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齐宣王问道：“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见方，有这事吗？”孟子答道：“在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问：“竟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觉得小了呢。”宣王说：“我的园林四十里见方，百姓还觉得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可以去，捕鸟猎兽的可以去，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诸儒注疏】“囿”者，蕃育鸟兽之所。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然不欲驰惊于稼穑场圃之中，故度间旷之地以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与？“传”，谓古书。“刍”，草也。“荛”，薪也。
【理学讲评】囿，是繁育鸟兽之所。刍，是草。荛，是薪。战国之君，习于骄侈，多以宫室苑囿为乐。故齐宣王问孟子说：“我闻文王之囿，其周围凡七十里之广，果有之乎？”孟子对说：“古书所载，诚有此说。”齐王又问：“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说：“自王视之，若以为大，当时之民，犹嫌其为小也。”齐王说：“寡人有囿，周围仅四十里，比于文王之囿，固甚狭矣。乃百姓们犹嫌其为大，何也？”孟子对说：“文王之囿，虽有七十里之广，而未尝以为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采，凡取草的、取薪的都往于其中焉。囿中之鸟兽，不禁民射猎，凡逐雉的、逐兔的都往于其中焉。举凡囿中所有，无一物不与百姓同之，是以一国之民，而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产有限，民之取用无穷，其以为小，不亦宜乎？”按，《书》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规制之广狭，而但言其利民之公心；盖能与民公其利，则必不以苑囿为己私，而纵游畋之乐，可知矣。
【元典】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译文】我初到齐国边境时，问明了齐国重要的禁令，这才敢入境。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这就像是在国内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百姓认为太大了，不也是应该的吗？
【诸儒注疏】礼：“入国而问禁。”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阱”，坎地以陷兽者；言陷民于死也。
【理学讲评】国外百里为郊，郊外为关。阱，是掘地为坑，以掩取禽兽者。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惟其公之于民，故民以为小。若王之囿，民以为大者，岂无其故哉？臣始初来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问了国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后敢入。臣闻说国门之外，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不许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杀伤麋鹿者，就与杀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于死。今杀一麋鹿，就以杀人之罪加之，则是以方四十里之地，为坑阱于国中，而故陷民于死地也，其为民害如此。民之视此苑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为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为民利，而齐王遂以为民害。盖古人之囿，但用为讲武之地，而志不在于从禽，故其利常归之民。后世则专供游猎之娱，故其利擅之于上，而麋鹿为重，民命为轻矣。明主好尚，可不谨哉。
【心学讲评】人君之患，莫甚于已所为者，不道而托古人之迹以自文。不知古人之时地异，其用心也亦异，则所施于民者亦异，而民之恩怨亦异，不可援之以行己私，明矣。
齐宣王夺可耕之地以为园囿，纵出猎之游，专物产之利以为己利，民怨已甚。乃闻文王之事，遂欲引之以谢过，而移怨于民，问于孟子曰：“为君者而动必循理，事必利民，如文王可矣。而闻其囿方七十里，台沼备焉，鸟兽蕃焉，信有之乎？”孟子曰：“文王远矣，其为囿之广袤，不可得而详也，而传言有之。”传者或有深意存焉，而记其实以起意，则有然者。于是王得间而故为诘曰：“文王始于岐，迁于丰，其地可考也。未尝有千里之封，而囿若是之大。岂君之以自奉其游猎畜牧之地者，可唯其侈大之乎？”孟子曰：“王勿异于其大也。以文王之与民相信而民之所信于文王者度之，则意其时民且为憾其不更大于此。岂君民一体之情，民以其欲大者，欲文王之大之，而以七十里为小也。”王曰：“信如是，则民乐于奉上，而唯忧上之不给有如是者。乃寡人之国，视文王之封幸广矣，而寡人之囿视文王之囿三分而得其一，为方四十里耳。乃民之讹言，亦孔之将，且怨寡人之厚自封殖，而恨不狭小之。寡人自反，亦自有其囿耳，土地无损于人，而民情何如是之责上无已也？”孟子曰：“使王之囿而如文王之囿，又何患于大哉？臣所以知文王之民以为小者，度其事、度其情而知其必然也。文王之囿，非文王之自为囿也。方七十里，非文王之据此七十里以为己私利也。凡民之刍荛者往焉，谁无樵薪采蔌之心，而能无往乎？雉兔者往焉，谁无鲜食宾客之事，而能无往乎？往而不禁其往，有令之往者；往而不穷，有长养以时而使司频往者。此文王原以七十里供举国之用，而文王但以时巡厉，而因获其一焉。此囿也，名为文王之囿，而实与民同之囿。夫民有田以耕、有庐以宅，而草木鸟兽不能不需之山林，通国所需，民情且见其不足。以为小也，民之私愿，于情宜有之，于事宜有之也，不亦宜乎？故臣曰：‘民犹以为小！’度其情事之宜然也。”
“而王之囿则异是。当臣始至于境之时，已觉王之境也，非文王之境也。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盖虑王之禁非文王之禁也，则闻言而人，所以戒臣从者于樵苏游衍之时而无犯，不敢以入文王之国者望王也。告臣者曰，郊关之内，可耕可庐之地，而民所往来旁午之境也，曰有囿方四十里，则固已张皇言之，而形其地之广矣。日王之禁曰：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设极重之刑，唯恐麋鹿之不为王私也。臣闻之而怵然，其为禁也，亦至是哉！禁悬而民不犯，而王之言之也惨矣！禁悬而郊关之近，民居之众，见利而动之欲，不能不犯也，则王之法愈惨矣！则是此方四十里者，地无制而禽兽蕃，诱民以可趋之利而致之死阱也，非囿也；国中之阱也，非原野之阱也。民即万不敢以死尝试，而父忧其子之愚，兄虑其弟之妄，惴惴然于阱之旁。使其小焉，犹可相戒，而愈大则祸愈深。民之烦言怨诅而以为大，非不思奉上以逸游之乐、驯畜之盛，而事之甚危，即情之甚切也，不亦宜乎！而王何怪焉！王勿曰民之不及周民也。使王之民，而为周之民则方四十里不足以快其欲；使周之民而为王之民，亦唯是方四十里之惴惴栗栗，而能相安于方七十里乎？古人之迹见于传记，不可托以自文。古人之实心实德，可即于其上下合同之故而想之。斯以是知警而不让于古人乎！”
按岐、丰之地依山带渭，多硗确之土，不可耕种，而长林木，多禽兽，百姓取不以时则易尽，故文王名为己囿，以定民刍荛雉兔之时制。而齐为沃壤，郊关之内，肥衍可授井虑。齐人封殖以为君之私苑，则厉民不待言，又况不仁之禁设焉，则民怨可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非囿也。西陇阪而南太乙，岂但七十里哉！
【元典】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译文】齐宣王问道：“同邻国交往有什么原则吗？”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文王曾侍奉混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
【诸儒注疏】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计较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犹不敢废。汤事见后篇。文王事见诗大雅。太王事见后章。所谓“狄人”即獯鬻也。勾践，越王名，事见《国语》、《史记》。
【理学讲评】葛，是成汤时国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虏。勾践，是越王名。齐宣王问孟子说：“邻国壤地相接，容有以强凌弱，以小谋大者。兹欲交好于邻国，果有道乎？”孟子对说：“讲信修睦，国之大事，诚有这个道理。大凡为大国的，多恃其强盛，侵凌小国。惟是那仁者，度量宽洪，诚意恻怛，全无计较尔我之私，他为能以大事小，而尽其抚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汤是大国，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国，反事昆夷。虽是他犯上无礼，也都包容，不与计较。这便是以大事小，成汤、文王之所以为仁也。为小国的，多不审己量力，挑衅大国。惟是那智者，通晓义理，酌量时势，有知彼知己之明，他为能以小事大，而尽其恭顺之道。求之古人，太王为獯鬻所迫而至于迁都。勾践为吴所败而请为臣妾，虽被他侵凌役属，也只含忍，不敢抗拒。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勾践之所以为智也。吾王欲交邻国，能自处以仁智之道，则事大恤小，无一之不善矣，邻国安有不睦者哉。”
【元典】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译文】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诸儒注疏】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无不周遍，保天下之气象也；制节谨度，不敢纵逸，保一国之规模也。《诗》，《周颂·我将》之篇。“时”，是也。
【理学讲评】天，指“理”说。诗是《周颂·我将》之篇。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交邻之道，固在于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当事，小之当恤，莫非天理之所当然，在仁智亦惟各尽其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势之在己，而诚心爱人，这是有优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乐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顺其势之在人，而安分自守，这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违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乐天，故其心与天为一，而包涵遍覆，无一物之不容，四海虽大，皆在吾怙冒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听天所命，而制节谨度，无一时之敢忽，敌国虽强，而在我无可乘之衅矣。有不足以保其国乎？《诗经》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严，不敢违逆，于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这两句说话，正畏天者保其国之谓也。而乐天者保天下，从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于一理，而国与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则交邻之道，诚莫善于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尽哉。”
【元典】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译文】宣王说：“讲得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孟子答道：“大王请不要喜欢小勇。按着剑、瞪着眼说：‘他哪敢抵挡我！’这是平常之人的小勇，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大王请把它扩大开去！”
【诸儒注疏】言以好勇故，不能以大而恤小也。“疾视”怒目而视也。“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
【理学讲评】气禀有偏，叫做疾。抚剑，是用手按剑。齐宣王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因叹美之说：“夫子论仁智交邻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国保天下，可谓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来有一件病痛，性气粗暴，偏好刚勇，遇小国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国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这仁智之事。”孟子对说：“好勇无伤，但要知所决择耳。盖勇有小有大，王请勿好那小勇，激于一时之怒，便按剑在手，张目疾视，说何人敢与我为敌哉。这是匹夫之勇，凭恃其血气，仅可以敌一人者也，何足为好？王如好勇，请于帝王之大勇好之。振其天德之刚，发于义理之正，务使气慑万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区区之小忿焉，则仁智皆所优为矣，何至以好勇为病乎？”当是时，列国纷争，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义于天下者，故孟子于齐王因其机而导之如此。昔商纣力能格兽，天下咸苦其残；项王举鼎拔山，卒为汉高所蹙。然则匹夫之勇，诚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元典】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译文】《诗经》上说：‘文王勃然发怒，于是整军备武，挡住侵犯莒国的敌人，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报答天下的期望。’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诸儒注疏】《待》，《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于也。“旅”，众也。“遏”，诗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诗作“旅”；“租莒”，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笃”，厚也。“祜”，福也，“对”，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理学讲评】这一节，是引诗而言文王之大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样。爰字，解做于字。旅，是众。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诗经》作旅字。文王时，密国之人，恃强侵凌阮国，直至共地，文王因举兵往伐其众，所以说以遏徂旅。笃，是厚。祜，是福。对，是答。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谓大王当以大勇为好，盖尝观于文王之事矣。《诗·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违拒王命，侵阮而往至于共，王乃赫然奋怒，于是整顿师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众，使不得侵扰邻国。于以抑强扶弱，而笃厚周家之福，于以慰抚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诗之所言如此。这是兴兵伐密，文王之所以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乱，由是四方诸侯，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何如其大哉！”
【元典】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译文】《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天下有罪和无罪的，都有我在（处罚或安抚他们），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分？’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就感觉到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
【诸儒注疏】《书》，《周书·泰誓》之篇也。然所引与今书文小异，今且依此解之。“宠之四方”，宠异之于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诛之，无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则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者乎？“衡行”谓作乱也。孟子释书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理学讲评】这一节是引《书》而言武王之大勇。宠，是宠任。越字，解做过字。衡行，是不顺道理而行。耻，是愤怒的意思。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所谓大勇不但征之于文王，又尝观于武王之事矣。《周书·泰昏》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于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于是芷之师，使之教训。其意但要为君师者，替天行道，以辅助上帝之所不及，故受以至尊之位，而宠异之于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师，则凡天下卣罪者，惟我得诛之，无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扎以虐民者乎。’《书》之所言如此。当时商纣以一人而肆于民上，凶暴淫泱，黄行天下，武王辄引以为己罪，不胜愤耻，因举兵以讨之，这是武王之所以为葶也。武王亦惟一奋其怒，除了商纣之暴，遂能绥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元典】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译文】如果现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欢勇武呢！
【诸儒注疏】王若能如文、武之为，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