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公孙丑闻志气之说，而疑志之重于气也，乃问曰：“既日志至焉，气次焉，则人苟无不可移之志，而气不可用也。乃又曰：‘持其志’，志可以帅气矣，而曰：‘无暴其，气，是志定而气犹有暴折之忧，然则志不足为立身之主，而必待于气乎？”孟子曰“子勿轻言气也。志者立心之始事，而气者成能曰益之资也。有并论而言者，则志不独重，而气不独轻。故人之志，专于有所为而壹矣，则因此而生必为之气，弱者可使之强也，此持志之功也。乃既有志矣，因而毅然作吾气以为之而无所畏沮，则愈作而愈见其可成，愈守而愈见其不易，因以警动其志而使之益决，此无暴其气之功也。若自志既持之后而言之，则气之权更重乎志。今夫人之立志，未尝有急迫之心，而或疾趋而蹶，或疾步而趋，则心亦为之敏速而若不能自已。以此思之，则吾气苟足以求胜于天下，缶大纷，际大难，而必不惴焉，则志亦因之以有定力而不迁，、此则气之大有功于志者。而告子曰‘勿求’，然则彼虽有志，亦高论阔视于外物不接之时，利害不切于躬，得失不系于天下，谓其心可坦然自适耳。使之居卿相之位而任霸王之业，吾知其志曰丧，而惴惴然引身而退。况乎‘勿求于心’者，于物理茫然无辨，而但成一清谈欺世之学，虽置其心于不疑不惧之中，又岂可久哉！其见效速而其持之也不长，君子之所不屑也，固矣。”
呜呼！以血气之勇拟之，告子之“勿求言于心”者，北宫黝之养也；黝之不辨贵贱，不择生死，告子之不审是非也；其“勿求于气”者，孟施舍之养也；舍之不虑于胜、不量于敌，告子之不求胜物也。若孟子承曾子之传于孔子者，则以之勇而千万人不惧，以之当大任而居仁由义、以王天下而裕如，故必有功矣。
故公孙丑问夫子之恶乎长，欲知孟子之学也，而孟子告之曰：“我于是岂无其功哉！天下之言不易知也，我必求知之，求知之而后庶几乎无不知也。吾之气有浩然不易养也，而我必求善养焉，善养之，而后庶几其浩然也。天下之言有所不知，则即吾心之明有所未至。然不能以一理，格众理以一事通众事。吾求之，吾乃知之；吾益求之，乃益知之。言无尽而知无尽，知必尽乎言，而后天下无可疑也。吾身之气一有不振，则即吾身之欲为有不能行；然必不能坐而听气之自生，亦不能起而期气之必壮。吾求之，吾乃善养之；吾益求所以善养之，乃成乎其浩然。气无迫见之效，养无迫见之功，养必充乎吾气，而后天下无可惧也。此吾不动心之道，吾之学也，而非告子之能及久矣。”
于是公孙丑进而问浩然之气。孟子曰：“夫浩然之气，惟有诺己者自信其盛大流行之无可御，而言之则难也。盖言其藏诸己者之实，则不足以尽其用之大，而或近于硁硁之气节；言其加诸物者之盛，则不足以知其本之厚，而或近于一往之风裁；言其固有而不待于安排，则人皆具此气，而何以或全而或丧；言其矜持而始成其大勇，则人可鼓其气，而即以无愧而无忧。虽然，吾既养之，吾既善养而浩然者如此矣，则抑有可言者。其为气也，不可于未养之前窥其涯量，而必于既养之后乃见其本然。天下之理，至不一矣，其力不大，何以举之？乃尽古今来所有之道德事功，皆气举之也。天下有此理，则吾有此气；吾此气足以及之，天下乃有此理，而其大也，孰得而限之？天下之变，至难测矣，其情不刚，何以御之？乃尽古今来所莫必之险阻忧危，皆气御之也。天下之有变，自人生所必不可无；惟吾之有气所以伸于天下，而因成乎变，而其刚也，孰得而挠之？唯其未能养也，则一事之理至吾前，而吾无以胜之，而不知吾气之可以治万有而无歉；一物之变投吾前，吾无以处之，而不知吾气之可以贞生死而不惊；于是而盖然退缩于一身，而天地之间觉其寥霩之莫穷也。若因其固有，而不以委曲之情乱之，直也，无害也，则凡天地之间，天地之有变迁，天地所生之民物有忧患，此浩然之气经之纬之，镇静而持之，旋转而治之，无不可治也，无不可使有得理之常也，塞之矣。天地之间，乃事物之府，非上塞九霄、下塞九泉也。盖于此而其盛大流行之本体毕见，而惟吾心之用矣。乃其以用之而应乎天地之间者，非曰吾有此气而惟吾用也，则得其所以用之之宜，而无忧其不足以有功也。其为气也，所可任用以成乎必伸者，道也，义也。故见有义焉，为心之所审为必然者，抑又度之于道焉，为理之所定而不易者。于是而以吾气配之而行，则气非躁发，而自无难继之忧；气非坚僻，而自有旁通之妙。乃义已正矣，道已合矣，而苟无此浩然者以发挥而固持之，则和平之敝，适以召物之轻；权宜之说，且以乱吾之守；而吾之道义且不足以危吾言、危吾行，而反诎于物，以渐即于溺丧矣。
“所以然者何也？以是气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盖所配之道义，一时之道义也，而浩然之气所由生，惟吾内审之心，此为义，此为利，此为公，此为私，于一介之微，而有耻而不屑为、见为必然而不可不为者，择之自能精，决之自能固。因此而养其心以推于天下之大，皆此不屑为，不可不为之根心而不可易。乃心从此立，则气亦从此生，因而无所不可配焉，即无所不可塞焉。义之通万事应万物者本盛大而流行，则气亦有据以滋长，而一遇事几之至，自足以发义之光辉而用无不畅。故其配义以行，非偶见一事之义可以胜物，因揭义为名，蒙覆天下，而遂可取古人无愧无怍之迹以往应物，而自信其不挠也使其为袭也。则一时之义，一事之义，偶乘乎事之宜，而回念生平取与进退之间，有不慊于心者矣。义因乎时，而心则始终共此一心。不能充满快足于此心，则始之以无惧，终必有所瞻顾而不敢必为，不待人之见摘，而先已自处于有所惮而不决之中，能无馁乎盖义非仅事之宜，而实心固有之制也。由此言之，惟天地有正直裁制之理，故吾有担荷驰骋之气；而吾既有性中固有之义，即此以为遇事必行之气。求气者，求之义也；求义所生之气者，求之心也。心不与义离，义不与心离，而心即不与气离。吾之善养，惟灼见义之根心而不容已者，非因事物而始有，而告子未之知也。我故曰，告子亦尝言义矣，其所言之义，非义也。以当世无定之是非、俗儒固执之名法为义，而实未知何者为义，以其言义为外起，而非性中不可没之羞恶也。不知义，则以义为可袭；不知义，则以气为袭义而生；是以欲并以其气而去之。夫义外矣，而气亦外乎？气非外，则义非外；特不集者不知，因而“勿求”之邪说起矣。其集之也，将何如？义之不集，私利间之也，于是而有治私去欲之事；抑察识之未精也，于是而有处几度务之事。乃其有事也，但以治吾情之不可不治，尽吾心之不可不尽，而非曰此义也，可期必于动而可当，即可期必吾气之无馁也。当其有事，则所集在事；当其无事，则所集在心。虽物之未至，己之未应，而持此心以存主吾气者，恒于不见不闻之际，有指示交临、鬼神交格之心，而隐隐一可推行之义，守吾心以专吾气，物所忘也。乃其操心之密，而气不懈者可断而后断，可为而后为，持此无所屈挠之本体，而不挟义以任气之一发，则以其难其慎之心，而养此不妄不肆之气。听义之生气，而非以欲助气之长，故以义助之也。使助长焉，则为宋人矣。若宋人，而助亦不能助，又将何以长哉！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其闵之也，急于求胜于人之心也；其揠之也，见为可助而助之也。芒芒然归，谓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_恃其助而以胜于人。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必然之势，其子虽欲救之于后而不能也。以此而思，天下之傲王侯取卿相者，或舍大义而矜矫廉之节，或假一义而欲立不世之功，皆助苗长者。而能养以从容，集以深密，使气之自生者，寡矣。有助长者，气小伸而大屈，使胜而终败，于是而有若告子者曰：气不可求也，义外也，义无益于气而气无益于心，不如清静无为，而天下自无能如我心何者。此犹夫不耘苗者也。不耘苗而苗不即槁，故亦可不动其心。而有气而舍之，则即有心而舍之，本所可生，而听其不生，其不动之心，抑将何所用乎？
若夫助之长者，则惟挟一事之义，狂争以与世竞得失是非之涂，此犹夫揠苗者也。苗本可长，而不待其长则成乎必槁之势；非徒无益于气，而一挫不可复振，且令天下疑义之不如功利，气之不如妾妇。而如告子之流，抑以为逍遥于无为之不增益其所本无，以讥君子之集义养气为袭取，则岂不贼义贼气，而诒人以槁苗之诮乎？故我之必求于气，而善养以求之，乃实有此浩然者以配道义，而常伸于天地之间，无所恐惧，以虚此霸王之大业，固非告子所易知矣。”
于是公孙丑欲知知言之所以不动心，而问曰：“何谓知言？”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出于天理之本然、人心之所必然者，则虽发之于言，而非但言也。其他，则皆言而已矣；其言，则皆辞而已矣。天理民物之故，统之一理，而见端各异；偶见其一端，则即可以言引而伸之，又不患乎无辞。于是贤智者倡其说，而愚不肖者和之。以言道也，则大人气数皆可据其偶然之迹；以言治也，则礼乐刑政且不胜其小辨之工。其始未尽离乎道也，得其一偏，而以一偏掩其大全，于是而有诐辞。既诐矣，于一偏之中，反复浸淫以求工，而淫辞成矣。既成矣：则可坚执其偏，以背乎大公至正之理，而为邪辞。邪固不胜正者也，理已屈，事已不成，而更诡托于他端，而为遁辞。辞屡变而不穷，以言德，则可以诬人之性，而使同于禽兽；以言治，则可以饰辞之实，而使指为至安。当大任者，疑之所自生也。我知其诐也，窥见一曲，而所蔽者大同之理也；其淫也，护其所蔽，而陷焉不反也；其邪也，并其一曲之明而离之，不恤其本；也其遁也，离于理则穷，不得已而姑求胜也。如是者，吾有以知之，求之于吾心而已矣。吾心之所安，即天理不易之则；吾心之已定，无人事百变之差。盖求之求之，求之久而豁然贯通之后，不待求而自无不知矣。夫吾既知之矣，则守吾之正而听彼之自起自灭于天下，不亦可乎？而固不可也。言不自言，而终则以贼道诬人，坏人心而终不可兴王业者，皆在于此。言从心生也，生乎偶然之心，而引而之于诐、淫、邪、遁，则还以生心。辞之所至，若有其理，始于疑者终于信，而心皆从辞以发矣。心既生矣，则为之立法以实之，于是矫帝王之常法，违人心之公理，而布为经画，以为所以治民物者，皆如此以为之矣，害于其政矣。政既成矣，亦似有条理焉，如有规画焉，遂举而实行之，而政发矣；则人情以之违，天理以之蔑，而害见于事。性恶也，而仁义可以不行；道异也，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设。为我也，而君臣可废；兼爱也，而父子可离。然则言之为害，如此其大，而吾之知之也不容不审；知之必审，而求之不容不精。此圣学异端、王道伯功必争之界，吾所奉以治、人心正风俗、奠生民之纪者在是。百世而下，圣人复起，其不能无言而建道法也，必矣可信以必从者也。岂若彼告子者自处于蔽陷之中，因欲置是非于不辨，以孤守其心而终离乎道，以不恤其穷哉？”
于是公孙丑知言之不可不知，而不得其所以能知之道，则见夫知言之难也，而问曰：“言诚不可不知，而知言岂易易哉！欲知天下之言者，必吾之言无不善，而后彼之妄不辨而自明。凡为言者，以言天下之事，则有讲说焉，有辞命焉；在昔宰我、子贡善之矣。以言性命之理，则言其心得焉，言所躬行焉；在昔冉牛、闵子、颜渊善之矣。至于孔子，德已盛，行已至，以应天下之辨说而应对之也，言无不中于道，然且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盖以在己之立言易，而天下纷起之智数，欲穷其失而伸我之得，不易。乃夫子游于设、淫、邪、遁之中，尽察其蔽、陷、离、穷，而辨其心迹之妄，则道盛化神，其既圣矣乎？”孟子乃微示以言之所以知，而明作圣之功，即就孔子以应之曰：“夫养气之学，以自免于道义之馁；知言之学，亦以妨乎心政之害。此君子之所不可不修，而驯至于心之不动，亦但以异夫功利之俗，惊心于利达；异端之教，逃心于虚妄者耳。而子遽以为圣。恶！是何言也！夫惟冥持其心，置天下之是非于不辨者，则自处于尊高，而妄谓合天道之无言以自矜于圣。而圣人岂若是乎！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自圣德言之也。孔子曰：‘圣者，德之已至，吾其能以自信乎？惟是吾学焉，研之于心，察之于理，必求其无不惬于天怀而遂已者，不以详而厌也。吾教焉，明其所是，辨其所非，必求其无不审于物情而无疑者，不以难而倦也。吾之所以尽乎己而应乎人者，如此而已。’子贡则知圣德之本于圣学，而穷理致知为圣学之要，乃曰：‘学惟患其厌耳。诚不厌矣，古今之精义，毕会于一心，此大智之成德也。教惟患其倦耳，诚不倦矣，贤智愚不肖之通蔽，裁成于一心，此至仁之成能也。仁且智，于物无不成，而销生人之忧患；于己无不通，而立万理之统宗。夫子既圣矣，又何辞焉！’夫孔子之圣学至矣，圣德成矣，且不居焉，惟是勤勤于学与教，以博通物理，而折千古之疑。我乃从事于斯之不遑，而遽谓我圣，是何言也？”夫孟子引孔子不自圣之言以自况，则其所自居者可知。而孔子之圣在学与教，则惟是格物穷理，必尽其心以求上达而不为物论所疑，以会通于千圣百王，而成大业者之在知言，亦于此见矣。此孟子之微言未易测也。
公孙丑以孟子不居圣，而遂降论焉：“昔者丑奉教于君子，而闻孔子之门，若子游、子夏、子张，各尽其高明沈潜之才，而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克致其躬行心得之实，具圣人之体，而特未能充之以尽其用之大。此皆学圣人之学者也，而夫子何安焉？”孟子曰：“学必求其全也，非可以一节而遂信诸心也；学抑必求其大也，非可以独言而无疑于世也。体之一，体之微，吾何安焉？姑舍是而进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