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请为王言保民而王之易于折枝者乎！有老焉，则必安之以其老，夫不有是心即有是术乎？即此以及于人之老，犹是也。有幼焉，则必怀之以其幼，夫不有是心即有是术乎？即此以及于人之幼，犹是也。于是而所以安夫老，怀乎幼，因其各得之分，尽其自然之利者，天下犹是也。不待遍询其疾苦，曲用其惠泽，而心一动，而术即全运于掌上矣。《诗》有之曰：‘刑于寡妻’，近之至也；‘至于兄弟’，及于族矣；‘以御于家’，邦无不通也。夫《诗》之言御家邦者，即以刑寡妻、至兄弟者御之。远近殊势，亲疏殊纪，则其为术不一，而即此以御彼者何也？唯其心也。此心一动、引而伸之，即奉之为则而不过。由是而加焉，不待别有所举而更端以加也。何也？统此一恩推之而即是也。有此不忽之心，自无患乎无不忍之术。心止一几，而推之则无穷之术在。故于恻隐内发之际，不失吾至性之真，则此心之中为条为理，以使物无不被其泽者，以保四海而足。如其不推也，则一念起而即于一念止。心,为术之所自出，而术为心之所自成，穷于术而必负其心，妻子且不可保，况天下乎？故王无疑古之人救天下之民，成天下之功，建百世之业，以永绥四海，为大过人而不可及也。夫古之人岂有他术以上侥天而应之，徇人而顺之乎？一心之仁生而有术以成其所为，于此而度之物情，揆之事理，曲尽其善以推之而已。推则无不及也，无不至也。乃王今者有其心，有其术，详之以事之宜，而曲成其心之德，足以及禽兽矣。仁术之足于心者如是。禽兽难推也，而及之；犹是老老幼幼之百姓，而功不至焉。王之不为，必有其故，曷亦自问其何以然与？此王所不容不自白者也。
“夫一往之心见为是者，未必是；众论之惑见为难者，非果难。是故轻重有不易之量，而待权然后知；长短有一定之形，而待度然后知。测物而得其固然之理者皆然，而心之有所必行，有所不能行，有所可推，有所不能推，执一偏之情而易迷其数，则更甚焉。王今者恩欲及于禽兽而遂无不及，牛见重而羊见轻，全牛之仁长而衅钟之事短，乃至于保百姓之功，则若有所重而见为轻，若有所长而见为短，故恩可至而不至焉。此其为心，请王度之，度其孰为远大之规？孰为卑近之计？谁使吾心流行于天下，而遂吾君师不容已之大任？孰使此心蔽锢于一曲，而失其长驾远驭之图？王度之则自知之，而不患其不能。可正举以相告，而王何讳焉？如以为此心之未易推，而百姓之可不保邪？则勿抑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嗜杀乐祸，而后快与？以此为快，则人有老，而吾不暇老人有幼而吾不遑幼，恻隐之心欲为而不能也，亦宜然矣。王度之，王自知之，而岂其然与？”
于是齐王恻隐之心固有而不能自昧，而浮夸之习迟疑而不能自决者，亦不能自匿也。乃度其仁心之所自隐，而仁术之不知所从者，以告孟子曰：“谓吾之快者，吾无此心，可以自白也。否。兵，凶事也。每一试之，则怵然而不宁。夫岂不愿士臣之安，而何快于危？夫岂不愿天下之怀恩，而何快于怨？然而危有不恤、怨有不顾者，盖处。两难之势窃有志焉，而欲之。其所欲者，有甚于去危即安，释怨示恩之情，而非求之则欲不可遂。以今之时诸侯峙立，强者而后能役弱，有所废而后有所兴，非兴甲兵以争之而不可得，故虽甚有不快之心，而亦姑隐忍以图之。处两难之势，为术已穷，而不得不出于此也”。呜呼！王之所以不王者在此，而王之可以王者亦在此。于是孟子不急示之，而姑诘之以使决于悟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所欲者为可不欲乎？为未尝不可欲乎？为必如是以求乎？为不可如是以求乎？王试言之，而且为王筹之。”王笑而不言，其歆动于有为之心，与择术不敢自信之情，皆于此见矣。孟子将欲折之，而故为不然之词，以使辗转思之而得悟也，乃曰：“人固不能无欲，而欲以累心者有五：口不能不欲者，肥甘也；体不能不欲者，轻暖也；目不能不欲者，采色也；耳不能不欲者，声音也；遂其口体耳目之欲而得之不劳者，便嬖之使令于前也。夫此数者，苟欲之，苟求之于不足而思足，虽足而犹患其不足，则且违本心之仁，而使戕物以利己，迷其本心之术，以局于卑陋，而不规其远大。故欲不窒则忿不惩，足以为推恩之累。然窃计之，以今国土之大，财币之富，而官有其职，物有其司，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内顾国中而不足，必狂逞以求之天下乎？如其然也，则有心而失其本心，有术而忘其善术，固其宜也。”王曰：“吾虽不肖，齐国虽小，亦何至履危任怨以求是乎？”孟子乃迎其机而直达其不言之情曰：“夫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矣。其欲诚大也，诚不容已于求也。以王追慕于桓、文，而欲知心之合于王者，其在斯乎！辟土地而九州皆吾土，朝秦、楚而诸侯皆吾臣，莅中国而率土皆吾民，抚四夷而六合皆吾服，此正臣所谓‘无已则，王者也。王而果欲是乎？乃欲在是，而如是以求之乎？夫使求耳目口体之私，而忿争以逞，不恤民之不保者，此事之相因者也。夫既不然，则所以求之者必欲其得将必有所缘以收天下之心而聚天下之势，而有所为以尽吾必达之诚而致其自然之获。乃且以若置保民为迂远之图，而重吾危民以争战，其所求者乃绥万邦而定洪图之为，是殆犹缘木而求鱼乎？鱼终不集于木，而木终无鱼之可俟。所求者在水，所缘者在山，山水之形判然，而王岂未之知邪？”王曰：“昔者商有大欲，而为韦、顾、昆吾之伐以求之；周有大欲，而为伐密、戡黎之师以求之；齐桓有大欲，而为陉亭之；役以求之晋文有大欲，而为城濮之战以求之；士臣未尝不危，诸侯未尝不怨。况今者分土而争雄，进者胜而退者败，窃思以此求之，非缘木也；求则得之，非木之无鱼也。即令功未即成，而舍此无可得之术，乃遂若缘木求鱼之失计乎？”孟子曰：“王以臣言为甚乎？以臣言之，其昏而失计，恣意以行，而背其理也，殆有甚于缘木者之昧于求焉！何也？缘木求鱼，木尚可容吾缘也，则虽不得鱼，无鱼止矣。王而如此，进不能有为于天下，而退不失其本有，犹缘木者之无丧也，无后灾也。乃王信所为者之果为必出之计乎？而决行之乎？以求所欲焉，而欲之不戢乎？以冒昧求焉，而不知止乎？则非但不得也，王之土地将非王之土地；王之臣民将非王之臣民；以图度天下之雄心，而成乎不可悔之咎，后必有灾矣。此臣所为壮王之志，而愈为王寒心者也。”
于是王瞿然有惧心焉，而曰：“此其为灾，寡人虽不能无虑，而窃有冀幸之心，当世之谋臣策士无有为吾告者。”夫子必尝筹度成败，而见其然矣。可得闻与？孟子曰：“此岂难知者哉？而请为王喻之：成败之机、顺逆之数，理也，亦有势焉。得其理则不言势；不得其理，则唯势而已矣。今夫战，未有不欲胜者。使邹人与楚人战，在邹人亦且谓可以一逞也而求之。乃求之而为之，其胜可恃乎？邹非不欲胜也，楚亦必欲胜也，而果孰胜？”王曰：“战必视势以战，而胜必得势而胜，亦楚人胜耳。”孟子曰：“夫楚人之胜，岂非邹人所不欲，而自求胜者乎？乃楚人之必胜也，固然可决，则土地有成形，人民有定数，而强弱即于此而分焉。小固不可以敌大，大者有所丧而尚有余，小者一有丧而无几也。寡固不可以敌众，寡者无所援而力竭，众者虽或败而可继也。小大众寡分，而小寡者弱，众大者强。合力以攻，与孤往而馁者殊势，弱固不可以敌强，王亦知之明矣。则试取今之天下而度之：三晋、秦、楚、北燕角力而争者，或出于千里之外，泗上十二诸侯两端而中阻者，又合成一千余里之冲。海内之地，为方千里者九。今且取齐而度，之仅集有其一耳。一与一或可以力服，乃一与八而欲以力服，乍胜而必败。愈求无败，而败必乘之。不顾而逞，其何异于邹敌楚哉？此后灾之所必有，而王勿谓臣言之甚也。”
“虽然，不可争者势也，而可恃者理也。理之所可恃者，王之心也。王而欲求所大欲乎？有王心之可尽，即有王术之可循。王有所依以为本，思彼所挟以与我竞者何人？天下有所附以为本，人所可为我用者何道？反而求之，王心自足也，心之术自足也。勿鹜尔志，勿趋尔末，反诸当念，而为四海心理皆同之实。其为本也，无有他焉，仁而已矣。恩之可推者也，功之可至者也。而王如能发政施仁乎，王之心无不足者仁也，仁之中所自有之术者政也。有其心，则必有其术，推之而术生，特在开发其自然之利泽；有其术，乃以遂其心，既推而心广，遂溥着其至爱之流行。亦犹夫踌躇于牛之何以舍，而以君子不忍见死食肉之理，使禽兽各安其所而不伤于见也。仁既施矣，政既行矣，修之一国之中而戴吾仁者，即为仁声之远播；则且使四海之内，强大之国，万民之众，皆具见王心，而以为元后父母之在是也。则仕者乐得仁人而事之，皆欲立于王之廷矣；耕者愿得仁者之土而安焉，皆欲耕于王之野矣；乃至商贾也，行旅也，以王之市、王之涂，乐利之境，民无狙诈，富庶之土，利所攸归，遥思就王之市而藏之，赴王之涂而出焉。于是而强大之君陷溺其民，民疾之而思诉焉，亦思惟仁者之可告以不仁，而为我侧然也，引领而望焉，安得王来吊伐，而我可鸣其疾痛乎？夫王所疑者，列国各有分民，欲使民之我归，而彼且有势以胁之，法以束之御之，而不我从也。乃如是，合天下之士农商旅，情动而不容已，思迫而痛疾其君。瓦解之形在彼，而流水之壑在吾。王试思之，孰有能御之者乎？使然，则国虽小而无异于大，人虽寡而且成乎众。尚德不尚力者虽弱而强莫过焉。王之大欲求之而无不得矣。民者，天下之本也；政者，致民之本也；仁者政之本，而心者术之本也。王推之而保四，海臣故曰保民而王，莫之御，诚然其莫之御也！
以王本足之心，行王无不足之术，可以全所性之至德，可以救无罪之穷民，即可以不废兴王之大业。而欲生天下者，无嫌于有所致讨，而杀不损生，此其道无殊于易牛之术，而亦在王为之而已矣。岂有至难而不可能者乎？是一羽也，是舆薪也，其理易知，其事易举。王无疑于不足以保民而王也。”
于是齐王既有以自得其心，而抑无疑于大欲之可遂，歆然将有欲为之志，乃进而请曰：“吾向所知者以为以此求之，于此得之，侥幸其可成吾欲。至如夫子所言，一心之感通自有发施之善术，倾天下之心而无所御，则知之不及，学之未逮，不能进而自得也。夫吾有其志，内不失心，而外不失欲，乃情孤而自疑，群言兴而易乱，无辅吾者也。辅而成之，在夫子乎！则于政所以发，仁所以施，推吾一念之仁而合四海之情者，必有周详委曲之道，愿明以教我焉。我虽不敏，恐行之不尽乎，而自今日悚动之情，似有可为者。请尝试之。”孟子乃以所学之素详示其功曰：“夫天下所以归仁，而仁人所动乎天下者，心而已矣。此心也，怀仁慕义之心，即不敢后君、不敢忘亲之心，民之恒心也。有恒心则从违审，而爱敬于君者定。王者所急求于民，唯此而已，而不容急求之也。夫生有自全，情有自得者，恒产也。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之明于分义者能之。故王者求心于士而奖进之有端，求心于民而督课之无术，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矣。贫国之多顽民，必然之势也。夫王者岂能听民之自丧其天良而莫之惩哉？而苟无恒产，以无恒心，以至于恣所欲而放，因成乎偏僻之恶；行其私而邪，因成乎穷极之慝，于是而苟可为焉，无不为已，至于是而不得不加之刑矣。无以养之于先，而刑之于后，思其所以致此之由，非驱之网罗之中而使不得自出乎？则焉有仁人在位而忍为之乎？赦之不能，刑之不忍，上之法穷，而民心愈离。是故明君念之于早，求之于恒心，而为之于恒产，则制之不容不定矣。度提封之广袤，而与民数相酌者，此制也；取地力之肥瘠，而与生计相衡者，此制也。无使或溢于制之外，即无所缺于制之中盖必合勤惰，计丰凶而定其中，使仰足以事父母焉，老者老矣；俯足以畜妻子焉，幼者幼矣；乐岁也，则身得以终饱，即凶年乎，储之有数而食之有节，可免于死亡。凡此者，皆明君之度。天时，参地利、量人情而制之者也。所谓恒产也，可久而不易者也。夫然，则仰事俯育之下，无愁苦之逼，而全天性之仁慈。然后即有不率者，教以先之，而刑示于后，驱而使善焉，民之从之也，不已轻安而便利乎？从善轻，则恒心喻于众矣。此刑不必试，而有恒产以有恒心，为保民于大顺之道也。乃今之为侯王者，亦尝料民而计之，辟土而任之，各有制也。地力尽而夫家削，污吏慢而贫懦穷，仰不足以事父母焉，俯不足以畜妻子焉；幸而乐岁，且食不给，而采蔌草，趋渔猎，苦终其身而仅存；其有凶年，则不免于死亡矣。如此之民，尽其力以救死而恐不赡，夫恶知亲睦之礼，撙节之义，而暇治之哉！唯其产之无恒，是以心之无恒也。王之所以功不至于百姓者，将毋在此？而天下之民疾其君而欲得仁人以诉者，亦此也。”
“以今之所为如此，明君之所为如彼。王欲辅志而决行，以矫今世之非，而致民心之大顺，夫不有其本乎？民者，国之本也，产者，心之本也。先王之经理具在，末流之变，失其本而日趋于虐，则盍反而求之，以吾老老幼幼之心，推民之所欲得；即以吾养吾老、恤吾幼之术，推吾之所可行。王心之中，自有具足之本计，反而求之，何难举此加彼而运于掌乎？则请为王具陈之。保民之本，养老为先；即制产之中，而养老具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是豫为民之恒心计，而于恒产为有余之地，以使之得遂者也。其所以为俯仰无缺而丰凶皆足者，则百亩之田无失其时，经制定而大改今日之僻莱任土、多寡不均之乱政也，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由是而因民心之可兴，顺而导之礼义之治，从之轻而驱之顺，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民之恒心自动于不容已，无待威之以刑而自劝，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如是者，因王固有不忍民无养无教恻怛之心推之，而民命无不保也，民性无不保也，老者衣帛食肉矣，黎民不饥不寒矣。制之产，驱之善，其道至简，运之掌而无不周；其事至易有不为，而无不能。吾国之民无不在吾保之中，天下之民无不愿蒙吾之保，政于此发，仁于此施，天下之民归之而莫御，土地不待辟也，秦、楚无能亢也，中国唯王之宰制也，四夷可使之宾服也。然而犹以为天下大而我不胜，有大欲而难求，或御之而民不归，皆策士之游，谈乃事理之必无者也。王欲行之，行此而已矣。王无不可行，而足王可信。即心即政，即以全吾之心，即以遂吾之大欲，而仁术不远。王勿舍此而问桓、文之事，彼以力争而兴兵构怨之术，非臣所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