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意欲罪言官。御史仲永檀参奏鄂善收取俞长庚贿银一案，“朕初以为必无此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欲加其罪，但又因事未查明，难治仲之罪，故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审。第二，鄂善受贿是实。怡亲王弘晓等7位军国重臣屡经研讯，鄂善的家人及其侍从全都承认此事属实，鄂善收了俞长庚送纳的贿银。帝又特召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同鄂善进见，经过当面讯问。鄂善初犹抵饰。帝谕告其人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如果没有这种事当然最好了，如果有，也不妨如实告知，将谕诸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的责任全都归到家人身上。第三，令其自尽，鄂善翻供。鄂善已经自认，“毫无疑窦”，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如果对他宽大放纵，则无以令其他官员信服，也无法治理好国家。乾隆因垂泪谕告鄂善：“尔罪按律应绞，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令其自行处置。又恐如此处理过于苛刻，命和亲王等四人会同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等再加详议。王大臣等奏称：鄂善“婪赃负国，法所不容，人心共愤”，蒙恩令其自尽，并不过分。鄂善得知将被赐死后，马上推翻前面的供词，妄称系因顾全皇上的体面，皇上曾屡次降旨担保满尚书的操守，今已被劾，“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实未收纳赃银。其四，斥其欺罔，交部严审。乾隆帝见鄂善改口，非常恼怒，斥其“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原本欲待其诚心悔过，恳切哀求，或可免其一死，监候待决，今因其欺罔之罪，法当立斩，将鄂善拿解刑部，命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严审。
此谕虽说最后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次进行审理，但圣谕意思十分清楚，乾隆帝定了鄂善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但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想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罢了，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呢？
乾隆帝又失算了一次，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感到非常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婪赃受贿，供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然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大罪不论，实系“错谬已极”,“着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人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
乾隆帝以上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污受贿案，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他下定决心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扫除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的恶习，不管是乾隆“所倚用之大臣”、手握兵权的从一品满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援引此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都有极大的好处，为后来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征金川
土司相争
乾隆时期，聚居在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两支流沿岸的藏族群众有数万人。其中大金川地区纵约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足万人。大小金川地处青藏高原，崇山峻岭，峡谷幽深，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交通极不便利，沿河地方以竹索为桥，皮船作渡。藏族群众垒石为房，号“住碉”，布于半山腰或山顶。
大小金川土司都是明金川寺演化禅师的后代。顺治七年（1650年），清朝授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康熙五年（1666年），大金川头人嘉勒巴归顺清朝，清授予演化禅师印，各司其事。雍正元年（1723年），嘉勒巴庶孙莎罗奔以土舍将兵跟随将军岳钟琪入藏平叛有功，清正式授予大金川安抚司印。从此，大小金川土司分立，小金川土司势力削弱。莎罗奔并非人名，据当时本地人说：“莎罗奔、扎勒达克皆非人名。他们称出家为莎罗奔，掌管印信为扎勒达克。”又说“莎罗奔为诸酋之长”。由此可见，莎罗奔是土司头人的称号。雍正末至乾隆初，任大金川莎罗奔的，名曰色勒奔。
与大小金川接壤的，有杂谷、瓦寺、沃日、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巴旺、绰斯甲布等土司。这些地方阴寒湿冷，只有青稞、荞麦等物产，藏族群众生活艰苦。为了争夺土地与权力，各土司之间常互相攻杀。清朝作为中央政府，负有维护地方稳定的职责。
乾隆在鄂弥达奏疏上批道：“卿其相机料理。总之，待此等人，必使之畏天朝兵威，但不可仅以兵威压服，须修德以化之也。”这道谕批，虽然反映了乾隆对藏族群众的歧视，但他并不是把维护地方安定，单方面寄托在“兵威”之上，而是希望以“修德”化之，即要求以较温和的手段，从政治上感召藏族群众。这不失为明智的政策。
乾隆七年（1742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第二年十一月，清朝任命色勒奔细袭职，这位新任莎罗奔野心勃勃，为控制小金川，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格非常懦弱，遇事完全由妻子拿主意。阿扣私通泽旺弟土舍良尔吉。乾隆十年（1745年），莎罗奔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小金川的政权落到了良尔吉的手中。
此时，清政府对川西瞻对的战争刚刚结束，正需喘一口气，对大小金川的矛盾与斗争，川陕总督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都无意派兵介入，仅檄谕和息。庆复甚至向乾隆上奏：“因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伊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建议采取“以番御番之法”，不派兵加以干预。乾隆十分赞成他的意见，批道：“瞻对甫完功，佳兵不祥，卿所见极是。”
莎罗奔虽迫于清廷压力，释放泽旺，并交还土司印信，但他扩张野心不死。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月，他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的正地寨，二月又发兵攻打明正土司的鲁密、章谷，藏族群众纷纷躲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抗失败，退保吕里。这时，乾隆仍未考虑出兵。至三月，当乾隆得知大金川攻占鲁密、章谷，李进廷退保吕里的消息，就一反过去不发兵的立场。三月二十一日，他连降二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调庆复回京，任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第二道谕旨宣布派兵进剿大金川。
乾隆把大金川土司的扩张侵扰行为，与瞻对首领班滚潜逃联系在一起。
三月十九日，乾隆又接到奏报，说莎罗奔纠集手下，攻围霍耳、章谷，杀千总向朝选，进攻到了打箭炉附近的毛牛地方，伤清军游击罗于朝。乾隆再也沉不住气了，降谕张广泗即速赴川，与庆复、纪山“一同商酌进兵，迅速剿灭”。
乾隆引以为傲、自夸于世的“十大武功”中第一功——金川之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初战受挫
乾隆对张广泗在贵州处理苗疆事务所获的成功，一直非常赞赏：“西南保障，实卿堪当。”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下旬，奉命入川的张广泗，确实精神抖擞，指望自己能够再立战功，凯旋而归。他随即向乾隆报告，现有汉、土官兵2万余，但土兵心思不齐，非逡巡观望，即逃匿潜藏；而官兵惮弱，攻守难以支持，请于近省再调兵2000名。乾隆同意。张广泗入川之初，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他收复了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土司泽旺更是急忙倒戈投降。张广泗自以为稳操胜券，乾隆也认为战争可以很快取得胜利。他说，“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冲，未有不以师劳重费为戒者”。要求张广泗“指期克捷”。但不论张广泗还是乾隆，对战局的估计都严重脱离了实际，表现过于乐观。
大金川最主要据点有两个：一是勒乌围，又叫勒歪，由莎罗奔亲自把守；另一是刮耳崖，由莎罗奔侄儿郎卡父子把守。这两个据点都在大金川河以东，相距一百二十余里。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分兵两路。其中西路军又作四小路：第一路由松潘总兵宋宗璋率领土汉官兵4500名，从党坝攻打勒歪；第二路由参将郎建业等率土官兵3500名，从曾头沟、卡里攻勒歪；第三路由威茂协副将马良柱率领汉土官兵3500名，从僧格宗进攻刮耳崖；第四路由参将买国良、游击高得禄率兵3000名，从党坝进攻刮耳崖。南路军由建昌镇总兵许应虎统率，分为三小路：参将蔡允甫率众由革布什咱进攻正地、古交，然后与西路宋宗璋、郎建业碰头，夹攻勒乌围；泰宁协副将张兴、游击陈礼率部由巴底、娘尽前进，与西路军马良柱、买国良会合攻打刮耳崖。另一路派游击罗于朝，会同土司汪结率领由绰斯甲布进发，攻取河西各寨。西南二路七军人数总共约3万余名。张广泗自己也从杂谷闹移驻小金川美诺寨调度指挥。七月末，西路军打到距刮耳崖仅二十里地；南路军得大金川守卡三处，金川兵退守独松碉寨。到八月，面对大金川构筑的战碉，清军无计可施了。
此外，据四川巡抚纪山报告，进入九月份，大金川地方已是“冰雪严凝”。乾隆考虑到官兵难以取胜，又传谕张广泗，要他酌情行事，暂且将军队转移到向阳平坦的地方，稍作休息调整，待到春天，天气暖和时再战。但是，张广泗建功心切。他重新制定作战方案，向乾隆报告：“查有昔岭山梁可以俯瞰勒乌围，直下刮耳崖。拟于九月中亲往督率指示进攻，务于九月和十月内进取贼巢。”那时，莎罗奔及其兄就吉日父子面对着强大的清军阵容，心里无底，于是多次派人请降，都被张广泗拒绝。乾隆得悉张广泗新的作战方案和莎罗奔求和消息，态度也重新变得强硬起来，下谕说：“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着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
这时，前方形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九月初九，本已接受安抚的土目恩错复叛，带领大金川兵抢占游击陈礼驻兵所在地马邦山梁，阻断清兵粮道。十一月底，大金川兵围攻副将张兴营盘。十二月十八日，张兴所部粮尽，被大金川兵诱至右山梁沟底。包括张兴、陈礼在内五六百名官兵全部被杀。张兴部队溃败之后，驻河东及其山梁的郎建业失去犄角之势。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大金川兵又攻占江岸噶固碉卡，七日再夺取郎建业所立的卡伦七处，第二天杀游击孟臣。二十日，面对大金川兵的穷追猛打，参将郎建业率部众退至巴底，而总兵马良柱所部也撤退至纳贝山下喇布碉内居住。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这次军事失利，张广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大金川兵攻打马邦时，马良柱等请张广泗调兵支援，皆被张广泗斥之为悖谬。自十二月初七至十三日，张兴部队绝粮七日，以饥饿困疲之卒，迎击强悍之敌，当然不可能有取胜之机。可是，事后张广泗向乾隆报告中，全部委过于张兴“昏懦无能”，仅假惺惺承担所谓“不能早为觉察”之罪，请求乾隆将他“勅部严加议处”。与此同时，他又要求增兵一万名，增炮100位，增饷100万两，并向乾隆保证将在夏秋之间结束战争。
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乾隆帝对张广泗还没有全部失去信心，但对他的指挥战争的才能已有所怀疑，一方面批准张广泗增兵添炮拨饷的要求，同时又说：“为此大兵云集，各部进剿头绪繁多，虽张广泗才猷素着，而独力支持恐难。”他开始考虑如何加强前方的指挥力量。
起用岳钟琪
此时，兵部尚书班第正奉命筹运粮食，查勘进入川西的粮道。二月，班第根据所了解情况，密奏乾隆：“张广泗自去年冬天失事后，非常愤懑，亟图进攻。他对敌情不太熟悉，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班第认为增兵不如选将，建议乾隆起用历任四川提督的岳钟琪。但是，岳钟琪在征噶尔丹策凌时，就是因为张广泗等人的弹劾被捕下狱，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才被释放，他与张广泗有宿怨。乾隆对此颇有顾虑，在批复班第奏疏中说：“此见亦可，但不知张广泗与彼和否？若二人不和，又于事无益。”尽管如此，乾隆仍然倾向于起用岳钟琪。
张广泗不想任用岳钟琪，但又不敢违抗圣旨，因此在复疏中对岳钟琪极尽贬低，反对任命岳钟琪为大将军，仅同意用以提督。
乾隆不得不顾及张广泗的态度，而且乾隆并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才能，因此降旨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此外，还降谕班第，暂停查勘粮道，留驻军中佐助张广泗。乾隆要班第留军协助张广泗，是基于更深远的考虑。原来，他曾计划平定金川后，将金川划归西藏王子朱尔默特那木札勒管辖。班第在雍正年间曾办理过西藏事务，对西藏了如指掌。
可是，班第自量无论识见与物望都难以影响张广泗。因此他又建议遣一员“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的重臣赴军前料理。乾隆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领班首席军机大臣果毅公讷亲为经略，前往川西指挥战事。岳钟琪在雍正年间进攻西藏时，曾指挥过金川兵，在金川有很高的威信。乾隆起用岳钟琪是正确的，但任讷亲为经略，却是重大失误。
讷亲，姓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祖父遏必隆是康熙四辅臣之一。雍正五年（1727年），讷亲沿袭公爵之位，当年十一月入军机处，雍正十三年（1735年）授镶白旗都统，很快晋升为一等公。乾隆元年（1736年），迁镶黄旗都统。第二年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乾隆三年（1738年）迁吏部尚书，乾隆四年（1739年）加太子太保。乾隆九年（1744年），衔命巡视河南、江南、山东各省营伍，并负责勘察海塘、河工，乾隆十一年（1746年）授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去世后，任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在官场上声誉较好，作为行政长官十分称职。乾隆也正是看中讷亲这些长处，才委之以经略重任的。乾隆认为，“惟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转而归向，上下一心，从前被玩之习，可以改观，成克期进攻之效”。此时此刻，乾隆把平定金川的希望寄托在讷亲身上。可惜乾隆打错了算盘。作为文官，讷亲缺乏指挥战争的军事经验，又因为勋戚后裔自年少即登高位，不免有些骄纵，而且还有些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