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注疏】“闲”，卫也。“放”，驱而远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体也。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
【理学讲评】闲，是卫。先圣，指孔子说。距，是绝。放，是驱而远之。淫辞、邪说，都指杨墨之言说。孟子既推异端之害，遂以卫道自任，说：“杨墨流祸之深如此，吾为天下忧之，思欲防卫先圣仁义之道，使之着明于世，不为异端所塞。故于杨墨之学则深距而痛绝之，以放斥其淫荡无归之辞，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其为非，而邪设之说不得复起以诬民，此所以卫道也。盖邪说之作虽发于言论，实本于心术，既作于其心，则见之一身，凡举止应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其事，则措之天下，凡纪纲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虽圣人复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则圣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乱又何时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异端之害，在于学术之偏，而其本始于心术，心术既坏，则发于言语，皆淫邪之辞，施为政事，皆偏私之举，而天下之乱实基于是矣。孟子之辟杨墨正为此也。挽回世道者，当以正人心为急。
【元典】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译文】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君主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
【诸儒注疏】“抑”，止也。“兼”，并之也。总结上文也。说见上篇。“承”，当也。
【理学讲评】抑，是止。兼，是并。膺，是击。惩，是创。孟子既叙三代圣人维世之功，乃总结说道：“由往古之事观之，可见治乱相寻，固有定数。而维持救正则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则能拯民之灾，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则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之书，则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来世，而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是自生民以来天下所以乱而复治者，皆三圣之功也。况今杨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兽之灾，盖有惨于夷狄乱贼之祸者。《诗经·鲁颂》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是说周公于戎狄、荆舒之国，膺击惩创使之畏威从化，莫敢拒违，圣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严如此。今杨墨之教，无父无君，坏乱纲常，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击而远之者也。有救世之责者，岂可坐视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元典】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破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墨翟的，才是圣人的信徒啊。
【诸儒注疏】“诐、淫”，解见前篇。“辞”者，说之详也。“承”，继也。“三圣”，禹、周公，孔子也。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弑之祸，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再言“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言苟有能为此距杨、墨之说者，则其所趋正矣，虽未必知道，是亦圣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问，而意有未尽，故复言此。盖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也。圣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则不能攻讨，而又倡为不必攻讨之说者，其为邪诐之徒、乱贼之党可知矣。
尹氏曰：“学者于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则害流于生民，祸及于后世。故孟子辩邪说如是之严，而自以为承三圣之功也。当是时，方且以好辩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圣贤之心也。”
【理学讲评】邪说三句，都指杨墨说。设，是偏僻。淫，是浮荡。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孟子承上文说：“大禹、周公、孔子拨乱之功如此，皆其责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于杨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则有负于三圣矣。故当此之时，亦欲讲明仁义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杨墨之邪说，拒绝其偏僻之行，摈斥其浮荡之辞。如此者，正以承三圣之功，拨乱世而反之正也。然则予之丁宁反覆，而不免于多言者，岂好辩哉？邪说之横流方炽，则斥之不容不严；人心之蔽锢已深，则启之不容不力，诚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人立为言论，以距杨墨之说，而斥其‘为我’、‘兼爱’之非者，虽其学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闲先圣之道，则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见异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况予有世道之责者，岂得以好辩自嫌而遂已于言耶？外人之论可谓不谅予心者矣。”夫当时纵横名法之学害圣人之道者，不知其几？而孟子独辟杨墨者，盖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浅而易光，杨墨之说，害在心术，深而难知，使非孟子极力辟之，则世道之沦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后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谓此也。
【心学讲评】孟子承孔子之学以继往圣，而其辟杨、墨也独严，为人心计也，实为人道计也。人与禽兽皆生于天地之间，而欲全乎人者，必远禽之害。禽害人则乱，人远禽则治。上世之乱在天灾，而物裂天之灾以逼人；中古之乱在人事，而君率兽以害人之；生后世之乱在人心，而行禽之行，言禽之言以乱性。行禽之行，则圣人可奉王法以正之，而乱熄。至于言禽之言，而窜人于心性，则弥近理而惑天下后世者不已。故孔子以前无可辨之异端，至于孟子之世而异端始盛，向非孟子推究其迷妄之本，而防其害之大，则后世且将以杨、墨承圣学，而大伦尽灭矣。故与之辩也不容不力。
乃当时不知圣贤之用心，以为道不同而不必与争，德在我而亦可以忘言，遂称孟子之好辩。公都子闻之而问其故，孟子曰：“争一己之是非，而以言说自表其才，斯乃辩者也，而予岂其然哉！使言而非大谬于生人之理，则可已；使言之而但成其人之失，则可已；使言之害止于言而不贼人之心与行，则可已；抑前之而其说未盛，不足以逞，则可已；后之而有圣人之徒已先我而辟之，则可已。予盖仰体上天生人之心，远溯古人立人之道，俯思百世人害之无穷，皆在予也，欲已之而不得也。此其故在天下矣，在天下之生矣，在天下治乱之大矣。而请言天下之生：人与物皆生于天下，其并生而不相杂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杂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贵于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则治，物杂于人而害于人则乱。乃治矣，而流风易息，故治未久而乱乘焉。其乱也，必有人焉，因时致功，而后复治，自唐、虞以来莫不然者，而今尤亟矣。
“当尧之时，天失其序，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五行之渗既不利于人，而物乘之。龙蛇得水以居，而民失其土。宫室毁矣，中国虚矣。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人且同于禽兽，而禽兽反处人之墟。《书》曰：‘洚水警余。’尧、舜以之为警，而生民可知矣。洚水者，洚洞无涯之谓，而实大川之洪水逆行而成也。此天下之一乱也。灾降白天，而物冯之以争人之处，则非物之能害人，水使之然也。则冶水而即以远物害矣。尧、舜以之命禹，而生民受逼于禽兽，禽兽之忧在禹，禹不得而辞也。乃掘其璧塞，分疏之而注于海。于是蛇龙无所依以肆其毒，水去而不得不逃于菹矣。其所治之水不溢出于地上，而行于地中，施及于今，为江，为淮，为河，为汉，涯岸分而各成其壑，皆禹之成劳也。水以溺人而险，以碍人之行而阻，行于地中，则既远矣。人忘险，阻而中国复为人之中国，则禽兽无所容焉，害人者乃消。然后人得就平土而居，奠为九州，分为五服，人气昌于中国，而物不得乘天以为虐，此禹以人道为己任而治之也。乃一治矣。
“地平天成，物不能乘天以为虐，而率兽以害人者在君。尧、舜既没，天下世及，夏、商之季，多暴君焉。贪污池之利，坏宫室以为之，而民有失其安息者矣；侈园囿之乐，弃田以为之，而民有不得衣食者矣。其倡之者，谗佞之邪说也；其因之而淫行者，害民之暴行也。夏之暴君作之于前，商之暴君作之于后，相沿成习，园囿污池半于平土，沛泽多而禽兽至矣。乃暴君因之为利，事之为乐，而人之受荼毒于暴君者，皆夺民以养兽者也。及纣之世，猛兽之养以穷民生，而猛兽之气且以移暴行者之情性而胥于恶，而天下之乱极矣。此又一乱也。祸始于君，而甚于逢君者以物贼人，而人无能如之何。治其为暴君者，而物可驱也。周公相武王，以成文王未竟之绪，则周公不得而辞也。于是有牧野之师以诛纣，有东征之役以伐奄，凡三年，而叛人乃得，商、奄乃平。以飞廉之狎兽以殃民也，驱而戮之于海隅，而与廉同恶而灭者五十国。其虎、豹、犀、象之纵横于园囿者，驱而远之，于是兽不为人害，而人之生乃遂，天下大说。故《书》曰：我周之治，能大显文王之谟者公也，能大承武王之烈者公也，乃以佑助开启我后人，咸以立人之道，一归于正，而无缺失。是唯周公以人道为己任，而除物害以安民生，又一治矣。
“禹欲消物之害，人与天争而不恤；周公欲远物之暴，以臣伐君而不惭；古人之任道于己有如是者。至于孔子，而又难矣。桀、纣自膺天诛，故周之子孙无敢贵物贱人而殃天下。乃君暴息而君势以弱，于是物不能害人，而人化于禽兽者且见之行其以禽行而乱人道者，不在君父而在臣子。周之衰也，王道微弱而权下移，于是而有以兵谏为忠、以清君侧之恶为正之邪说，则因而有不畏天讨、不恤公论之暴行，作于臣子，乃有臣弑其君者焉，子弑其父者焉。是禽兽不知有君、不知其父、以利相噬、以力相残之气且移于人，物害远而人害亟，此又一乱也。治之者其忧更切矣！孔子为人之胥为禽也而惧矣！物之害人也，人有能远之者矣。人行兽行，而臣子且食篡夺之利，相习以化于物，其能待圣王之兴乎？于是而作《春秋》焉，正其名，定其分。不没其实而必伸其法，以一人治天下而赏罚必严，盖天子之事也。夫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事出于孔子之创起，当世且以孔子之好行其好恶，而孔子念之矣，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秩》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大伦之不可毁，而以笔削继放龙蛇、驱虎豹之心，则知孔子者在此矣。谓褒贬之徒为劳，而以空言求异于邪说暴行之习，则罪孔子而孔子固不恤也。盖物害人，而人自为人，物则为物，则居位行志，事虽劳而天下咸说；人行兽行，而物不能害人，人且自害，则移俗绍古，事愈创而知罪难期。顾孔子生孔子之时，责不在君、不在相，而在无位之圣人，则灼见天心，而忘乎物议，乃使《春秋》，而后篡弑之祸息，以施于今，则亦一治也。
暴行不作，而禽兽之气隐中于人心者溢出而为言；君不得暴，臣不得逆，而禽兽之情变易夫人心者，害发于无位之处士。圣王之不作而教不行，诸侯放恣而养士以相倾，于是而处士之祸起矣。处士以其议动诸侯者，犹止于暴行。而其以傲诸侯而聚徒众者，则以其不经之学，集怪异之说；以不轨之思，为隐僻之语。性本直也，而横据其末流以谓之性；道本直也，而横生枝叶以谓之道；诡出万端，而大要不出于杨朱、墨翟二人之始倡，乃以招引无识之徒，而使之演其教于天下。天下之士有才智而可为言者，其好静而寡恩者则必归杨，其好动而慕名者则必归墨；不归此而归彼，乃至若二氏之外，别无道之可道而无言之可尚。而不知其为议之横，曾不异于乱臣贼子之心，而特避其迹耳。杨氏以为人各自为，相与于无相与而各得，天地万物举不足以扰其和。是谓天下可无君，而有君不如无之安也。墨氏以为人同生于天，本合而不可离，则必兼所爱，凡亲疏厚薄，皆自私其形之所自生。是谓人非父母之所生，天下本无父，必有之如无，而后知大本也。此其说，幽渺托于性天，迹象依于仁义，而于其无父无君思之，则禽兽而已矣。不见夫禽兽之不知所从出，而莫相君长也乎？举天下才智聪明而致之如禽兽之道，其害可胜言哉！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兽之生盛矣；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人之气微矣。为此者，是兽不能食人，而人率之也！’此暴君之豢兽以夺民食者则然，而贵兽贱人之祸可知矣。杨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归之矣；无与息之，终不息也，日新月异而未已也。则孔子之道、以率人心之爱敬而奉君父为道之大原者，不可得而着矣。孔子之道，因民性之本不容昧者而为之昭宣者也。彼之邪说，则以诬民之所自生为不生于父母，民之所受治为不治于君。其说充满于天下，而人心之仁义塞矣。即有不自安之情，必依君而致敬，而塞之以成乎简介；即有不忍忘之情，必于父而致爱，而塞之以成乎残忍。仁义之既充塞，而天下皆兽，于是以智役愚，以强吞弱。故清净之旨流于刑名，勤俭之教趋于功利。彼愚弱者犹人也，而为邪说以成其行者，则果兽也，挟徒坐食而食其利，愚弄颠倒而食其心。呜呼，后世必有人相食之事，而人无非兽，且兽之不若也！盖无君则无所食而不可，无父则葬可薄而肉亦可食，必然之势也。乱至此，愈隐而愈极矣，而吾安得不为此而惧哉！无先圣之权，而不能以明刑正其罪；非先圣之时，而不可以微言大义止其恶；而正直横议横行、禽心猖獗之日，幸为圣人之徒而所任者重，恶得而不惧乎！
“惧之甚，故先圣之道不得不闲也。言仁则推一本，言义则推其在内，使托于仁义者不得窃也，则杨、墨其祸之首而不得不距也，其泛滥以为性命物理之淫词不得不放也，而吾之辩不容不详矣。辩之详，闲之固，距之放之之严，庶几哉，有以诘其心之不可诬而理之不可横，邪说其不得作乎！其必使不作也，非但恶其说也。盖作者说也，而浸淫之词遂不觉自信为固然，则蔑君背父之心因以益生。心既生矣，而绝物孤立、殉物忘本之事成，而害于敦仁由义之事。事既害，则一人行之觉其有利，而遂欲推行之于天下，而成乎废纪纲、蔑等杀之政，天下无统，人心不亲，人之相食，皆必然矣。斯道也，圣人复起，必以为当吾之时不容不力为距放，而谓可与忘言也。庶几哉，邪说殄而天下之乱息，其尚可与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