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剽窃。”为了使科举选官制度彻底废除，慈禧又下令：“自明年（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这样，学堂肄业代替了科举制，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经历了一千多年终于被正式废除。
第二，改兵制练士兵，举办武备学堂。在同列强的战争与镇压农民革命中，充分显露了绿营兵、八旗兵的腐败与兵制的落后，兵制不改很难振武扬威，士兵不练很难御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比以前更为积极地进行改制练兵活动。在兵制方面，清政府制定了许多营规法规，以镇为编制，镇设统制统领，统领二协；协置协统统帅；协辖二标，标有标统指挥；标下设三营，营以管带为长；营辖四队，设队官；队辖三排，排辖三班。在练兵方面，清政府不断传出令旨，号令全国认真训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成立了练兵处，负责统筹各地练兵。在地方上，责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负责本省的练兵事宜。训练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有些成果。现仅就其练操举例如下：四川的奎俊“于省城内外，将旧有营垒展拓修葺，广阔草场”，分归提督夏毓秀并委署重庆镇总兵初发祥、营务处道员黄土鳌统领各营“认真训练，名曰威远军”。广东寿荫将驻防八旗兵“挑练洋操”，训练后成效显着。“今次校阅洋操，旗兵步伐整齐，枪炮有准，训练均属得法”。在训练旧军的同时，清政府又编制了新军，以袁世凯所练北洋六镇为新军中突出代表。但由于经费紧张等多种原因，清政府并未按原定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
在改兵制练士兵的同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军队素质与指挥水平，下令停止武科举，改由设置武备学堂造就军事人才。清政府颁发了旨令之后，全国各地的武备学堂纷纷建立起来，如安徽省在邓华熙的布置下，“遵旨筹设武备学堂”，武备学堂殿在抚衙署以东。他们“参酌南北洋教法订立章程”，规定：“学生以四十人为额，报考本省外省员弁及官绅子弟肄习兵学，咨调北洋陆师学堂出力历练成材之二人分别教习。”武备学堂在设立后，用严格的制度训练学生，培养了很多人才，如吉林武备学堂“督练现逾八月之久，操法已有成效”。经延茂勋等亲加校阅后奏报：“各操尚能整齐灵便，人材均能造就”。武备学堂取代武科举显而易见是一大进步。
第三，游学西方，考查西方政治。对中国的挨打受奴役，特别是对八国联军之战败逃西安的惨痛历史反省之后，慈禧方知中国政府软弱的源泉，知道中国要想打败列强，必须“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因此，慈禧传出懿旨：“饬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省虽然派出了很多游学之人，但“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咨送者少”。慈禧针对此种状况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再传懿旨：“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考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人才，以备任使。”她还多次下命令，惩处那些不办实事的官吏，使游学西方各国的人增加了许多。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兴办商务、矿务事业。慈禧新政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兴办矿务、商务。
矿务、商务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清政府财力危机的情况下，兴办商务、矿务非常重要。因此，慈禧十分重视此事。在责令各地实力兴办商务、矿务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商部，加强对商务、矿务的督导。随后又由商部陆续制订颁发了许多有关商务的章程，使矿务、商务发展很快。如四川的商务与矿务成就突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就已奏准成立了商务局，招商开办商务，然而“因风气未开，商情不免顿阻”，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经实力兴办，方有“矿务大兴”情况的出现。仅煤矿一项，如重庆、邛州、沪州、隆昌各煤矿陆续开办。商务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如仅商务局下设的白蜡公司一家，“计两年四个月共收解银五万六千余两，较前增至十余倍”。重庆仿照西方的方法制造卷烟，“大批运销上海”，所制洋蜡“颇能合用，若更精益求精，当可抑制洋货”。全国其他地方，兴办矿务、商务有成效的事例很多。
“新政”的内容看起来很广泛，但是除了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措施具有积极意义外，其他的措施成效很小，而且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例如，清政府鼓吹奖励实业、振兴商务，其主要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而官吏贪污成风，大搜民财，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列强以帮助清政府推行“新政”为名，到处钻营，干涉各个领域，而清政府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又广聘洋人充当顾问，于是使侵略者能够控制中国的财政、军事、政治等大权。例如，清政府的财政顾问是由美国人精琦担任，日本的坂本少佐充当直隶督练公所的军事顾问。他们控制和操纵清朝的政局，而且要横加干涉地方官吏的任免。例如，光绪二十九年初，清政府任命俞廉三为山西巡抚，英、美、法三国公使及顾问都以俞廉三“顽固成性”为理由，强迫清政府由他人任职。
清政府推行的所谓“新政”，基本上没有离开维新派的主张，更多的还是走了洋务派的老路。从“新政”的本质上看，它并不是维新派主张的再现。维新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社会政治的实践。其目的是要立宪法、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清政府的“新政”一点儿也没改变封建的统治体制，专制独裁制一如既往。“新政”的推行也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由于筹办“新政”增加苛捐杂税而使人民负担大大加重。
革命初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浩劫的中国政局有所变化。随着“新政”的推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表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民族资本家集团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同时，各级新式学堂逐渐兴办起来，据统计，截止宣统二年（1910年）国内各新式学堂学生发展到1307390万人；与此相联系，能够出国留学已成为一种时尚，以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为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280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614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1242名；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2557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8000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1.2万人。这表明新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形成和壮大。从光绪二十七年起到三十一年（1901～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五年间，伴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新的时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五大趋势：
第一，五年间，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列强掠夺的爱国运动空前发展。拒俄运动、收回矿权路权运动、声援旅美华工抵制美货运动，接连不断，波及全国，先后卷入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
第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而又迅速地传播开来，新增革命报刊30余种，出版宣传鼓动革命的小册子达60余种，刊出的针砭时弊的谴责小说达数百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报刊有：《开智录》《国民报》《游学译编》《大陆》《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童子世界》《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中国日报》《广东日报》《檀山新报》（檀香山）《图南日报》（新加坡）等。这些刊物有的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有的对清廷丧权辱国，昏庸腐败进行抨击；有的呼吁学习西方，奋起自强御侮；有的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理想；有的从卢梭的《民约论》、约翰弥勒的《自由原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
中借取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这些革命报刊和所宣传的革命思想，在国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地传播，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第三，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对保皇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革命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其中着名的代表人是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章炳麟，字太炎，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曾接受改良思想，曾对维新变法大肆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主张改良的思想，鼓吹建立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得到海外华侨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对清政府的统治大加赞美，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对康有为的保皇主张进行深刻而又全面地批判，指出只有革命才能有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公理不明，民智未开，而不能进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着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人，到日本留过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对民主、革命热情地歌颂，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彻底地废除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很快风靡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朝政府非常害怕，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在监狱里倍受折磨，死于狱中。
陈天华（1875～1905年），原名显宿，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家庭贫穷，从小就喜欢中西历史，关心时事政治，“尤喜谈平等自由诸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值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激烈时刻。他痛恨清廷腐朽卖国，决心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同年，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重要着作。他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描述中国被瓜分的惨景，号召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同列强、同朝廷作斗争。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激动人心，扣人心弦，极富感染力，同邹容的《革命军》一样，被人们争相传诵，为宣传反清革命，促进武昌新军起义，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在国外继续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把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严格划分开来，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根本不同，“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弄清了是与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此外，在不断壮大的宣传队伍中十分着名的还有，杨笃生、章士钊、刘光汉、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冯自由、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陶成章、秋瑾，以及秦力山、戢元丞、张继、吴稚晖、陈去病等。革命宣传风起云涌，把更多的爱国志士推向民主革命的前沿，而革命队伍的壮大，使革命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第四，革命团体的纷纷出现。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达到高潮的一年，一年之中就涌现出12个革命团体，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及云南、贵州、广东等十二直省。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最为有影响。
华兴会是湖南民主革命者建立的革命团体。黄兴是此组织的主要发起人。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字廑午，竞武，号杞园，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省善化（今长沙）县人。早期接受封建教育，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期间，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参与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选派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此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的创办工作，并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第二年夏，他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回国组织反清革命活动。其后他以长沙明德学堂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民主革命
的组织、宣传工作。同年九月十六日，他与章士钊、彭渊恂、刘揆一、宋教仁、柳大任、谭人凤等20余人，以庆贺生日为借口，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外以集股兴矿的名义，成立华兴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各省响应推翻清廷的总战略。先后参加者有四五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黄兴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决定利用十月初十慈禧70岁生日那天，五路起事夺取长沙，占领湖南。九月十五日，消息被泄漏，起义失败，黄兴离开上海，不久再赴日本。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发起和创建了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其宗旨是联络新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以“运动军队”，扩大革命武装。该组织建立后，积极响应黄兴的长沙起事计划。同年秋，由于泄漏了在长沙起义的消息，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只好停止活动。第二年春，刘敬安等重新组织了革命团体日知会。
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由浙江志士在上海建立。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末，主要是陶成章、龚宝铨创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后，光复会又在日本东京建立分会，数百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