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乃曰：“伯夷、伊尹，或隐或见，或独立于物表而不惧，或身任天下而不忧，夫子其殆与之齐乎？”孟子曰：“夫二子之德至矣，而德所从人，有道焉。由乎其道者，即成乎其德。乃吾所由者不同，则所成者亦不同矣。夫将出而应天下，则必入而求之吾。心求之心而心正于是，则任天下之百变而不足以动之；不问其所以应世者出于何术，而问我之所以自命者遵于何涂。故出处者，君子之大闲也。有卓然不易之义，则有断然不惑之出处；有精义入神之知，则有随时顺应之出处。故非其君，必不仕也；非其民，必不使也；治则进，非治不进也；乱则退，于乱必退也；虽世方求我，我可救世，而不动其清严恶恶之心者，伯夷也。何事非君？事之者惟我也；何使非民？使之者惟我也；治亦进，进以立功也；乱亦进，进以拨乱也；虽时不可为，为或无救，而不动其觉民救泽之心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则仕，无疑于道之不可行；可以止则止，无疑于道之不可弃；可以久则久，无疑于不善之必远；可以速，则速无疑于舍此之何适；以一心析众理之安，而事至即决，物来不违，无所往而劳其心之推测者，则孔子也。夫三子者，皆以其浩然之气，直行于天地之间，而行之以道义之当然，以造其极，皆古圣人也。吾方曰孜孜于学，而未能有行焉，而所愿学者，则孔子也。而学之于仕止久速而时之莫违者，必将学之于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理，而物之各审；学之于随时各得而尽义之变者，必将学之于析理无差，而尽知之微。进可为卿相，而王业亦如其素位之行；退可俟圣人，而定论以折异端之妄。吾与夷、尹之道不同，实其学之不同也。不厌不倦之学，吾从事久矣。四十而不动心，吾之所长于告子者在是矣。”
公孙丑闻“皆圣”之语，而欲折衷以定论，曰：“伯夷、伊尹圣矣，而孔子亦圣。道不同，而其有道也均，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夫孔子而岂夷、尹所能班哉！其圣德不可班，其圣学尤不可班也。且非独夷、尹。自生民以来，圣者不一矣，尽生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群圣之大成而为大成，未有孔子者也。”公孙丑问曰：“夷、尹诚不可班于孔子，而皆谓之圣，然则有同与？”斯问也，所以明乎异端、圣道之大别，而会圣人于一涂，以立大闲者也。故孟子急应之曰：“有。由乎斯以立本者，斯为圣；不由乎斯以为无本之术者，斯为狂。伯夷、伊尹安得异于孔子，而孔子亦何容异于夷、尹乎！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道之隆也，有配道者以任之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义之正也，有配义者以决之也。是则一介不取与之伊尹，即不视恶色、不听恶声之伯夷，而孔子人欲净尽、天理流行者亦同焉；义之精也，气之塞乎天地者也。其不孤立一无用之心以浮沈于世，数圣同归，而无异端迥别在此矣。”
公孙丑乃更进而问所以异。斯问也，欲以标圣功之独至，而显愿学者希圣之实功也。乃孔子之为至仁大智，而尽天理物情于学诲之中者，孟子既言之矣。至此，则惟明夫其复绝古今之有在，而知学圣者之舍此无道也，乃曰：“孔子之异于夷、尹，其道之盛，人能知之，而所以为群圣之莫及者，则惟及门之士知其下学上达之真，为可据焉。知圣者存乎智，惟察其所以通天下之理者，而后因圣学以见圣心，则宰我、子贡、有若足以知矣。如谓其阿私所好而为溢美之词，三子虽污，亦岂如异端之立门庭以惑天下哉。宰我则曰：‘天下知尧、舜之圣，以为莫可及矣，惟未尝观也。以予观之，敏求者如斯，愤乐者如斯也，以故事理明通，而心常泰定。尧、舜能以其道义成圣人之大业，而夫子精义入神，以立天下万世人心之极而远其害，夫子之贤远矣！’子贡曰：‘百王有必同之心，而有不齐之道。故德也，政也，以期中乎道义，将无殊矣，而于制作则有差焉。择天理之过不及，而礼乃得其大中；察人心之节与不节，而乐乃得其大和；礼明乐备，如斯之难矣。故见其礼则知其政，礼之升降，政之醇疵也；闻其乐而知其德，乐之美善，德之隆杀也。吾由百世而下，以此等百世之，王莫有能违乎此则者也。以之论夫子，则礼无不明，乐无不备，既以体道义于一心，复以尽修明于众论；自生民以来，人治之大备，极乎昭明，未有夫子也。统内圣外王之理于穷理致知之中，古之王者，孰能及之哉！’有若则曰：‘民有心知，则皆可致也；民有气志，则皆可充也。而受大均之生，本无不相及之理者，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灵蠢殊矣；凤凰之于飞鸟，文质殊矣；泰山之于丘垤，高卑殊矣；河海之于行潦，大小殊矣；而其为蠕动峙流之类，则一也。圣人之于民，亦同此形，则同此义、同此知，亦类也，而圣人者，为民之所不敢为，不为民之所竞为；于其同种之中，高自标举以伸其志，而超然自拔于流俗萃聚之中。凡圣人之首出庶物者，异矣。乃就其出而拔者思之，则为人之所不能为者，贞千古之常；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尽万有之变。其以穷理尽性，以一心含万象而盛焉者，未有如夫子者也。岂果人之不可及哉？学未全而功未造极，圣人且弗及，而况于民乎！’由三子之言思之，则孔子之贤于尧、舜者何也？为百王之不逮者何也？为出类拔萃之圣人所莫及者何也？道义统其同，而仁智立其异，吾之所愿学者此矣。吾奉孔子之道，以为道天下孰有可疑之理，而使我心之或动乎？彼告子者，师心自用，而成乎孤僻之学，又乌足以言哉！”
孟子之与丑言，详矣。养气者，道义之所以塞天地而无馁，夷、尹、孔子所同，告子且以勿求而使此心之荒废。知言者，仁智之所以成己而成物，而正人心、息世害，夷、尹之所不及，尧、舜百王之所不足，亦何望告子之能潜心以求，而不流于设邪哉？盖正心诚意以立其本，格物致知以尽其用，乃夫子所授于曾子，而孟子传之，而非格致之极功，则诚者或非所诚，正者或非所正。故集义必于精义，而心愈明者气愈昌，此圣学、异端之大辨。故异端可托于言心，而必不可托于言知。知者有不厌不倦之实功，不疑乃以不惧，其理甚易，其功甚难，其效甚迟。异端欲速效而惮学实学，故宜其不足与于此也。
【元典】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译文】孟子说：“凭借武力假托仁义的可以称霸，称霸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称王不必要有大国的条件--商汤凭七十里见方的地方，文王凭百里见方的地方就称王了。”
【诸儒注疏】“力”，谓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无是心，而借其事以为功者也。“霸”，若齐桓、晋文是也。“以德行仁”，则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无适而非仁也。
【理学讲评】霸，是诸侯之长，言其势力强大，足以把持天下，如齐桓公、晋文公是也。孟子说：“古今论治道有二端：一是霸道，一是王道。欲知王霸之异道，亦观其心术而已。若恃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事，其事虽公，其心实私，这等的叫做霸。霸者必据有大国，然后威势足以制人，名号足以鼓众，天下皆畏而服之，此所以能合诸侯而成霸业也。苟非大国，则无所凭借以立功名，何以成其霸乎？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而行其救世安民之仁，心皆实心，政皆实政，这等的叫做王。王者则至诚自足以感动，善政又足以招徕，不待土地之广，甲兵之强，而人心自然悦服，可以朝诸侯而王天下。如成汤起于亳都，地不过七十里而已。文王起于岐周，地不过百里而已。惟以德行仁，遂建有商周之王业，何待于大国乎？夫王霸之所为皆仁也，顾出于假即为霸，出于诚即为王。心术之诚伪甚微，而治道之纯驳顿异，如此。”
【元典】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靠武力使人服从，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够（反抗）罢了；靠道德使人服从，是心里高兴，真心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敬服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诸儒注疏】“赡”，足也。《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王霸之心，诚伪不同，故人所以应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邹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无意于服人，而人不能不服。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着明者也。”
【理学讲评】赡，是足。《诗》，是《大雅·文王有声》之篇。孟子承上文说：“王霸之心术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异。霸者以力假仁而入服之，虽外面顺从，却不是真心爱戴；特屈于力之不足，寡不敌众，弱不敌强，故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强顺从，乃其中心爱慕喜悦，有发于至诚而无所强者，就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一般。非有名位势力以联属之，而流离困苦，相从不二，其服之诚如此。《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篇说道：‘王者之化，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所思而不服。’夫服尽于东西南北，则德之所被者广。服出于心思，则诚之所结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入，而心悦诚服之谓也。彼霸者何足以语此哉？”按此章论王霸之辨，只在诚伪之间，同一施仁也，而以力假之则霸，以德行之则王；同一服入也，而以力服之则霸，以德服之则王。其事功纯驳，感人之浅深，不可同日而语。此论王道者，所以必本之诚意也。图治者其审所尚哉！
【心学讲评】孟子辨王、伯以正治术曰：“今天下移霸功而谓王道之不能行者，皆谓王道之难于见功，而霸者之易于见效。而岂其然哉！其行之也，有待难乎？无待者难乎？及其效也，不得已而从我者可据乎？其率四海以从我而无异心者可恃乎？则试取而并论之。
“霸者之以内息其民，而外为分灾救患之术者，仁也。而所恃者，则为其兵威之足以胜人，而假此以动天下也，其必有其土地而后有其人民，有其人民而后兵可强、威可盛也。故齐先力争于纪、谭、阳，遂，而晋先竭智殚力以兼虞、虢、屈，蒲，国大而后伯成，力已竭矣。若夫王者之仁，保一国以保天下，其心不忍伤物也，其事则顺其心而出之也。于是而不贪功利之情，为天下所共信；而覆育弱小之政，为天下所共依；则无假于兵威，无借于土地，而何待大焉，汤之有七十里是也，文王之有百里是也。世守者本不大，而抑无借于兼并以为大也。以此言之，则有待者使无可挟之势，伯终不成；无所待者即此固有之资，而王业已定。则始之图其功也，果孰难而孰易耶？
“及进而考其效，则又异矣。天下之翕然而听命于霸，亦尝服之矣，强之会盟，而莫敢不赴；搂之征伐，而莫敢不从。乃其服之，以其国大兵强而服之，非服其所以假之仁也。窥见其仁之假，而心已厌恶之久矣；以己之国小而力不赡，欲与抗而非其敌耳。然则使其力有余焉，则竞取而争之矣。故齐桓死而宋、卫交伐，晋伯衰而齐、秦交侵。若夫王者之服人也，非但感其仁恩之及己也。体其包涵万方之心，而戴其一夫不获之耻，则既中心欣说而度己德之不若，则愿戴之为共主，皆诚也。惟然，则天下无贤不肖，尽欲仰其盛德而从其教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惟然，则天下之无远无迩，以渐次而来归，而修其职贡。《诗》所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始于岐西，及于陕东，渐于南国，成于北土，无诸侯民庶之心不服者，此之谓也。弱者从而强者亦帖，力虽有余，莫与之抗，而永绥大定之功。”
由此言之，则天下之力，其可恃其终不赡乎？而不恃天下之力不足，而恃天下之心有余，诚服者之收效，以视力诎者之面从，孰得而孰失邪？然且曰王道难成而霸功易效，则世之不足有为，而天下其何能有定哉！
【元典】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
【译文】孟子说：“仁就获得尊荣，不仁就招来耻辱。如今有人厌恶耻辱却又安于不仁，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又安于居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如果真的厌恶耻辱，就不如崇尚道德、尊重士人，让贤人在位做官，让能人在职办事。国家太平无事，趁这时候修明政教刑法，（这样，）即使大国也必然会怕它了。”
【诸儒注疏】好荣恶辱，人之常情。然徒恶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此因其恶辱之情，而进之以强仁之事也。“贵德”，犹尚德也。“士”则指其人而言之。“贤”，有德者，使之在位，则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国家间暇，可以有为之时也。详味“及”字，则惟曰不足之意可见矣。
【理学讲评】孟子说：“人情孰不好荣而恶辱，然荣辱无常，惟人所召，在仁与不仁而已。诚使为人君的修德行善，事事皆出于仁，则身尊名显，不期荣而自荣矣。若是骄奢淫泱，事事皆出于不仁，则身危国乱，不欺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恶辱之心，而所为的都是不仁之事，虽欲去辱，势必不能；就如恶湿之人不能移居高敞，而仍处卑下之地，岂能免于湿乎？故人君惟不恶辱则已，如诚恶辱，则莫如去不仁而为仁，不自挟其贵也，而贵重道德，不自恃其尊也，而尊礼贤士。士之贤而有德的，则使之布列有位，以正君而善俗；士之能而有才的，则使之分任众职，以修政而立事，斯则有治人而可与图治道矣。如幸而国家闲暇，无敌国外患之忧，可以从容有为，次第整理，则趁这时节，务与贤能之臣，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纲小纪秩然不乱；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用，咸适其宜。似这等用人行政，孳孳汲汲，惟务修德以自强，则可谓仁矣。由是人心悦而邦本安宁，国势张而天下无敌，虽强大之国，亦翕然畏服而听命之不暇矣。何荣如之？吾所谓仁则荣者如此。”
【元典】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译文】《诗经》上说：‘赶上天气没阴雨，取来桑皮拌上泥，窗洞门户细修葺。从今下边的人，有谁再敢把我欺？’孔子说：‘做这篇诗的人，真懂得道啊！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
【诸儒注疏】《诗》，《豳风·鸱鹗》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彻”，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绸缪”，缠绵补葺也。“牖户”，巢之通气出入处也。“予”，鸟自谓也。言我之备患详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鸟之为巢如此，比君之为国，亦当思患而预防之。孔子读而赞之，以为知道也。
【理学讲评】诗，是《豳风·鸱鹗》篇。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之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孟子说：“人君欲强仁以求荣，则当及时以图治。昔周公作《鸱鹗》之诗，托为鸟言说道：我之为巢，将以蔽风雨而御患害。然使既雨之后为之，则无及矣。必趁此天末阴雨之时，先取那桑根来，补葺巢之牖户，使坚好完固，则他目虽遇阴雨，亦不动摇，在下之民，宁或有侮我而击射之者乎？诗人托为乌言如此。孔子读而赞之说：为此诗者，其知治国之道乎！盖凡有国家者，其平居无事，正如天未阴雨之时，若能乘其闲暇，汲汲然简任贤才，励精治理，纪纲紊乱的，及时整顿；法度废弛的，及时修补，使事事周密，无一些罅漏，亦如鸟之绸缪牖户一般。则内政修明，根本牢固，那敌国自将畏服不暇，谁敢有肆其侵侮者乎？此诗之言所以为知道也。由诗及孔子之言观之，我所谓仁则荣者，益可信矣。”
【元典】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