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译文】孟子说：“舜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
【诸儒注疏】“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岐周”，岐山下周旧邑，近畎夷。“毕郢”，近丰镐，今有文王墓。
【理学讲评】诸冯、负夏、呜条、岐周、毕郢，都是地名。孟子说：“天生圣人，以百王之道统，开万世之太平，非偶然也。试以虞舜、周文王论之，舜生产于诸冯，既而迁居于负夏，其后卒于鸣条，这都是东方夷服的去处，是即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产于岐周，其后卒于毕郢，这都是近西夷的去处，是乃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则生于其地者，即囿于风气之中而不能振拔；若圣人则间气所钟，旷世而一见，有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圣之同道，故先发其端如此。
【元典】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译文】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所推行的，像符节一样吻合，先出的圣人和后出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一样的。
【诸儒注疏】“得志行乎中国”，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符节”，以玉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则左右相合以为信也。“若合符节”，言其同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范氏曰：“言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其道则一也。”
【理学讲评】古时篆刻文字于玉，左右两扇，有事则合之以为信验，叫做符节，就如今之金牌铁券一般。揆，是度。孟子承上文说：“舜与文王，一生于东夷，一生于西夷，其地相距千有余里，可谓远矣。舜兴于虞，文王起于周，其世代之相后千有余岁，可谓久矣。然舜发于畎亩之中，得志而为天子；文王当有商之季，得志而为方伯；一则风动四方，一则修和有夏，都能行其道于中国，使仁、义、礼、乐灿然大明，彼此相较无毫发之差，就如合着符节的一样，何其同也。”由此而推，可见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圣人崛兴，后乎千百世之将来，有圣人复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虽其迹不能尽同，然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纯王之心，所行莫非纯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岂有不同者哉？盖战国之时，正学不明，异说纷起，如杨、墨、许行之徒，皆托于圣人之道，以自为一家之言，是以师异道，人异学，而圣道为天下裂矣。孟子称圣人之同道，盖所以深辟当时之异说也。
【心学讲评】孟子曰：“圣人之道不行于天下，而或为之说曰：风土之不同，则因俗而治，不可齐也；今古之不同，则因时而治，不可执也。而旷观古圣人之道法，岂其然哉！
“夫大道为公者，圣人之志，而行道于天下，则同此中国。昔之行其志于中国而圣焉者，为舜，为文王。以今考之，舜则生于诸冯矣，其修元德于躬者，在诸冯也；迁于负夏矣，其施用中于民者，在负夏也；卒于鸣条矣，其成帝德于终者，在鸣条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冀州之域，在大河之东，其地带洪流，有卤池平野之利，而人习于勤俭，东夷之人则然。而舜居东夷之地，以起化于东夷，则东夷之人矣。文王则生于岐周矣，其服康功田功者，于岐周也；卒于毕郢矣，其成钟鼓辟痈者，在毕郢也。岐周、毕郢，皆痈州之域，在河、渭之西，其地拥高山，为柞械芭草之区，而人习于敦朴，西夷之人则然。而文王居西夷之地以施仁于西夷，则西夷之人矣。夫自东夷以至于西夷，隔以河流，阻以邠、梁，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矣，风土殊而民情异矣。乃以世考之：则夏祀四百，殷载六百，舜居其前，文王居其后，又千有余岁矣。朴略改而文明，揖让变为征伐矣。使地移而政因以殊，时易而道随以降，则舜、文之所尚，当有大不相若者矣。乃舜之升闻在位以至受终，文之受戍称伯以至有二，其治安天下之志得而行其政教于中国也，其以厚民之生者，均此什一之法也；其以正民之德者，均此五伦之叙也；若合符节，执彼以印此，而无有彼此之参差矣。
“由此言之，则先千岁而为舜、舜以圣焉；后千岁而为文，文以圣矣；则前乎舜而为开天首出之圣，后乎舜而为继往开来之圣，道无不一也。则使后乎文王而有拨乱反治之圣人者起，义恶容道之不一乎？所以一者何？同此中国则同此人，同此中国之人则同此情、则此理，而圣人所以揆度其欲恶之情、得失之理，无不见其一也。故九州异土，而风俗可一，百世异时，而道德可同。然则天下亦无圣人耳，使有圣人者兴，则不能舍舜、文所揆一之理以行焉，必矣。此吾所以兢兢于守先待后，而当时因时立变之邪说，其以诬民惑世，亦奚为哉！”
【元典】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
【译文】子产治理郑国的政事，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子产）仁惠却不懂治理政事的方法。”
【诸儒注疏】“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溱洧”，二水名也。子产见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车载而渡之。“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
【理学讲评】子产，是郑大夫公孙侨。溱洧，是二水名。春秋时，有子产者辅佐郑君，凡一国之政事都听他掌管，其位尊，其任重，则凡为百姓兴利除害，当自有经济之大者。乃一日偶过溱、洧之间，见人徒涉，其心不忍，便将所乘的车渡济他，一时小民亦皆感其恩泽，称为盛事。然而甚失政体矣，故孟子讥之说：“君子之存心行事，非不欲使泽及于民，然其体统有尊卑，规模有大小，若子产乘舆济人之事，惠则惠矣，其于为政的道理则未之知也。”盖君子驭众临民，自有公平正大之体；修政立事，自有纲纪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誉于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为政也。今子产以煦煦为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感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其不知其政体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废，但惠施于一人，则虽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于一国，则能以所爱达之于所不爱，此大小公私之判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体，则违道干誉，有名无实，民何赖焉？盖孔子称管仲之仁，而讥其不知礼；孟子称子产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所以为后世训也。
【元典】
“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
【译文】十一月份把走人的桥修好，十二月份把行车的桥修好，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
【诸儒注疏】‘杠”，方桥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桥也。“舆梁”，可通车舆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功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冱，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理学讲评】周时十一月即今九月，十二月即今十月。方桥可通人行的，叫做徒杠。大桥可通车行的，叫做舆梁。病，是患苦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子产但知徒涉之人为可悯，而不知乘舆之济为有限，是亦不讲于先王之政耳。试以王政言之，每岁天气向寒的时节，凡道路之间有阻水难行的去处，即量起人夫修治桥梁。十一月农事才毕，民力稍暇，那徒杠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这时便早成了。十二月农事俱毕，工作可兴，那舆梁可通车行的，功虽难就，这时也都成了。是当未寒之时；而巳念徒行者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忧车行之艰，无不先事预图及时为备，所以水潦无阻，道路通行，国中百姓未闻有病于徒涉者也。”即此一端，可见先王之政，不必人人问其疾苦，而为之拊摩，只须事事立有规模，而贻之于安逸，此所谓纲纪法度之施，而不失为公平、正大之体者也。使子产而知此道，则郑国之民，自无有病涉者矣，何用以乘舆济之哉？
【元典】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译文】在上位的人搞好了政治，出行时让行人回避自己都可以的，哪能一个个地帮别人渡河呢？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对每个人都一一去让他喜欢，时间也就太不够用了。
【诸儒注疏】“辟”，辟除也，如《周礼》阍人“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则出行之际，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为过。况国中之水，当涉者众，岂能悉以乘舆济之哉！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说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理学讲评】辟，是避除行人。孟子承上文说：“先王之政，上不求赫赫可喜之功，下不为煦煦悦人之术，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人，能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政，百姓每有饥寒的为之厚其生，有劳苦的为之节其力；一切兴利除害，补偏救敝的事次第施行，务要均平周遍，使人人各得其所；则所施者博，所济者众，不见其私恩小利，而百姓自然心悦诚服矣。如此，则虽出入之际，辟除行人，令他回避，亦是上下之礼宜然，何必以乘舆济人，自亵居尊之体也。况国中之水，当涉者众，举国之人望济者多，焉能以所乘之舆，人人而济之乎？若人人而济之，是欲人人而悦之也。为政者统御万民，总理庶务至为烦劳，必欲每人而求其悦，岂但曲意徇物，违道干誉，大非为政之体；且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应无已之求，其势必至于穷矣。善为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而伤大体，则理所不可；穷日力以徇物情，则势所不能。甚哉，子产之不知为政也。汉臣诸葛亮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盖深得孟子之意。欲明治体者，宜究心焉。
【心学讲评】王政不行，世无善治，其无不忍人之心而播恶者无论已，即其爱民之念偶动，而施一惠，乃经制不立，而民不被其泽。故孟子因尚论子产而详辨之。
昔者子产之于郑，听其政矣，则郑之利所以兴，害所以去，皆为大臣者所可立法以行于一国者也。乃于时当寒月，溱、洧合流之处，水落而不可以舟涉，水寒而又难于褰裳，子产行经其地，见涉者之难，遂以其乘舆济之而渡。于是当时之人感之，后世之人传之，以为屈公辅之尊，下车而济小民，真盛德事也。孟子览其遗文而论之曰：·“若子产之所为者，可谓以私恩小利惠及于民者也；若夫为政，则固其所不知矣。夫为政者有大体焉，有大用焉。以大体行乎大用，则不费不劳，而民自有安全乐利之益；以大用全其大体、则可大可久，而上不失养尊处优之常。此先王创制显庸，具存于故府，而子产不能知也。
今即以民之涉言之，亦何致贻民以寒苦之病，而后沾沾然见其小惠哉！王政有之；岁十一月稻敛竟而潦水降矣，十二月场圃毕而水泽寒矣，秋事终而冬事始，民力暇而往来数，于十一月则徒涉者之杠成焉，于十二月则驾舆者之梁成焉。杠梁有大小难易，而先后告成。政有常经，令有常期，水侧之人无劳督责，而自不敢缓，则民有以济，而未有以徒涉履寒为病者矣。若此者，酌之天时，量之人力，以为者之有余，待涉者之不足，政之平者，民自被其泽矣。以此推之、前之君子竭心力以审民用之宜，后之君子遵古法以享不勤之利，所为王道平平，无功可见，而消天下之险阻者，类皆然也。此尽乎大用，而大体不失者也。则君子无余憾于民，而可以自全其尊矣。行而辟正行人，亦所以正上下之分也。何至屈国相之尊，亵用朝廷之典物，以晋小民而使之乘哉？
“若政之不立，而徒以车济也，则一日之间所见者有几？所济者有几？焉得日敝其车以使人人之得济乎？则前乎此，后乎此，而病涉之民多矣，惠其可以遍及乎？故为政者但以平民之情，使之自得也；非以市民之说，使之感己也。即勿论济不足于人人而惠穷，即使忘身徇物，而欲尽人而说之，乃民之所欲无穷，而上之所施有限，则尽日以图之而有所不足矣。则何如因民之力而制之常经，使不知有上之惠而自除其病，为功不费而效不穷也？此恃乎大体，而大用自行者也。惜乎子产之不知也！”
由是言之，则发仓廪以济饥，不如制其井田；集辩土以论道，不如修其学校。触念之恻隐不足恃，好民之恩惠不足矜。王政事逸而功施无穷，非为政者不易之经哉！
【元典】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译文】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狗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不相识的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人。”
【诸儒注疏】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义之至也。如犬马则轻贱之，然犹有豢养之恩焉。‘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仇之报，不亦宜乎！”
【理学讲评】孟子告齐宣王说：“君臣相与之间，各有当尽的道理。然下之报上，亦视上之所以待下者如何？且如君之于臣能隆之以礼貌，推之以至诚，言听计从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有相倚为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则君之待臣厚矣；由是为臣的莫不感恩图报，矢志竭忠，务要爱养君德，使益清明，保护君身，使益强固就似腹心一般，有相依为命而终身同其休戚者矣。这是上下一体恩义兼隆，明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有轻贱其臣如犬马者，奔走之而已，豢养之而已，这等的傲慢无礼，则人人自疏，漠然不见其可亲，必将无怨无德，视之如路人一般，尚可望以腹心之报乎？至于衰薄之极，人君有贱恶其臣如土芥者，践踏之而已，斩艾之而已，这等的惨刻少恩，则人人自危，悚然惟恐其不保，至于离心离德，避之如寇仇一般，岂但如国人而已乎？”夫尊卑之名分虽殊，而报施之厚薄则常相称，王可以惕然省矣。盖宣王待士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故孟子警之如此。若人臣自处之道则不然，夫臣之事君当如子之事父，其得君行道，固当有匪躬蹇蹇之心，虽去国洁身，亦当有爱君倦倦之意，岂得自处其薄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万世不易之常道也。
【元典】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返，然后收其田里。此谓之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
【译文】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要为先前侍奉过的君主服孝，君主怎样做，臣下就能为他服孝呢？”孟子说：“（臣下在职时）有劝谏，君主就听从，有建议，君主就采纳，使君主恩泽遍及百姓；（臣子）有原因离职（到别国去），君主就派人领他出境，并且派人先到他要去的地方作好安排；离开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这叫三次有礼。这样，臣下就愿意为他服孝了。”
【诸儒注疏】《仪礼》曰：“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礼为问。“导之出疆”，防剽掠也。“先于其所往”，称道其贤，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后收其田禄里居，前此犹望其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