子》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葛洪的代表作《抱朴子》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内篇体现的是道家思想，涉及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以及禳邪驱病等事，其中，《金丹》、《仙药》和《黄白》是总结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书中记载了他做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中医外科至今普遍使用的“升丹”和“降丹”都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发现的药物。后来，葛洪的炼丹术传到西欧，成为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由于在炼丹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发现和创造，在后人心目中，葛洪成了一个著名科学家。
除了炼丹之外，道教人物还试图通过男女“双修”的“采阴补阳”术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房中术的主角。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房中术大师都是道家人物。但是，从宋代以后，医家人物逐渐取代了道家人物在医学方面的地位，尽管他们也谈养生，却是把养生作为医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的。从此以后，医家人物才真正成为医学发展的实际推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