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夫观恒心之有无，系于恒产如此，王若欲发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则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产为先务哉？夫民生之苦乐系于君，而君身之安危系于民；民乐生则爱戴归向而君安，民疾苦则忧愁思乱而君危。是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给人足，人人有乐生之心，然后祸乱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元典】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五亩的宅地，（房前屋后）栽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狗、猪等禽畜，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不要占夺农时，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了。搞好学校教育，反复说明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道理，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东西赶路了。老年人穿上丝棉吃上肉，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不会有的。
【诸儒注疏】此言制民之产之法也。赵氏曰：“八口之家，次上农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为齐、梁之君各陈之也。”杨氏曰：“为天下者，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产告之。”
此章言人君当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齐王非无此心，而夺于功利之私，不能扩充以行仁政。虽以孟子反复晓告，精切如此，而蔽锢已深，终不能悟，是可叹也！
【理学讲评】这一节是制民常产之法。孟子又说：“制民常产之法无他，只是将小民田里树畜之利，与他定个经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其宅舍周围墙下，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他孕子之时，则孳育繁息，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要妨误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八口之家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恒产既制，则恒心可生。由是设为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悌两端，申重反复，极其告谕之详，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至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无负戴之劳；黎民不饥不寒，而又知孝悌之义，则教养兼举，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国而抚四夷，不难矣。谓不能王于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者，正以此耳；区区霸功，何足道哉？”按此章齐王所问者霸功，而孟子则告以王道。至论王道之要，则不过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齐王不忍一牛之心，反复发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产终焉。有志于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
【心学讲评】保民而王天下，其道唯仁而已矣。仁者，人所固有不忍之心也。因此不忍之心而推之以及于事，则为仁政，此不忍之心，自非牿亡沦尽者，皆有所发见。乃发矣，而或不能自知；知之而或若有所阻，而不能推行以尽其用；则唯不知此不忍之心原有广大深远之术，应念而起，即随念而具，遂疑夫仁为柔和迂缓之德，而当天下未定之际，求以遂吾并八荒、吞六合之大欲，不如亟伯功以致富强、力争战之为有效。即是行仁且废王业，而图王伯者不容舍现在之功名而反求之于本。岂仁政与伯王两不并立乎？其疑而相妨邪？呜呼！苟有是心，则术自足焉。不知也，不为也，岂有为而不能，能为而功业不遂者哉？故孟子于齐王，因其爱牛之一念，反复推之，使求本心而行本务，不待他求而得者，未知则使知之，既知之则勉令为之，其意深切，而特王之未能用也。
孟子深思用齐，齐王之资足与为善，与其志欲所在，皆已具闻而深知，方欲全揭根本之图，以勉令大有所为。而宣王未能自知，未能自信也，乃志在伯功，而问曰：“齐桓、晋文威加天下，有其功必有其事，所以立国计而壮兵威者，可得闻乎”？孟子知其有，有为之心，而自疑不能王者，无如且伯也，乃正词以拒之，而因以诱之曰：“夫拨乱反治之道，三王所行者，仲尼明之，其徒述之，此大有为者之所取法也。而以桓、文之事谲而功卑，无道之者。是以一时之权谋不足以着，后世无传，而臣亦陋之而未学今也。王赫然有天下之志，不容自已，则有王天下之道。王，则天下之民举安，而一代之休无疆。王有志焉，可听臣之述之乎？”
王曰：“欲图王者，必先度德。伯可以功成，王必因德致。德未易言也，不知其何如而可也。”孟子曰：“王之为德，言之甚约，修之甚易。乃视天下之角力争雄者，欲统一之，而御吾者多也。然求之天下所以离合之势，与人心所从向背之理，则天下，一民之天下也，吾有民而吾保之，则保天下之“模规”即在于此。当其保也，谁能御吾之保？则于其王也，亦莫有能御吾之王矣。”
于是王勃然有歆动之心，而无奈其素之不自知不自信也，乃曰：“吾岂不欲保民者哉？而若有不能者在。夫子诚度之，在寡人之心，尽寡人之能，可以保民而使民无不保乎？”于是孟子决言之，以使之自信曰：“可。有可以保民之心也，则有可以保民之能也，而王不自知也。”曰：“寡人亦未尝不念于保民，而有见其不可者在，而夫子何由知之”？孟子曰：“夫亦患无其心而已矣。而臣窃有以信王者，在有意无意之间，天机自动而曲成之，则所闻于胡龅者是。胡龅之言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牛不期王之欲生之也，而王见之，忽若于所见而有深动王之心者。于时盈廷之上，不知王之何心，而王问曰：‘牛何之’？亦不知王之何为而问之也。牵牛者曰：‘将以衅钟。’牛之死，无辞于死矣。而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王言之恻然，而牵牛者固难喻王之言不忍也，果不忍乎？抑志在舍而姑不忍乎？牵牛者曰：‘然则废衅钟与？”有所舍则必有所废，事不容于两全。牵牛者之说，足以阻王之舍之也，若理之不可易者矣。王曰：‘何可废也？’是两全之说也。‘以羊易之’。而牛果生矣，衅钟亦不废矣。胡龅所述如此。其述之也，能具信王之果不忍与否，臣不能知。人竞传之，龅亦姑述之。而当日王之忽发此心于不自已，乃使死牛之免于就死而得生也，不识信然否邪”？而王曰：“有之。”自忆其尝有是事，即自念其尝有是心焉。孟子曰：“诚有之，而王何疑于民之不可保乎？夫见牛之觳觫者，王心之动也。日舍之者，王心之决也。以羊易之而牛全，王保此牛之，心实足以保民。保民者有不容不保之心，即有足以保之之事。王者合天地之生成于一念之发，而知明处当，使天下倾心而戴之者，皆此心之具足者也。而王何疑于不可保民哉？”
于是孟子既决之以使王自信，而恐其不自觉察，则一念甫动于生全，而无端之疑沮相为尝试，则此心终不自信而不忍乃穷，故又设为可疑之论，以使自求也。因自而诘之曰：“此心之足以保民固已。虽然，王未可以自信，而天下之不信王者起矣。人君忽发一不自已之念，而流俗相习于近小之规，其足以乱大谋而阻大德者不鲜也。如此易牛之事，百姓皆以为王有吝心，爱牛之大而惜之也。臣虽知夫一舍一易之间，皆不忍觳觫之心所斟酌，以饱满其仁慈者也。臣知之，而王亦知之。若但臣知之，而百姓不知、王不知，则邪说起而仁心穷，所可为王虑者在此矣。”
乃王则未有以自信，而抑有实可即信者，不能明言其故，而即孟子之言以对孟子曰：“吾全牛之心，夫子能知之，而国人不能知。寡人亦悉夫民心之难喻，信有然也。然使诚有如百姓之言，则寡人之吝，当不至是。齐国虽褊小，而一牛盖无几也，吾何爱焉？吾由今日而忆当时，固无旁出之念，即前所云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念动于中，而因必欲全之，故以羊易之也。”王之复举而无所欺，庶几其自信矣。然能信其不忍于牛，而于以羊易者，终在若明若昧，而未之信也。于是孟子推求之，而使王自疑，恐其恃一念之偶发，而不知此念中自有之条理，更从而诘之曰：“百姓之以王为爱牛之大于羊也，于心可信，而于理则疑，王无异也。以小易大，事之易见者。若夫脱略于小大之见，而别有一决用无疑之道，则彼百姓恶知之乎！百姓固曰，王若隐恤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均无罪也，均就死也，何择牛而隐之，择羊而杀之乎？百姓以此质王，而王将何以应之”？而王遂不能自信，而因不自知也，乃自笑曰：“是诚何心哉？当日之一忍一不忍，明于此而暗于彼，吾亦无以自白矣。使我非爱其才，而奈何以羊易之也？小大之择，吾无此心，而一生一杀之心，吾实有之。则宜乎百姓之谓我爱其财也。”然则心有所穷，而始于不忍者成乎忍，心即无私，而事必有蔽，固如此乎？呜呼！此王之所以未尝无仁心，而终诎于群言，以使仁民爱物之心疑其不可行，而中阻之病所自生。孟子不容不急白之，以使知仁中广大变通之用，可行吾志欲，而无所容其疑者，故安慰之而直示之曰：“无伤也。群言所争相疑阻者，无伤于王孤行之一意，而王一所疑于不遍之仁，要无伤于王决行之初心，何也？百姓不知术之所以成乎仁，而王亦未知仁之有其术，而以羊易牛，乃仁术也。有一念之仁，则必有一事之仁相为终；始有一事之仁，则即有他端之疑于不仁而要以曲全。王有仁之心矣，而未自知其有仁之术也。夫术不在仁之外，而仁正全于术之中。故但令恻隐之端直行而无所碍，则为生为杀，为心为事，全具一自然之条理，以妙成乎大用。斯术也，人心必有之术，即千圣百王所曲畅旁通成功成允之术也。夫以王易牛之心言之，则王之所以不忍于牛，而无择于羊者，唯其觳觫之状在牛者王见之，而在羊者未之见也。见之以全吾心，不见以全吾事。此其术，古之君子深知之，深信之，而立为不易之术，以制为典法。故其于禽兽也，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而非能必其无死也；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而非必其无食也；于是而术生焉。于礼有之：“君子远庖厨。”则死可也，食可也，享万物之奉，而不损一念之和。术之行之禽兽者固然，而王一念之不，已具合君子之术，则杀一羊，全一牛，牛可全，钟不可废衅。甚哉，一心之仁，其术有如此者！而王何疑焉！”
于是王若自知，若自信，有以曲喻其初心；而终有不自知、不自信者，无能明于仁术之广大而全于一心。若自知若自信则说，终有不自知不自信者，则又有疑焉，乃曰：“《诗》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心者不自知，而忖度者之心尤为灵警，非其心之善察者不能，而夫子当之矣。夫易牛之事，我乃行之也。小大之见不设于胸中，见不见之情自异其条理；不忍适用其独心，而生杀无妨于并用，宜可以自知而自得矣。乃反而求之，察其所以一生一杀之权，有芒然而如丧者。得夫子之言，喻吾见牛必动之情，而旷观于未见羊之理，于斯时也，我当日之心如失而复得，如离而乍合，觉吾心之自有此委曲关生之用，既歆其有据，而又悼其自迷，夫恶能不戚戚也！虽然，此心也，因所见而着，其机甚微；偶全其不忍，而且无以自明，其动甚隐。而保四海之民，成兴王之业，遂谓即此而合焉，尤所不敢自信者。其合也，有所以合也。而所以涵众善于一几，成大猷于一理者，何也”？于是孟子知其戚戚之心一动，而可启发以，推广之乃为甚易之词，以激之曰：“王何疑于此心之足王哉！此王之自疑，而闻王之言者窃有异焉，是犹夫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亦既举之矣，而一羽则不能举也；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亦既察之矣，而舆薪则不能见也’。不求其所以举，所以不举所以察所以不见之故，而但贸贸然易其大而难其小，信其微而疑其着，而王许其不举不见之非己疚乎”？而王曰：“否。”则既若察其不举不见之情，而言非其实矣。孟子急从而诘王曰：“夫有力者无不可举，而至明者无不可察。今王不忍之恩，动于见，怵于心，心有其术，术全其不忍，非但及之，且足以及之，而与古之君子远庖厨之道合焉。周详委曲，用无不宜，在禽兽之与我不同类，若为仁之所不易及而及之。乃均是人也，且为我父母师保所不容辞之事，乃安之全之，因之以立不世之大功，而永奠于治安，独有所杆格而不至，此又何与？思其所以不至，则亦与不举一羽不见舆薪者等也。夫足以举百钧而一羽不举者，诚有之也。苟不用力，则虽一羽亦终置之矣。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者，诚有之也。苟不用明，则虽舆薪在前而忘之矣。王何以异于此哉！百姓之不见保，诚有如王今日之民者。王退而思之，岂王之不足于恩哉？王自有王之为，而若置焉，若忘焉，未尝取斯民待命之事，用吾所可用之恩以及之也。然则王何疑乎？王犹困处于一方，而不能覆冒乎天下，特习气深而学术不审，意念杂而至理不明，心甫动而若或掣之，事可成而若或败之，无掣之无败之，而自疑阻于近小不为也。不然，一心之中，不忍之机周流于万物，行仁之术曲当于裁成，而岂不能哉？”
乃王终怀一不能言之隐，而见为不可能也，乃曰：“夫为不为、能不能者存乎才，而可为不可为、可能不可能则因乎事。事则有形矣。自吾观之，觉吾所不为者，皆唯其有不能之形也。而以势揆之，以理决之，其为可能而不为，与不能而因不为，其形何以异？”孟子曰：“王将疑王道之难能，而与王不为之心合，因是而疑其形之无异乎？夫难有至难，易有至易。臣观于天下之理势，而近譬于王心之作用，则其形固可得而言也。天下无不可成之功，而但有有言无实之妄说。挟泰山以超北海，则以正告于人曰‘我不能’，以其徒有夸词而无实，是诚不能也，非不为也。泰山、北海之形具在，终古而无有挟以超之者也。乃若不为者，岂必功之不易胜者哉？为长者折枝耳，而不折也，则竞不折也。乃托为非据之言而‘曰我不能’，则枝易于折之形具在，而不欲折之情亦不可隐，则是不为而已。其日不能者，将以自欺而欺人也。而岂其然哉？以此思王之不王之形，可为王决之矣。王之见为天下之不可一，王道之不宜于今，有其心而不可施于事，远不难图而近小可效，以不为保民计而王者，王自见夫汤、武之大业若山之不可挟，海之不可超，而要非其类也，非果形之有不能也。王之心时动而中枯，道可闻而若倦，处天人交俟之时、而失其时旦夕可行之法而昧其法。臣为王计之，知汤、武之大业若枝之易折，而实无不然也，但王之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