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讷亲到成都，次日出发赴川西，六月初三到达张广泗驻扎的小金川美诺地方。讷亲到达的第二天，张广泗就离开美诺前往卡撒。二人并未共同探讨御敌对策。史称讷亲“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看来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初六，讷亲也赶到卡撒美沟军营。初九，他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山势之后，就决定集中万余兵力从色尔力山梁进攻，“限二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这种军事上的急躁行为，乃战争之大忌。六月十四日，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腊岭。买国良率众上岭抵木城左右，金川兵一齐出击，城内矢石如雨，枪炮交加，买国良阵亡。第二天，任举、唐开中攻石城东面，哈攀龙攻南面。十六日，任举遇伏兵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战斗失利，讷亲的傲气也跑掉了。他立刻改攻碉为筑碉，要效仿敌方的方法，以碉逼碉：“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验，兼示以筑室反耕之意。”
乾隆接到讷亲奏报，马上意识到此策不妥，批谕中仔细分析了筑碉之策不宜，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违反了攻守异用原则。“彼之筑碉以为自守也，我自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第二，兵力财力不允许。“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虑”。第三，后患无穷。“且将来大金川扑灭之后，此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灾于国，予治于番部矣。”最后，乾隆还加上一句“昨批此折，即以为不妥。今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对讷亲以碉逼碉的方法，张广泗不置可否。乾隆在批谕中指出：“可见彼有推诿之意，尤添朕忧，讷亲不可不知也。”
讷亲在筑碉战术被否定之后，一筹莫展。从此，他不敢自出一令，临战则避于帐房之中，遥为指示。如此主帅，自然遭人耻笑，军威日损。尚书班第、内大臣傅尔丹、提督岳钟琪都是“未发一谋，未出一策”。御史王显绪提出“以番制番”之策。乾隆便说王显绪父子熟悉金川情形，便着令王显绪向其父亲王柔征求破敌之计。王柔竟到军营向讷亲建议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以击贼碉。这荒谬透顶的计策，反映清朝上下对金川战碉无计可施。
闰七月，乾隆接到讷亲、张广泗奏疏，二人分歧甚大。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定更加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不难扫穴。”
讷亲以为：“我兵果能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贼巢食用果否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无可乘之机。至冬寒春冷，恐益不扬。冬间似应减撤久役兵丁，令留驻官兵时用炮击碉卡，俟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最迟亦不逾秋令。”
两位主帅对敌情的估计不一，所以对战略选择和战争进程的看法也都不同。更令人诧异的是讷亲提出上述增兵建议后，旋即又在另一奏疏中否定了自己的方案。
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可见阵脚已乱，心无对策。在奏疏中，讷亲还状告张广泗，说他回护贵州籍将领，“好恶不公”，而且兵虽4万，分路太多，势单力薄。闰七月下旬，讷亲、张广泗为摆脱窘境，迎合皇上，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二十三日，进攻康八达。二十七日因卡撒屡攻不下，改攻喇底二道山梁。清兵分左右二路进兵，右路军到达沟口，数十名金川兵从山梁上呐喊压下，三千余清兵四散逃窜，拥挤逃命之中，损伤了不少兵力。八月十七日，清军失败的战报到北京，乾隆批道：“即不能以一当十，亦何至三千之众，不能敌贼数十人，而至闻声远遁，自相蹂躏，此事实出情理之外，闻之骇听。”他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了。九月初十，谕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面议机宜，川陕总督印由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见机而行。继而，又命令尚书班第即赴军营同办军务。
九月十九日，乾隆又接到讷亲、张广泗报告，说八月二十四日大金川兵二三十人夜袭杂谷营卡，趁土汉官兵夜晚歇息之时，偷袭营垒，杀伤兵士，夺去炮位。乾隆阅后气愤地指出：
“则其平日毫无纪律，视同儿戏可知。大金川自用事以来，大约失之严者少，失之懈弛者多，总由军纪不明，以致无一人合宜，殊非朕本意所及料也。”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以来，金川用兵时间长达两年有余，花费了近2000万两白银，却连一个小小的土司都对付不了，乾隆勃然大怒。他决定处罚讷亲、张广泗。九月二十九日，乾隆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罪名将张广泗革职，拿交刑部审理，令侍卫富成押解至京。十二月初七，乾隆亲赴瀛台召见了张广泗。五天后，以“狡诈欺妄，有心误国，情恶重大”，立斩张广泗。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下令将讷亲缚赴军营，以乃祖遏必隆之刀斩首于军前。
傅恒到任
罢撤讷亲、张广泗之后，乾隆将平定金川的重任交给傅恒。
这一天，乾隆帝令傅恒暂时掌管川陕总督印，前赴军营办事。第二天，授经略，命其统领一切军务。十月初六，傅恒又从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初九定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乃祖米思翰在康熙时曾任户部尚书，平定三藩之乱有功。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的妻子孝贤皇后。傅恒作为皇帝妻舅，一直备受宠信。
乾隆十年（1745年）被授命军机处行走，两年后授户部尚书。傅恒受命任经略金川军务时，还是一位不满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
为了配合傅恒出征，乾隆决定同意增兵添炮拨饷，以增强军事力量。他降谕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西安、四川以及京师、东北增派3.5万满汉官兵，加上原有之兵共计6万人。除了在金川军营铸造重二千余斤的铜炮多位之外，乾隆还命人从京师运去威力较大的冲天炮、九节炮、威远炮等。十月，乾隆命令从广储司运银10万两给傅恒带往军营犒赏官兵外，又从户部库银和各省拨银四百万两以供军需。乾隆还降旨整修从京师至成都的48处驿站，以及从成都至军营的马步二十四塘，以保证交通顺畅，利于迅速运兵和传递军情。
十月初九，乾隆给前方将士颁下谕旨，指出“金川用兵将近二载，尚未成功”，原因是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毫无谋略，不身亲督阵，畏缩不前，且号令不明，赏罚不当”。
两年以来，士卒重罹锋镝饥寒之苦，兵不用命虽为法律所不容许，但“咎归主帅。现经略大学士傅恒赍往内帑银两，分别赏予汉土军士，以示投醪实惠，鼓励士心，务令踊跃向前，锐师攻入，迅奏肤功”。乾隆颁这道旨令，目的在于重振士兵锐气，增强前方战斗信心。
十月初十，乾隆接到岳钟琪有关战况的奏报，说九月十二日他指挥清兵巧克康八达山寨，击毁大战碉2座，小战碉3座，平房40间，木石卡各10座，石洞2座，焚粮仓12座。十四日，又攻取石洞1座。十八日夜再度攻克葛布基大碉8间，小平房6间，木城1座，石卡4处，砍破大皮船4只，前后杀敌甚众。乾隆大为振奋，说“岳钟琪调度得宜，是以有此克获”，希望他乘胜进剿，并说如果能在经略到达之前，“自行出力奏捷”“岂不更于颜面有光耶!”
十一月初二，乾隆在重华宫赐宴傅恒。初三，傅恒出师。乾隆亲自到堂子举行祭告礼，在堂子大门处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后，又来到东长安门处幄次，亲赐傅恒酒，命傅恒在御幄前上马。皇子及大学士来保送傅恒至良乡。傅恒受此殊荣，心中十分感激，在途中即上疏抒怀，“此番必须成功。若不能殄灭贼人，臣实无颜以见众人”。他快马扬鞭，日夜兼程，有时日行达三百多里，“带星就道，薄暮尚未解鞍”。从成都到达军营，途经天赦山，道路险峻，且又遭遇冰雪，路面极其光滑难行，有十数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下骑与官兵一齐步行七十里。十二月十八日，到达金川军营。
傅恒入川后，下令诛杀良尔吉、阿扣和王秋，终于消除了隐患。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到达卡撒军营，视察地形，并立刻向乾隆上报放弃战碉不理而专门攻打贼巢的作战方略。
此作战方案，具体来讲，即从卡撒出发，避开战碉，深捣刮耳崖。乾隆不同意这一作战方案，谕旨说：“卡撒一路，尤属险要……不如由党坝一路，避奇险之坚碉，乘可用之兵力，尚可连获胜阵，歼丑执馘，以为纳降奏凯之地。”
乾隆的态度很明显是受岳钟琪影响。岳钟琪曾向乾隆状告张广泗选定刮耳崖为进攻对象的决策错误。他担心傅恒重蹈张广泗覆辙。更主要的是，当傅恒到达川西军营之时，正是乾隆考虑对金川的战略进行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乾隆已认识到金川战事的艰难程度。乾隆于十二月十七日，接前任四川布政使高越报告，现有驻军营官兵夫役，每月需米21000万余石，今添满汉官兵，加上运夫等，每月约添2万石，累计从现在起至明年五月止需米25万石，加上其他一切费用，约需要银800余万两。乾隆看了高越奏折后清醒地估计到，战争给四川省造成“物力虚耗”的现实情况，否则高越是不敢全部如实奏报的。他从成都米价昂贵，联想到了其时江南各地粮价上涨和此起彼伏的抢米风潮。为了金川小小的蛮荒之地，耗费如此庞大物力与人力，又影响了国家稳定，而战争胜利希望却是那样难以预料。乾隆对打这场战争深感悔意。接到高越奏折的当天，他就说：“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目下既已有为山九仞之势，则一篑之势难于中止。”十八日又说：“金川小丑，最初不曾料到糜费如此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二十二日，在下令杀讷亲的同时，说“假如命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今朕于此事颇为追悔。但事已至此，无中止之势。即此而论，讷亲、张广泗误国之罪可胜诛耶”!二十三日，当他阅到傅恒奏折中说“此番必其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等语”之后，“辗转反侧，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帝王此时已感到心力交瘁，无可奈何了。因此，他对自己内弟立意要建功成名的勃勃雄心，以皇太后名义加以劝导：“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专供一己成名之理。”
受降班师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初一，乾隆降旨：“今朕已洞悉形势，决定收局。”接着，又连续降谕，要求傅恒在四月底五月初班师还朝，并说：“或得一二阵连胜，俾贼酋穷蹙乞命，即可因势纳降。”为了促使傅恒回师，正月十五日，因傅恒的姐姐孝贤皇后丧服将次“小祥”，即第二年的这一天，乾隆又借皇太后的名义，以大学士理当奔赴行礼为由，令傅恒于二月上旬起程返京。乾隆还在谕旨中说：“朕于今年正月初三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十六日，乾隆还非常诚恳地对傅恒降谕说：“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经略大学士当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为劝导傅恒班师回京，乾隆可谓费尽心思。十八日，他正式下令，召傅恒班师还朝，“其纳降善后事宜交四川总督策楞办理”。
此时，大金川在清军围困之下，坚持了一年又八个月，已到弹尽粮绝、兵力困乏的困境，无力把战争持续下去。莎罗奔屡次在战场上请降。正月十二日，他又遣人到军营具禀求降。十五日，再次派人来军营恳切请降。傅恒却执意要莎罗奔和郎卡叔侄“亲缚赴辕”，实际上企图趁这二人求降之时，将其逮捕，“还朝献俘”。乾隆坚决反对傅恒的这一意图，他要傅恒“不若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如果“必加诛戮，岂朕覆载包容之量所能忍出耶”!
傅恒是很不情愿撤兵的，多次上疏要求延期还朝。但是，皇帝不断催促，圣命不可违抗。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意莎罗奔乞降。正月二十日，莎罗奔遣人呈献求降甘结六款：永不侵扰诸番；供役比各司勤勉；尽还所谅诸番土地；擒献以往“误犯天兵”元凶；送还以前侵夺的人民马匹；照数献出枪炮军器。可是，傅恒以“元凶未经面缚”为理由，拒绝受降。莎罗奔通过绰斯甲布土司，求岳钟琪出面代为求情，傅恒表示同意。经傅恒批准，岳钟琪带随从四五十人进勒乌围。莎罗奔迎接态度非常恭顺。夜里，岳钟琪解衣酣寝，莎罗奔完全放心了。第二天，岳钟琪至经堂，要莎罗奔、郎卡于佛前礼誓。岳钟琪向莎罗奔保证将情况全部禀告傅恒。二月初五，莎罗奔、郎卡于寨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头目多人，焚香顶戴鼓乐来到傅恒军营投降。傅恒宣布皇帝圣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感激欢欣，永誓不再违犯，并呈献佛一尊，银万两。傅恒纳佛却银，受降成功。这一天，远近土司观者如堵，人们以息战和平而欢呼雀跃，衷心庆贺。
乾隆自诩为“十大武功”的第一武功金川之役，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收兵结束了。战争虽然以大金川投降告终，而清军在战场上并未真正取胜。但是，好大喜功的乾隆却御制平定金川文勒石太学。他甚至进行论功行赏，一等忠勇公傅恒，已晋公爵，“更无殊典”，赐四团龙补褂，宝石帽顶，着于朝贺典礼之处时常服用，还另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又赐建宗祠，春秋致祭。岳钟琪复三等公爵，赐号威信，授予兵部尚书衔。由于以前西征准噶尔时，岳钟琪获罪令罚赔补银70万两，现在全部豁免。莎罗奔出于感恩，要进童男童女各十名给乾隆，并在刮耳崖建祠供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允许建祠供长生禄位，但拒收童男童女。乾隆还批准岳钟琪请求，不再将剩余的军粮运返内地，以七千石半补给小金川士兵，半为恩赈，又以一千石救济小金川穷苦百姓。
三月，四川总督策楞上奏金川善后12条：在巴底、巴旺各立土千户，责令革布什咱管辖；扎什诺尔布从军有功，由他承袭革布什咱土司，给予号纸；金川既还以前侵占诸土司地，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等土司应联为一气，息事宁人；小金川土司泽旺与沃日女土司泽尔吉联姻；泽尔吉仍护理沃日土司印务；小金川被毁碉房宜督修；小金川副土司大小郎素宜分别安插；郎卡异母弟土舍汪尔吉，先前投诚清军，今事竣不能回寨，应交其母舅扎什诺尔安插；加衔奖励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各部土司请加级以示鼓励；严禁汉奸出入番地；赎回夷民所典买汉地，嗣后禁止汉族人将土地私售与番民。这12条规定，乾隆一一批准了。
主动投降的大金川，并没有遭受清军重创，战斗实力依然保存着，在各土司中，大金川的势力仍最强。不几年之后，大金川故态复萌，与各土司之间不断挑起争斗，战乱经常发生。面对这种局面，吸收前面征剿大金川的教训，清政府仍然采取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争斗，清政府便不再直接介入的策略。
阿睦尔撒纳附清
争夺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