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与子言之。禹何能知天之与子，而传于子哉？禹之荐益于天，不异于尧、舜，亦且谓益之可有天下也矣。乃七年之间，而禹崩矣。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亦未尝必绝天下之望，而异于舜、禹也。而天下之民异矣：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相语以必从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咏欢以长言曰，‘吾君之子也’。君臣之义，固结之情，一旦流连于人心而不能解。益于是全其臣节，而启亦君之无疑矣。三代之气机自是而开，而天下遂谓之传子。禹何尝有私其子之事，而德以之而衰哉？
“夫人心之所以或归于贤、或归于子者，盖亦有故焉。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承尧也；舜之子亦不肖，不足以承舜也。而舜之相尧二十有八载，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历年既多，施泽于民已久，则天下安其治、驯其教，舍舜、禹而无所适从；不能以感尧、舜之心，弃爱养而推不肖之子，故归舜、禹也，不谋而合。若启则贤也，能敬以居躬，承禹之法以莅民，继禹之道，依然禹也。益之相禹，七年而已。历年既少，施泽于民未久，故天下依禹之德，而未戴益之仁，舍夏后而非所适；从不能顺禹荐贤之心，忘恩义而归箕山之相，故归启也，更无所疑。乃在民情之当然者则然，而所以然者，岂民之能主哉？舜、禹、益，其为天子之所荐，均也。而尧、舜之寿考，禹之登遐，致其相之日久暂相去如此其远。禹有子，尧、舜亦有子，其为舜、禹、益之所避，均也。而朱、均不肖，启之贤，其胜任之可否如此其异。如是者，岂非天哉！尧、舜非不欲其子之贤，禹非不欲及其生存而成益之相业；三圣人者，不能为。天下之民亦岂不愿尧、舜之有贤子，禹之享遐年；有天下之民，亦不能为。则惟天道在传贤，而使之如彼也；道在于传子，而使之如此也。夫人不见天之为天，而形声之表，自有默运其消息以成乎气机者。时至而理成焉，天也。故舜、禹与启未尝有修德致福，召致天佑之心，而自然之中，自有适成其事会以定其规模者，天为主而司令为命也。然则自禹以后成乎世及之天子，以讫于今，群天下皆听命于天，而岂有天下者之所能主乎！
“自禹而后迄乎商、周，人徒见当世不乏圣贤，而不得位以行志，后嗣之多庸主，而且尸贵以积衰，则谓家天下者不如尧、舜之大公耳。乃就三代之兴替以惟三代之天心，政教修明之后，一王之治法可以垂之数百年而后敝；民情之素定则惟建之以师儒而有余。故德可以为天子者，数必参差而不偶；德即未可以为天子者，时且承平而不乱。匹夫而有天下，天之所慎也，德必若舜、禹而犹未得也，必又有天子荐之，以慎重神器之心，奉之天而公之民。以是故也，仲尼之圣不愧舜、禹，而不乘乎可荐之时，遂无有能荐之人，而不有天下。天既笃生仲尼，而不授以荐之之天子，则天之定于世及，而禅让之历数已千余年而不复用矣，必无一日拔侧陋而兴王之理。明其道，修其教，以辅衰周之气运足矣。仲尼且不有天下，而五伯、列侯其敢妄干天位乎！三代之定理，定于继世以有天下矣。启开之，而天下之安者四百年；太甲因之，而天下之安者六百祀；成王因之，而天下之安者讫于今。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相沿而未替；士食旧德，农服先畴，相习而无猜。言夫天之所废，则必凶德播于四方，而民怨积于岁月，乃始踌躇良久，而更授新王焉。故匪独益也，商之有伊尹，周之有周公，皆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居自定其正统，臣自终其相业，不有天下，而必归之启与太甲、成王焉。启有之，至桀而未坠；太甲有之，至纣而犹存；成王有之，乃九州九鼎施及今日，而天下犹有共主。则见时王之道降，而遂谓天命之且迁乎？
“且以商、周之事观之：天当改禅之初，则启之敬承，实足以掩益之相业，非此则无以移易天下之耳目，而定君臣之分于万年。至于商，而不必然矣。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之王，一德之阿衡成之也，非仅如益当平成之后，佐禹而因禹之明德也。而汤未尝荐之，非汤不欲荐也。天已定为世及，而天下安之，汤不能违也。汤崩矣，太丁未立而先殂，外丙之立也二年，仲壬之立也四年，商家传弟之法且不能久享之矣。太甲嗣立，颠覆汤之典型，商且有移于伊尹之势矣。伊尹以天下之重，商业之不可陨，放之于桐三年，固无利天下之心，而且以观天意也。乃太甲则悔过矣，自怨其昔之非，而自艾以改其度。在桐之日，所处者仁，而心以大正；所迁者义，而行以日新；三年之中犹一日也。其有未即合于道者，则听伊尹之训己，而允足以持汤之绪也。复归于毫，而商祚永固，以成六百载之王业焉。至于周，则商家传弟次及之法，更足为传之经。周公以母弟懿亲，相武王而定四海，犹夫益与尹也。成王以冲人嗣服，虽不如太甲之颠，覆亦不能如启之敬承。乃四国之乱，疑将授公以不利孺子之几；而反风之祥，天仅与公以我来自东之兆。明辟既复，鸣鸟遂闻，b世b年，施及幽、平而未改。而叔父之勋劳，终守藩于东土，则亦与益之于夏、尹之于殷等耳。汤武即欲与之，其将能乎？
“合而观之，［禹舜］之有天下，有之尧、舜既崩之后；启、大甲，成王之嗣位，嗣之于禹、汤、武王易世之余。数圣人举而听之于天，而己不与焉；可荐也，则荐之已耳；民归之也，则听之民已耳。故曰天下者，天之天下，帝王不得而行其意焉。故孔子曰：‘唐、虞则禅矣，夏后、殷，周则继矣。以禅为义，似乎公天下而不私；以继为义，似乎守天下而不失。而其存也，则为一日之君，尽一日之道；君道之盛，则荐贤以自尽；天欲定一统之归，义哉？其没也，以天下之重，付之天下之公。天欲开则立子以象贤。古之帝王顺天应人，又岂有异于此而见天之理矣。使唐、虞而与子，则尧之成功文章，且不能相绍以开中天之治；使三代而与贤，则忠、质、文累迁而民志不定，君臣父子亦尊失其尊而亲失其亲。始于禅，成于继，三代而后，于万斯年莫之能易者，世及之法也。斯岂据形迹以窥圣人之心者所能知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
【元典】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译文】万章问道：“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伊尹以当厨子来求得汤的任用。’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原在有莘国的郊野耕作，喜爱尧舜之道。（如果）不符合义，不符合道，即使把天下当作俸禄给他，他也不理睬；即使有四千匹马拴在那里，他也不看一眼。（如果）不符合义，不符合道，一根草也不拿去送人，一根草也不拿别人的。”
【诸儒注疏】“要”，求也。按《史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无由，乃为有莘氏之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盖战国时有为此说者。“莘”，国名。“乐尧、舜之道者”，诵其诗，读其书，而欣慕爱乐之也。“驷”，四匹也。“介”，与“草芥”之“芥”同。言其辞受取与，无大无细，一以道义而不苟也。
【理学讲评】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调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国名。时战国策士，游说诸侯，希求进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饰其卑污之行，因说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汤。万章疑而问于孟子说：“伊尹相汤伐夏为一代佐命之元臣，时入乃说他末遇时节，欲见汤而无由，因投托汤妃有莘氏，作为媵臣，负鼎俎之器，执割烹之役，以此见幸于汤。遂说汤伐夏救民，以成王业，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说：“否，此非伊尹之所为也。盖凡出而大有作为的人，其穷居必大有涵养。伊尹当未仕时，躬耕于有莘之野，此时只是一个畎亩之农夫，乃其迹虽甚微，而志则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尧舜之道，欣慕而爱乐之，其他嗜好，无一可以动其心者。盖尧舜之道，达则可以兼善天下，穷则可以独善其身。伊尹居畎亩之间，虽未有天下之责，而其自待则甚重。故大而辞受之节，只看道义上何如，若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不为小利所动，就是禄以天下之富，亦邻之而弗顾，系马千驷之多，亦鄙之而弗视。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千驷万钟亦不足为之加损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义上何如？使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不但大处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与人，亦不肯失之伤惠，一介取于人，亦不肯失之伤廉。”盖其心惟知有尧舜之道，一介取与，亦不肯轻易所守也。夫伊尹乐尧舜之道，至于辞受取与之间，一无所苟如此，则其律己之严，自耕莘之时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岂以乐尧舜之道者而肯为之哉？
【元典】
“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
【译文】汤派人带了礼物去聘请他，他无动于衷地说：‘我要汤的聘礼干什么？哪如我生活在田野中，像这样把尧舜之道当作快乐呢？’
【诸儒注疏】“嚣嚣”，无欲自得之貌。
【理学讲评】聘，是征召。嚣嚣，是无欲自得的模样。孟子告万章说：“伊尹穷居乐道，一无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轻，当其耕莘之时，商汤闻其贤名，使人执币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礼，亦可应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嚣嚣然说：“凡人有慕于外，斯有动于中，我今一无所求于世，何用汤之币聘为哉？一受其聘，则食人之食，便当忧人之忧，与其受职而任事，岂若我处于畎亩之中，诵诗读书，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若神游于二帝之庭，而与之相为授受哉？内既自乐于己，外自无求于人，汤之聘币诚不足为荣，而自不屑于就矣。”夫汤以币聘伊尹，而伊尹犹不肯轻出如此，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
【元典】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
【译文】汤又多次派人去聘请，不久他完全改变了态度，说：‘与其隐居在田野中，把尧舜之道当作快乐，哪如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呢？哪如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呢？哪如亲眼见到尧舜那样的盛世呢？
【诸儒注疏】“幡然”，变动之貌。“于吾身亲见之”，言于我之身亲见其道之行，不从诵说向慕之而已也。
【理学讲评】幡然，是变动的意思。孟子告万章说：“伊尹以道自乐，固不肯轻于应聘，而成汤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礼意之勤如此。于是伊尹始幡然改变其初志说道：‘我今处畎亩之中，乐尧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诵说向慕之而已。而尧舜终不可作，唐虞之世终不可得而见也。与其心慕尧舜之君，吾岂若出而为上、为德，使我之君，即为尧舜之君，而媲美于放勋重华之盛哉！与其心慕尧舜之民，吾岂若出而为下为民，使我之民，即为尧舜之民，而上同于时雍风动之休哉？与其心慕尧舜之世而不可见，吾岂若致君为尧舜之君，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上，泽民为尧舜之民，而身亲见其道之行于下哉？’”盖独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为大，远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为真。成汤之聘，信有不可以终违者矣。夫其应汤之聘，必有待于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亲见尧舜之威，则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轻矣，岂有割烹要汤之事乎？
【元典】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译文】上天生育这些人民，就要使先知者帮助后知者觉悟，先觉者帮助后觉者觉悟。我，上天所生人民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尧舜之道去使人民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诸儒注疏】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觉后知后觉”，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当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觉，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其未觉者？ 及彼之觉，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理学讲评】知，是知识。觉，是觉悟。觉后知后觉的觉字，是开发蒙昧，恰似呼唤梦寐的人醒转来一般。孟子又告万章说：“伊尹应汤之聘，而必欲亲见其道之行者，为何？惟有见于其责之不容辞耳。其意说道：‘天生此民，禀性虽无不同，闻道则有先后，故有生于众人之中，而闻道独先的，这叫做先知先觉。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独知此理，正欲其启迪后知。使同归于知而后已也。天生此先觉的人，非使之独觉此理，正欲其开悟后觉，使同归于觉而后已也。天之所望于先知先觉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独能全尽人道，则我乃天民之先觉者也。先觉之责在我，则上天之意可知，我不忍后知后觉之人终于蒙昧，将以先知先觉之理与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责也。使非我有以觉之，则当今天下，得知觉之先，而为后知后觉之所倚赖者，将属之谁乎？既不能委其责于人，则不得不任其责于我矣。然则伊尹之应聘而出，固将上承天命，下觉群蒙，而岂肯轻身以要汤哉？’”
【元典】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译文】他想到天下的人民中，要是有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没有享受到尧舜之道的恩泽的，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了山沟似的。他就像这样把天下的重任担在自己肩上，所以到汤那里劝说他讨伐夏桀，拯救人民。
【诸儒注疏】《书》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为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孟子之言，盖取诸此。是时夏桀无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汤伐夏以救之。
徐氏曰：“伊尹乐尧、舜之道。尧、舜揖逊而伊尹说汤以伐夏者，时之不同，义则一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观伊尹自任以先觉之责，则其尧舜君民之志，岂徒托之空言者。其设心以为我既为天民之先觉，则天下之民，皆吾一体，必举天下之民皆遂乐生之顾，而后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众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获被尧舜之泽者，是即我于生养安全之道，有所未尽，就如我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其心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于拯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妇之微，而体恤如此其周，则举四海九州之大，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无此。惟其重于自任，是以急于救民，见得夏桀无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于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汤而说之以伐夏，于以除有罪之桀，救无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尧舜之泽，而在己无负先觉之责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辅世之功，其挟持如此其大，干济如此其弘，而肯为割烹要汤之事哉？”
【元典】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译文】我未听说自己不正却能匡正别人的，更何况侮辱自己来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是有不同的，有的避离君主，有的接近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不离开朝廷，但都归结到使自身洁净罢了。
【诸儒注疏】辱己甚于枉己；正天下难于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汤，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远”，谓隐遁也；“近”谓仕近君也。言圣人之行虽不必同，然其要归在洁其身而已，伊尹岂肯以割烹要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