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举制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毒害越来越深，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科举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著名作家蒲松龄是一个科举制的受害者。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第子员”，但从此以后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的古稀之年才成为“岁贡生”。他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司文郎》，对那些主考官们作了辛辣的讽刺。文中写了一个瞎眼和尚，他判断文章的方式是把文章烧掉，用鼻子一闻便知好坏，用他的话说就是：“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
结果他闻的那篇应该中榜的却落了第，而那篇让他恶心咳嗽的文章却上了榜。瞎眼和尚得知这个结果后，便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对科举制进行全面而深入批判的当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实在《红楼梦》中若隐若现的科举制也是曹雪芹所要批判的一个靶子，被贾宝玉否定的科举一再以不同形式浮现出来，除了他自己和黛玉之外，别人几乎无一不劝他通过科举做官。最后，这个不彻底的反封建者还是没能免俗，在经过考场之后才走上了出家之途，只给贾家人带来一个榜上的名字和一段凄婉的回忆，如同一句唐诗所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中国古代有一种家教的优良传统，并且留下了《孔子家语》、《颜氏家训》、《家范》（司马光）《袁氏世范》（袁采）和《曾国藩家书》等一大批著名典籍。家教大致是从人之初就开始的，甚至有可能伴随一个人的大半生。《颜氏家训‘教子》中就记载了胎教法：“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用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颜之推认为教子应从早做起，等孩子染上了坏习惯再惩罚就晚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做父母的应“威严而有慈”，这样才能让子女们“畏慎而生孝”。在教子方面，母亲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相夫教子”是她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因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往往大于父亲。孔子说“里仁为美”，孟母为了使孟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先是从墓地迁到了集市，然后又从集市迁到了学堂。后来，孟母择邻这个故事被编进了《三字经》。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就用芦获画地教他认字，最终培养出了一个大文豪。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被岳飞演化出“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并成为他一生恪守的精神准则。
关于中国的教育，辜鸿铭先生有过深刻论述。他认为孔子创立的儒教是中国的国教，有了它，中国人就不再需要宗教。同时，他指出：学校和家庭就是中国国教的教堂我说过，在中国国教中，学校相当于其他国家宗教里的教堂。但是更确切地说，在中国的国教里，相当于其他国家宗教的教堂是一家庭。在中国，孔子国家宗教的真正教堂是家庭，学校只是它的附属之物。有着祖先牌位的家庭，在每个村庄或城镇散布着的有祖先祠堂或庙宇的家庭，才是国教的真正教堂。”结合上述以科举为主的学校教育和以忠孝为主的家庭教育，可以看出辜先生此话不虚。
结语
在飘逝与存留之间
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资源和唯一载体，身体是有限时间中的空间存在物。它以可见的形体包孕着无形的精神，这两个层面同时产生、同时展开、最后同时消失。身体一旦产生就不可驻留，形体逐日变化，精神永远流动，直到身体最终飘离尘世的那一天为止。千秋万代过去了，每一个身体都经历过这样一番生死，结局不是油尽灯灭就是薪尽火传，或如王维笔下的芙蓉花“纷纷开且落”，或如韩娥口中的歌声“余音绕梁”。形神倶灭、随风飘逝的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芸芸众生，剩下来的是那些身为土灰而声名存留的人在空洞的符号和坚硬的墓碑中流传后世。
身体观念由具体的身体或者说具体的人来呈现，在这篇作为结语的文字里，我试图借助具有一定身体意识的诗人的作品简单勾勒出如下十类存留者的形象：焦虑者、征战者、漂泊者、贬谪者、相爱者、悼亡者、隐逸者、超脱者、爱国者和孤独者；其代表性诗人分别是阮籍、王维、杜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陶渊明、苏轼、陆游和戴叔伦。不管是尊儒或崇道，还是集儒道为一身，他们身上都折射着特定时代的身体意识。
一焦虑者：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3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7《世说新语》
造成竹林之变的原因是作为七贤之首的“嵇生夭、阮公亡”。“嵇生夭”指的是景元三年〔262年）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年仅四十岁。“嵇生夭”的后一年’即景元四年冬，“阮公亡”，阮籍也不过五十三岁。如果说嵇康是直接死于统治者的屠刀之下，那么，阮籍的生命之弦则是由于再也承受不了黑暗势力的撕扯而断裂了。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卒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5禹的儿子。在他生活的半个世纪里仅政权更迭就有七次之多。那些身为至尊、手握大权的人转眼之间就成了阶下之囚、刀下之鬼，臣民的性命更是难以自保。嘉平元年，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杀害，以致天下“名士减半”。总之，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随时都可能死亡的时代。
阮籍的一生，三十三岁以前为布衣时期，三十三岁以后是为官时期，其中从三十三岁到四十岁之间是个过渡期，因为这个时期他虽然做了尚书郎（三十三岁）和参军（三十八岁但为时都很短。从四十岁做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以后，他相继又做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其间还做过短期的散骑常侍（四十五岁〕、东平相（四十六岁）和步兵校尉五十二岁到五十三岁总之，四十岁以后是他的为官时期。
尽管阮籍跨越了从布衣到缙绅的重大转折，但其保身思想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随着自己置身于官场而更加强烈。和偏远的乡野相比，官场是权力争夺的中心，因而身在官场，保全自身的可能性更加微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在《咏怀》第三首中，他坦率地说：“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在自身都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妻子儿女就更顾不上了。为官时期的阮籍就这样整天生活在对生的焦虑和对死的畏惧里：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史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面对“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为官之途，阮籍是如何生活的呢？“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酣饮为常”是对阮籍的生活恰当而确切的写照。他的嗜酒已不是一般的生活癖好，而是一种解脱之道。除了酣饮，他的解脱之道还有出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当然是极度痛苦时的表现。即便是平常，他也有“登临山水，经日忘归”的爱好。与这种生活相对的是，他也会“闭户视书，累月不出”。山水和书本都是他的精神寄托。当然，作为一位官场人物，他毕竟无法避开官场，在这种场合他自有对策晋文公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若有必要褒贬人物，他也自有绝招：“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然而，酣饮也好，出游也好，对策也好，绝招也好，这些解脱之道只不过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为官之险、生死之忧。尤其是好友嵇康的被杀对他更是致命的一击，他和嵇康名为二人’实是一体，所以嵇康被杀之后不久，他的生命之弦也随之断裂了。
二征战者：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万物皆流，一切皆变，人也不例外。汉语中有个成语叫“判若两人”，就是针对发生巨大变化的人而言的。人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复合体，当其变化足以消解原初形象时，事实上他从肉体到心灵都已经是另一个人，而不只是判若两人的问题了。王维就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诗人。
盛唐诗歌有两大流派：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王维与孟浩然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其实王维早期是属于边塞诗派的，后来才转向了山水田园诗派，正是这种转变造成了两个王维。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一个田园诗人王维，前一个王维则很少为人知晓。
文人一般和英雄是不沾边的两种人，但是不少文人都有一种英雄情结，有一种特别想做英雄的强烈愿望。杨炯就声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热衷做诗，身世坎坷，满腹牢骚，因而身体很差，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就是这样一个人，胸中也涌动着建功封侯的愿望：“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任何长期从事某一项职业的人都不免对它产生厌倦；再加上传统的影响，所谓不朽有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且，这个被排在最后的不朽总是姗姗来迟，不如眼前的武功显赫过瘾。因而唐人诗集中总会有些涉及战事的作品。
王维的边塞诗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写边塞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与边塞相关的作品。王维不曾从军，却有出塞的经历。他写过《出塞》和《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名句即出自后一首。战争问题无比复杂，王维倾向于选取塞上风景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他那些与边塞相关的作品往往表现武将的技艺和风采，却避开了血腥的场面：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同时，王维还注意到将士的征伐和他自身所取得的回报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在《老将行》里，他写了一个“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结果却备受冷落的老将，尽管这样，当他听说战事再起时还是慷慨激昂地要“一战取功勋”。这个老将自然让人想起汉代功勋卓越而白首未封侯的飞将军李广。十九岁时的王维还写诗咏叹过抗击匈奴的汉将军李陵，对他的“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充满了同情。可以看出，王维的边塞作品不曾触及战争的残酷，他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人和人的处境，尤其是将军的高超武功以及功名失衡之类的问题。至于他对塞上风景的描绘则预示了另一个王维的诞生。
三漂泊者：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
最好的诗未必出自文人之手。我很欣赏北朝无名氏所写的这首《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该诗将流水的物象赋予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思，在无比空旷的背景上表达了一种苍茫无尽的漂泊感。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漂泊在路上。李频有一句诗百岁竟何事，一身长远游。”杜甫的一生确实是在“一身长远游”中度过的：先是漫游，后是宦游，最后是漂游。漂游像漫游一样没有目的，而时代和心境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他其实是一个在躲避战乱与养家糊口之中左支右绌的幸存者。严武死后，他只得离开位于成都的那个简陋草堂，从此再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先是想投靠早年和自己结伴漫游过的高适，刚到东蜀高适就去世了。当时正值蜀中大乱，杜甫一家就逃往江陵。船还没靠岸，江陵城里也杀了起来，只好继续在水上漂。最后他的那条破船漂到湖南终于停了下来：“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四十多年后，直到元和年间，他的遗体才被孙子归葬偃师首阳山。诗人元稹给他写了墓志，认为杜甫要比和他齐名的李白高出一筹：“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由此开李杜优劣论。
然而这些都不是杜甫当年所考虑的问题，除了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以外，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结束无尽的漂泊，和分散多年的兄弟相聚于故里：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曰萧条。
思亲怀乡对于无尽的漂泊者来说无疑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超脱于故乡的人固然可羡，执著于故乡的人尤其可敬。“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以更明晰的语言阐释了“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横亘在孤舟与故园之间的是漫长的道路、连绵的战火、悠悠的岁月，还是拳拳的乡情？“安得如鸟有羽翼，托身白云还故乡。”这是诗人的想象，更是诗人的渴望。故乡是身体出生的地方，哪一个远离故乡的身体不期盼回到孕育自己的土地呢？身体和土地的关系就像树木和土地的关系一样，所不同的仅在于树木从来不曾离开过养育自己的那一方土地。
四贬谪者：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贬谪现称流放，在人命如草的封建社会里，这是略逊于赐死而比赐死更常用的一种刑罚。古代交通不便，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土重迁的心理。以糊涂荒淫居多的君主往往把那些说给他不顺耳话或做使他不顺心事的臣子发配到远得怎么也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官吏，尤其是文人官吏最容易与它相遇，有的人甚至被一贬再贬，直至身死蛮荒，魂归故里。诗人一向被称为迁客骚人，李白就写过“哀怨起骚人”的句子，因此，在古代诗人中，平安无事过一生的情况是罕见的，被有罪流放还是无罪流放过那么一两回才是正常的。这种现象从中国第一位诗人屈原就开始了。我觉得在中国古代被流放的诗人中，柳宗元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他早年仕途极其顺利，二十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其优待柳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他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贬永州司马。被贬之后他更加刻苦，将其困厄感郁一并寓于文中，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等，读之令人悲恻不已。元和十年，再贬柳州刺史。后来经裴度请求，唐宪宗下诏召回他的时候，才知道柳宗元已经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六岁。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出自写给他弟弟的一首赠别诗《别舍弟宗一》。十二年的岁月被弃置在远离京城六于里的蛮荒之地，怎一个“骚”字了得的。和这种悲愤之情相应的是他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飑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