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雍正要了解的事情很多。有地方政事的好坏;有地方官的勤惰优劣；有上司待属员的公正与否；有军队的训练和纪律情况；有水旱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有百姓的生活和风俗等。这些内容，事无大小，均可在密折中上报。为了提高官员们递密折的积极性和胆量，雍正不强求所报的事情每一件必须属实，即使事情不太确定，只要详细注明出处、能够加以调查就行。雍正还要求地方官，不但可以汇报本地发生和听说的事情，就是风闻到的外省、京城内外的消息不论真伪都可上报。
就这样，雍正形成了一张包罗一切、不分远近、没有界限的情报网!
对地方官吏的考察审核，是雍正密折政治中另一重要内容，而指示考察的方式、内容、角度则变化多端。
当年的争立太子斗争延续到雍正初年，这使雍正对官员和百姓的动向很重视。奏折制度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官僚在职责范围以外，互相告密，互相监督，互相戒备，不敢擅自专权，对雍正更是心存畏惧。雍正可以从奏折中观察、分析臣下的思想动态、心术及隐衷，然后分别按照情况予以鼓励、开导，这样通过多方联络，上下互通情况，从而更好地控制臣下。
当李卫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在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的奏折上批道：
“最近听说李卫行为放纵张狂，操守也不大如以前好了，确实是这样吗？一点也不要顾及谁的面子，也不要有报答恩惠或报复积怨的心理，按照实际情况汇报。”
这是调查李卫的品质。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对新会黄岩镇总兵董一隆的品行优劣了解不多，叫李卫“仔细地加以观察寻访，秘密地汇报上来”。这又是叫李卫去调查他人。
雍正派大理寺卿性桂去浙江清点调查地方国库里的钱粮情况，并让他到浙江听到什么情况就上密折汇报。性桂到浙江后，马上就汇报说杭州将军鄂弥达和李卫之间有一定的隔阂。
田文镜曾密奏，李卫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当代贤良的官员，但他“管理下属官员的标准不免稍微宽松了点，整顿吏治不够，对于一个地方大员来讲是一个缺点，对皇上任用他的意图不能全面实施”。
看来，李卫虽是雍正年间的“模范督抚”，而雍正也要时时派人探听他的动向，决不轻易相信。
雍正高高在上，却能通过各方视角，不断洞察着所有方面。
考察吏治
在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广东，雍正也通过那里官员的相互监督，牢牢地控制着那里的封疆大吏的每一个行动。
广东提督王绍绪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举荐的，雍正觉得王思路敏捷，办事可靠，但好像爱搞小恩小惠，作风也有些拖泥带水，因此在给广东将军（王的上司）石礼哈的密折中朱批指示他注意观察打听，然后根据实情汇报。
石后来密奏说：王绍绪为官做事虽然稍嫌琐细，但是对皇上很忠心，而且他不贪污受贿，工作上也很勤勉。雍正还是不放心，又秘密询问两广总督孙毓珣对王绍绪的评价，还密令广东巡抚傅泰直接到基层调查王的行为。
傅泰向雍正汇报说：王绍绪品行十分端正，也不贪污受贿，只是办事不够果断，显然是性格上的懦弱造成的。这些都验证了雍正对王绍绪的第一印象。
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同时受命监视同僚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按察使楼俨。他密报王士俊有办事才能，也很勤于政事，是个称职的官员，但在他的言行中透露着一些自鸣得意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说楼俨对审案判案不十分在行，而且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精力不济，做起事来也难以周到全面。
但是，傅泰监视着众人，同样也在雍正的监控下。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就是受命反过来监视傅泰的人。王士俊向雍正报告说，傅泰心里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也根本看不出一个封疆大吏的智慧来，偶尔发一番议论，也没有任何出色之处。近来还听说，广东海关有5个文书职员，这五个人都被傅泰各勒索了三百两银子，才得了这个职位。所以傅泰的人品，十分值得怀疑。雍正看了王士俊的密报，觉得很有道理，就严厉地申斥了傅泰，并把他降级调回京城任职。
在现在的清宫密折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雍正对官员的考察，精细到了何种程度!
雍正曾要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文武官员的“声名”。任于七年（1729年）六月上奏：
四川学政宋在诗“公正而且廉明，有很好的声名”。
川东道陆赐书“办事谨慎小心，还过得去”。
永宁道刘嵩龄“是个明白人，就是身体太弱”。
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一般”。
漳腊营游击张朝良“为官清廉，很熟悉行军打仗的事务，就是没文化”。
就连下属小官们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都反映上去，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份十分细致的人才档案了!
雍正看完，给这五个人分别做了如下评价：
“小心以自保，只是具有点小才能。”
“办事老练，没有什么出色的才气。”
“看他的外表很精干，在引见他时不像有病，怎么能这样呢？”
“原来就是很平常的人，而且有莽撞、好生事的缺点。”
“这个人的好坏，以前不知道。”
由此可以看出，从大小官员的政绩到品质，事无巨细，雍正都十分关注，而且对很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这是从古到今所罕见的。
关于地方上的士绅百姓的情况如何，雍正也十分关心，他希望从奏折中得到一些真实情况。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折苏州春雨调和，油菜、小麦长势良好，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雍正批道：“看到这些风调雨顺的情况我深感宽心，凡是这样的奏报，一定要一件一件如实禀报，不要有一点隐瞒伪装。苏州地处交通要道，是四方交通汇集的地方，在那里来往的官员和来往的商人，如果碰到有关系的事，也要留心察访明白，用密折汇报给朕。”
一折之中，既要求官员注意天气、农业，又要求官员注意民情。同年，雍正在广西学政卫昌绩的奏折上批示：“你在地方上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为什么不顺便上奏给朕听呢？”
卫昌绩随即应诏上奏说粤西民风凶恶，土豪劣绅很多!卫昌绩还列举民谣“官如河水流，绅衿石头在”，指出当地人民怕官员，更怕这些土豪劣绅!
凭着对这些密折的细致批阅，雍正对各地方的民风习俗、生产生活和吏治情况有了非常及时、准确的把握。
曾静、吕留良案
拦路投书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收到一封信。
岳钟琪让随从把信拿到车里。他把信接过来一看封皮，见上面把自己叫作“天吏元帅”，就感觉到气味有些不对头，他立即命令手下把送书的人交给巡捕看押起来，自己急忙又赶回衙门，把信拆开仔细观看。把信细细读完，岳钟琪不禁大惊失色，浑身直冒冷汗。
这封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臣服于当局，不承认清帝的统治，那么，这信的内容可想而知!
从后来雍正皇帝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和有关上谕中可看到一些片断。信的第一方面内容，即指出雍正“失德”，是个暴君!
信中指出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这就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
谋父当然指的是康熙被雍正毒死的传说，信中认为新皇帝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作对，故意过不去”；逼母是指仁奉皇太后之死是受新皇帝逼迫而自杀；弑兄是指因被囚的允礽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雍正蓄谋杀害；屠弟是指允禩、允禟的被杀一事；淫色是传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做老婆”；诛忠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酗酒，则是社会上传说皇帝喜欢喝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不分白天黑夜地饮酒寻欢作乐，不理政事；贪财的内容更多，如说雍正派人把从四川买来的米，运到江南苏州去卖以赚钱。
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继位及在最初五六年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进行攻击的观点的总归纳，把雍正描绘成谋朝篡位的伪皇帝、不讲人伦的败类，凶恶残忍，不行仁政。如果所说属实，那雍正当然是暴君。
这封信的第二方面内容是主张“汉族与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更重要”，反对满族统治汉族。
按照封建伦常，臣民对君主应该绝对效忠顺从。但是，如果依照一部分汉族人的“夷夏之大防”的思想，对非本族的皇帝进行的统治又要坚决反抗。
信里反对清朝入关统治中国，认为它的统治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他认为区分汉民族与异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要重要的多。
那位夏靓，也就是曾静，曾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作了说明，说“管仲抛弃了自己的主人（国君）去为仇人办事，为什么孔子不但宽恕了他，还称赞他这是仁义的行为呢？就是因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的区分比君臣的伦理纲常还要重要，这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义’，因此孔圣人称赞管仲的功绩”。因此曾静认为对于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应当被赶走杀掉。
“满族侵占中国，属于圣人所讲的必须讨伐而不能宽恕的事情之列，只有杀掉他们才能罢休，只能砍死他们才能罢休。”这就是要挑起民族战争的血雨腥风了。
信中第三方面内容说道：雍正统治以来，“冬夏季节改变了次序，粮食也减少了收成”，旱灾和水灾都很多，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江苏、湖北、四川、广东更是不时传来旱灾、水灾的消息，山体崩塌，河水枯竭，天昏地暗，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老百姓已无法生活下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举旗一呼就可以决定局面”，反清的时机成熟了!
看到这样一封信，使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且权高位重的岳钟琪惊恐万分。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开始时通过捐钱的形式被任命为同知，后来改任武官，被任命为四川永宁协副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准噶尔部侵犯西藏，岳钟琪跟随都统法喇率军队进攻打箭炉，平定了里塘、巴塘等地。第二年攻打拉萨，打败了策凌敦多布的部队，平定了西藏，岳钟琪因此被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年），出兵征服青海的时候。岳钟琪率领6000人平定了上、下寺东策卜的各个部落，围剿平定了呈库、活尔贾等两个部落。雍正二年（1724年）被封为奋威将军，率领军队进攻叛乱的罗卜藏丹津，仅15天，就杀了38万多人，被封为三等公，任命为甘肃提督。第二年，担任了川陕总督。
川陕总督是个权高位重的职位，因为这里位置险要，向南控制云贵湖，向北影响着冀豫京，是清王朝西北边最后一道屏障，同时也是联络藏疆陇青等地的咽喉之地。
岳钟琪之所以被推向川陕总督的高位，除了岳本人已经做了多年的封疆大吏，文武全才，屡建奇功，不加入科甲朋党一流以外，还有很大的戏剧性。那就是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的势力已经恶性膨胀到足以威胁皇权的地步。于是他采取果断措施，将年羹尧及其亲信一举铲除，而把这个位子让岳钟琪来接。
伴君如伴虎，岳钟琪深知他必须对雍正无限忠诚，小心翼翼为清廷卖命，才能保住这来之不易的高官厚禄，他的前任年羹尧就是前车之鉴。
那么，民间的反清力量又为什么会把岳钟琪定为目标，要请他出马当反满的领头人呢？这是因为川陕总督手里握有重兵，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担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也就成了当时受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认为他是汉族人，所以不能予以很深的信任，甚至有人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要为汉族人报仇，反对清朝对汉族人的统治。
民间也流传着岳钟琪与清朝廷关系不和谐的传说，认为他作为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会反对清朝皇帝的残酷统治。曾静给他写信就是出于相信了这种传言。
被民间误当作一面反清旗帜，已成为岳钟琪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所以，这封策反信令岳钟琪大怒不已，他决心亲自来审问上书人张熙。
诱出真相
在岳钟琪严刑逼供下，张熙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也不肯说出实情，只称现在他们的势力遍布六省，只要听到一个命令，大家就会闻风而动，起来响应，推翻清廷。这番话听得岳钟琪浑身冒冷汗，他更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擅自做主可以处置的。
万般无奈下的岳钟琪，上了道密折，请求把这个上书人押往北京，让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
也许是要考验岳钟琪是否对清廷忠心不二，也许是要通过让岳钟琪处理这件案子公开摆明自身的立场，雍正作出批示，要岳钟琪亲自审定此案。
雍正指示岳钟琪：不要直接重刑逼问他来自何方，“应该采取各种方法慢慢地诱导他说出来”。一定要彻底把这件事搞清楚。
岳钟琪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硕色三人商量了一番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九月二十日，岳钟琪偷偷将张熙放了出来，并夸奖他是条硬汉子，拿来好酒好肉，把他当作上宾一样招待。
岳说自己早有反意啦，只不过暗中监视自己的人很多，处境也十分危险，不得已才对他用了刑，目的是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的。
岳钟琪痛哭流涕地把自己的诚意表白了一番之后，又与张对天“盟誓”。并表示要迎聘他的老师，共举义旗，推翻清室，光复汉族人的江山。
张熙相信了岳钟琪做戏表演的这一切，完全解除了戒备之心。他激动地把老师的姓名、住所，以及平常交往、志趣相投的人，全部不剩地告诉了岳钟琪。
秘密一说出，岳钟琪立刻露出朝廷大员的真实面目来，把他重新押回牢中，把案情上报雍正邀功请赏。
雍正帝也为岳钟琪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做法很感动。他称赞岳钟琪是“朕股肱心膂之大臣”“爱卿的这一片忠心，上天和祖宗都能明白的”。
事情就这样被弄明白了。
送信的人叫张熙，字敬卿。指使他的老师“夏靓”即曾静，是湖南永兴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当时年近50岁，被人称作“蒲潭先生”。其人不过是个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的乡村老读书人，家境贫寒，平时以授徒勉强糊口。
张熙25岁就跟着曾静读书，因为住在偏僻的乡村，没有什么书供他读，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叫他到外面去购买书籍。当时，理学大儒吕留良评选的20余种八股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