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讲评】道因所处之地而生，而大中至正之则，固有其一定之理，即在安危死生之际，无能乱也。怯者以情迷，勇者以气矜，皆唯其未知道也。爱身即以爱道，而守道即以守身，于曾子、子思之事见之。
曾子授学于武城，武城人奉曾子而居焉。于是而忽有越人来寇之事，武城方图守御，越人悬军远攻，亦未必其遽下也。而或告曾子曰：“寇至，盍去诸？”亦浅人畏害之恒情耳。乃曾子欲去之心，不待或人之告而已定，遽告其馆人曰：“寇至，将有入保者，勿寓之我室，致毁其木以为薪也。”则武城之备御曾不系其心，视一室之薪木不如矣。于是遂去，未几寇退矣，戒心释而可以修讲习之事也，乃豫告武城人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则武城之幸全，曾不如其墙屋之当修也。迨墙屋修而曾子反，初不以昔日去之之急，嫌今日反之之遽也。曾子自坦然于去留，而一无所疑，而左右疑矣，私相议曰：“君子之于人，固不能忘情也。安危之际，见厚薄焉。此邑之人待先生者内尽其忠，外尽其敬，是不可以动先王之情乎？乃寇至而去。民之耳目属焉，将堕其固守之心，幸而寇退而遂反，是明置武城之存亡于度外，而危则去，安则归，君子其何以为情而报其忠敬乎？殆于不可。”乃门人有沈犹行者知之，而言曰：“先生度其可以去而去，而决去而不疑；度其可以反而反，则必反而无愧。此在先生择义之精，守志之定，有深焉者矣，非尔所知也。是非但今日也。昔者先生馆于沈犹氏，适有负刍之祸，从先生七十人，未尝不可出其智力以排难也；乃先生率此七十人以去，未有与其难者。审之定，故守之初终而若一，而又何疑乎？”自曾子言之，则君子之全身远害，而不以一时之意气矜其勇者，此一道也。
而子思异是。子思仕于卫，居其国中，而适有齐寇，强大相陵，卫亦危矣。而或告子思曰：“寇至，盍去诸？”亦其爱君子而欲全之也。而子思不欲去之心已决，毅然以死守自任曰：“夫汲安得去哉！存而与俱存，亡而与俱亡，守御之责，汲任之矣。如汲而忘身以去也，则凡在卫之廷、处卫之国者，皆可去也，君孰与守哉？卒之卫幸存而子思无虞，初非子思之所计。自子思言之，君子之忘身御难，而不以一己之私情生其怯者，此一道也。
乃孟子合而论之曰：“曾子、子思或去或留之际，至不同矣。而揆之于道，岂有异哉？道以贞生死险夷，而守其至正者也。不妄许人以死，则其死也不轻，道之以重其生者重其死也；不复自念其生，则其生也不妄，道之以贞其死者贞其生也。道之所宜，心之所安，而生死初不在其意中。此君子之以其身为道之身，而不为情惑，不为气使，一而已矣。乃其所以去留之不同者，则曾子师也，以道交武城，非以身交武城也。言其分，则父兄也；子弟之难不及于尊者，所以全子弟也。子思，臣也，以身事君，乃以道事君也。言其分，则微也；尊者且危，微者不得而安，所以明分义也。或为师，或为臣，所处之地也。道因地而各有其当行之路。使曾子而居子思之地，则知此身为道之所有而不敢自主，其养大勇浩然之气者，必身任险阻而不疑。使子思而居曾子之地，则知此身为道之所在而不敢自亵，其奉临深履薄之训者，必慎以远害而无忧。易地皆然，唯其道之同而已矣。彼以意气相许，轻以其身报知己之恩，以规避为术，苟全其身以废君臣之义，唯不知道而已矣。君子之于身，见道而不见身，而安危何论焉！”
【元典】
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译文】储子说：“齐王派人暗中观察先生，（您）果真有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孟子说：“哪有什么同别人不一样的呢？尧、舜都是同普通人一样的嘛。”
【诸儒注疏】“储子”，齐人也。“瞰”窃视也。圣人亦人耳，岂有异于人哉！
【理学讲评】储子，是齐人。嗣，是私窃窥视。当战国时，谋臣策士皆卑琐无奇，孟子独毅然以圣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见其气象严严，遂谓其与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齐国，齐王暗地使人窥看孟子，察其动静语默之间，欲以验其为人之实。而齐人有储子者因问孟子说：“夫子享大名于当世，人皆称夫子有异于人，王近使人窃视夫子，审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异于众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说：“我何异于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与人原不异也。岂但我无以异于人，就是古之大圣，如尧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尝有异入之知，异人之能也。”夫尧舜且与人同，况吾岂有以异于人乎？则固无待于疑，而亦不必于酮矣。要之以性而言，圣贤本与人同；以习而言，圣贤始与人异，诚知反其异，以归于同，则入皆可以为尧舜矣。世之高视圣贤而谓其不可企及，岂不过哉？
【心学讲评】道本无可异也。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以至于出处辞受之节，审几度务之宜，无非人情之必然，即为天理之当然，乃自流俗相趋于妄，以欲相导，以利相扇，举天下贸贸然以成习，而遂觉君子之异。齐王之廷，所录左右诸大夫及为之宾客者，皆与齐王利欲之心相狎相合，而见孟子之独异焉，乃疑孟子之所为可暂而不可久，阳然而阴否，遂使人瞰孟子退食之余。
储子以告曰：“夫子之至齐，而齐国之耳目为之一新，无不见异也。而王甚疑夫子之异也，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不然，何其言所未闻、行所未见之如是乎”？
孟子曰：“有是哉，人之以我为异也！其内而自反吾心，吾之居心者何异哉？我外而自顾吾行，吾之制行者何异哉？人之所当为者，人自不为，非我异也；人之所不可为者，人自为之，非我异也。乃王之所以谓我异而疑我不能果异者，以我所陈者尧、舜之言，所守者尧、舜之道，谓尧、舜之不可为，而为之者必异耳。而尧、舜之道本乎人之情，顺乎人之性，人皆可为，而抑人之所不可不为，则抑与人同耳。知尧、舜之同，而后知我之无异，昌言之于大廷之上者，即其退省于幽独之中者也。吾自坦然于众人之中，而何用瞰为？”
呜呼！天下可异而不自知其异，乃以君子之无足异者为异，此贤者所为处浊世而难容也。
【元典】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瞰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译文】齐国有个一妻一妾住在一起的人家。她们的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喝足了酒、吃饱了肉之后才回家。妻子问同他一起吃喝的是什么人，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每次出去，总是酒足肉饱后回来；问他同谁一起吃喝，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可是从来没见有显贵的人来过，我打算暗暗地察看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早起来，（妻子）暗中跟着丈夫到他要去的地方，走遍全城没有一个站住了跟他说话的。最后走到了东门外的一块墓地中间，（见他）跑到祭坟的人那里，讨些残剩的酒菜吃；没吃饱，又东张西望上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妻子回家后，（把情况）告诉了妾，并说道：“丈夫，是我们指望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像这样！”（说罢）同妾一起嘲骂丈夫，在庭中相对而泣。而丈夫还不知道，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摆架子。
【诸儒注疏】章首当有“孟子曰字，阙文也。“良人”，夫也。“餍”，饱也。“显者”，富贵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顾”，望也。“讪”，怨詈也。“施施”，喜说自得之貌。
【理学讲评】良人，是妇人称夫之词。餍，是饱。显者，是富贵之人。施从，是从旁跟着行走。墙，是坟冢。讪，是怨詈。施施，是喜悦自得的模样。孟子见当时贪求富贵之可耻，乃托齐人以形状之说道：“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则必餍酒肉然后回家。其妻问所与饮食者何人？其夫谎说某人与饮，某人与饭，尽都是富贵之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说：‘良人每出，则必餍饱酒肉而后归，问其所与饮食之人，尽是富贵尊显之辈，乃只见良人往而未尝见显者来，其迹可疑，我将私窥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门之时，密从旁路随行，不使之知，因窃窥其所往。只见遍国中之人，无有一人与之并立而接谈者，后来走向东郭墟墓之间，见有祭祀的人，遂乞讨其祭余酒馔而饮食之，其欲未足，又转身顾望他处，往而乞之，直至饱食而后已。这是他酒食的来路，所以能致餍足者，用此道也。此但知有口腹，而不复有羞恶之心者，其妻备得其状，不胜愧恨，归家告其妾说：‘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将倚之以终身者也，乃今为乞丐污辱之事，所为如此，我等将何望之乎？’因与其怨詈其夫，而相哭泣于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踪迹之败露也，仍施施然喜悦自得，从外归来，以餍足之态，富贵之容，夸示其妻妾焉。”夫齐人乞墙之为，已为妻妾之所窥，而犹作骄人之气象，是诚足羞已。盖人之常情，每粉饰于昭昭之地，而苟且于冥冥之中；或致饰于稠人广众之时，而难掩于妻妾居室之际；往往不知自耻，而人耻之；不暇自悲，而人悲之。当时世态多类此。此孟子所以有感而发也。
【元典】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从君子看来，人们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手段，能使他们妻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而泣的，恐怕是很少的。
【诸儒注疏】孟子言自君子而观今之求富贵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见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赵氏曰：“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与斯人何以异哉！”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齐人乞塔于外，而骄其妻妾于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顾人但知齐人之乞哀为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但知齐人之骄妻妾为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骄妻妾尤可鄙。盖世俗之见，知有利而不知有义，故不见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观之，今人之求富贵利达者，其未得之则枉道求合，而乞哀于昏夜，甘言卑词，与乞蟠的一般；其既得之则怙宠恃势而骄人于白日，扬眉吐气，与施施之状一般，幸而不为妻妾所见则已，倘其妻妾见而知之，有不以其卑污苟贱为可羞，而不相泣于中庭者盖少矣。”夫以丈夫而至为妻妾所羞，岂不可耻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当以齐人为鉴也。故孔子论士大节只在行己有耻，孟子教人精义只在充其羞恶之心，盖能充其羞恶之心，斯能养其刚大之气，而不为富贵利达所摇夺，彼无所用其耻者，降志辱身，其将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宜以厉士节为本。
【心学讲评】君子而处浊世，视天下之人皆可藐也，非故轻天下也。人自为之而不能自观之，但于流俗之荣辱观之，而不能就立心之贵贱观之；自一己之得丧观之，而不能引天下之荣辱贵贱推类以观之；贸贸然沉溺于富贵利达之中。而君子有出于富贵利达之外者，则遍察人情之真妄，而悲廉耻之道丧，无怪其视天下之公卿大夫无一不足藐者。则请言齐人之事。其事甚微，富贵利达者所以为姗笑之资，而君子独详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亦不患养生之无具矣。齐人者，妻妾之良人也，其妻妾亦犹人耳，而良人独异。其出也，则必餍酒肉而后反。以酒肉出，以餍酒肉反，而又必焉，其人大概可知，而妻不容已于问矣。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谓可以欺其妻而自雄矣。乃其妻正以此疑也、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餍而后反，出而必餍，已不容已于疑矣。乃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何良人之交富贵者如此其深，而显者不一至焉？则其交与未交，与与未与安足信哉！我将瞰良人之所之也。相信以言，不如相征以实，人固不可以浮荣之迹欺也。于是早起施行而随良人之所之，乃遍乎国中无与立谈者，则良人之为人贱见矣。其卒也，之东郭墦间之祭者而乞焉，与之而不足，又顾而之他焉，良人之知有酒肉而不意有瞰之者在。乃瞰之者一一视其所为，始晓然于其故，而心念之曰：夫人之谋食固有道焉，而良人之餍足者此乃其道也！良人自以为计之得，术之工，而抑知瞰之者之详审其初终乎？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吾意中初不作若此之念，而不图其意出于若此之为！若此乎其以为餍足之道，而更何望乎？”与其妾讪其良人。不容已于讪也；而相泣于中庭，不容已于泣也。乃良人未之知，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自泣者而视骄者，愈见其可泣；自骄者而视泣者，竟不知其何以泣，而但见其可骄。故泣者自泣也，骄者自骄也，终于贸贸不知，而亦孰告以可泣哉！
乃齐之廷而无君子也，故齐人之事传焉。君子而游于齐之廷，不必疑也，不必瞰也。挟策而来，观其所言；受命而任，观其所行；上对于侯王，观其所承之意旨，纳交于贵幸，观其所结之私昵。其求富贵利达也，一齐人之酒肉也；其所以求富贵利达也，一齐人之乞也；不恤天下之公论，而趋权势之门，一无与立谈而之墦间也；旦秦莫楚，求遂所欲而不餍，一乞不足而又之他也。则岂惟君子之见为可羞哉？使其为妻妾者瞰之、不羞也而相泣者几希！妻妾者，固知有富贵利达，而尚未知求富贵利达之道，则习俗未深，廉耻犹有存者，羞恶之心自不容泯。而求富贵利达者，特欺其不见耳。夫人至于为妻妾之羞泣，而尚足人君子之目中乎？故君子之观浊世，不忍观，不屑观，而付之无可如何也。
【心理穿梭】舜之于父，文王之于君，俱非“行乎中国”事，而尤不可谓之“得志”。孟子所言乃大行之常道，南轩所云乃忧患之微权，相去正犹径庭。若论圣人处权变，则道固不同。舜传贤而禹传子，文服事而武伐商，一堂之父子君臣早已异矣，况千岁而可执一邪？
新安“此心此理”之说，自象山来。象山于此见得疏浅，故其论入于佛。其云“东海、西海”云云，但在光影上取间架，捉线索，只是“三界唯心”一笼统道理，如算家之粗率。乃孟子之言“一揆”也，于东夷西夷，千岁前后，若论心理，则何有于时地！以时地言者，其必以事迹之因时而制地者审矣。
圣贤之立言也，正在天理烂漫、形着明动上征道之诚然；终不向烛影萤光寻个相似处测其离合。而《孟子》一书，十九为当时药石，显真理以破妄说。此一章书，自缘战国游谈之士，非先王之道者，谓时异地殊，法必改作，不可以虞、周之治治今日，不可以蒲坂、岐阳之治治他国，故孟子显示两圣人所以行乎中国者，时地相去之远如此，而所以揆度天下之务者无异。“揆”字自当如庆源解，玩“其揆一也”文义自见。则齐、楚、秦、赵何不可移易之风俗，而井田、学校何徒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彼坏法乱纪，苟简趋时以就功名，如赵武灵、商鞅、李悝者，徒为乱而已矣。
朱子于《学庸章句》、《论语集注》，屡易稿本，唯《孟子注》未经改定，故其间多疏略，未尽立言之旨，如此类者不一。而门人后学以师说未定，辄借陆氏之被词附会成义，以叛入异端。后学之责，当相与修明，岂得雷同以遵注为了境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