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远，是远遁，近，是近君。孟子又告万章说：“观伊尹相汤而能成救世之功，则知不肯要汤而甘为辱己之事，盖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必己身克正，然后可以正人。吾未闻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况于辱己以干进，则不止于枉己，欲正天下，则不止于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汤，辱己甚矣。岂能尧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业乎？然人之所以致疑于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议其行之未洁耳。不知圣人之行，不能以尽同。或远遁于山林，或近君之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据其迹虽若各有所尚，然要其归，则远而去者，志在独善其身，固不肯苟同于流俗之污；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必不肯轻变其平生之守，总之归于洁身，无枉己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诬之，则是圣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为圣人也哉？”
【元典】
“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译文】我只听说他是凭尧舜之道去求汤任用的，没听说是靠当厨子去求官做的。《伊训》上（伊尹）说：‘上天诛灭夏桀，原因来自夏桀本人，我只是从亳都开始谋划（讨伐）罢了。’
【诸儒注疏】林氏曰：“以尧、舜之道要汤者，非实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汤之聘自来耳，犹子贡言夫子之求之，异乎人之求之也。”愚谓此语亦犹前章所论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训》”，《商书》篇名，孟子引以证伐夏救民之事也。今书牧宫作鸣条。“造”“载”，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无道，由我始其事于毫也。
【理学讲评】《伊训》是商书篇名。造字、载字，都解做始字。牧宫，是夏桀所居。亳，是成汤所都之地。孟子又告万章说：“欲知伊尹无辱身之事，当观伊尹有得君之由。盖其起畎亩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诚非无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乐尧舜之道，而成汤慕之，故伊尹虽无求于成汤，而成汤不能不有求于伊尹。是伊尹之要汤，吾闻其要之以尧舜之道而已。若谓割烹要汤，则尹之所挟持者，固不在鼎俎之间，而汤之所慕好者，夫岂在滋味之末，诚非吾之所尝闻矣。《商书·伊训》之篇载伊尹自言说：‘天讨夏桀始攻于牧宫之地，由我辅佐成汤，创其事于亳也。’”观书所言，则伐夏救民之事，尹盖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岂有割烹要汤之事哉！诬圣之言，可不辩而自明矣。观于此章，可见圣贤出处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实相待而有成。使汤不得尹，则无以革夏正而君万邦；然使尹不遇汤，终于莘野之耕夫而已，虽有尧舜君民之道，恶能行其志而究其用哉？故伊尹得成其佐命之功者，虽其自任者重，实由汤之任尹者专也。
【心学讲评】当战国时，挟策游谈之士苟可以得富贵者，无所用耻，而托为小屈大伸之说，谓救世安民之术亦必由此，遂诬古之圣人，其出去之际亦然。此其为说，本不足辨。然古人立身之大节，出处之大义，上奉天心、下恤民隐之深心，则不可不亟白之，以见天下非此不治，而士君子立志之始不可不严。故孟子于伊尹、孔子、百里奚之事三致详焉。
称伊尹之功者曰：割正有夏，而为汤阿衡，任冢宰之事。诬尹者遂因宰、割之文，近割烹之说。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之事者，曰，其欲固结汤心而行其道，而无由进也，乃为庖人，司割烹，以味得汤之宠，而因进说焉。夫割烹，贱事也，乃以欲行其志，不耻为之。古圣人成天下之大功，固可然乎？不识有诸？”
孟子曰：“否，尹之就汤也，出处甚明，《训》、《诰》可征。如以割烹，抑何以成割正之功，开六百载之业乎？不然也。尹之事则实有可考者：尹盖有莘野人，未尝至于汤之都。古者士不仕则耕，尹惟不欲仕，故其于有莘之野，躬耕而已。割烹者，岂其所辱为哉？乃尹志之大，学之纯，而于尧、舜之道已深，故耕莘之日不能有唐、虞之事，而尹之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则草野之中，一言一动皆可质尧、舜而无憾，因以仰无所愧、俯无所怍而乐焉。尹惟知夫尧、舜之道在己者有义焉，正物者先自正，尽己心之当然，而即以无伤于物；处物者有道焉，己可行者物自可受，因物理之固然，而以返求诸己。故自当之素位而以视天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则禄之以天下，非己禄也，弗之顾也；系马千驷，非己马也，弗之视也。道义外之富贵，相与忘之久矣。其于当日之所交际，即莘野之中而有非其义者，非其道者，则一介不以与人，而非有吝也；一介不以取诸人，而非其固也。道义中之酬酢无所苟焉，审矣。而孰知天下千驷之大，一介之小哉？于是而若将终身焉，尹之志决矣。可无歉于道义，即可无憾于尧、舜、尹诚乐矣，未尝计天下之治乱也。而汤则闻其圣，使人以币聘之。汤大有为之志已见于天下，而尊德乐道之诚，不俟其往求。乃尹审之于道义而不敢信汤，因不敢自信，乃嚣嚣然因其自得之意曰：‘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出而争兴废于天，而不敢必，丧吾乐矣。岂若退而尽道义于己，而处畎亩之中，固可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而吾其以彼易此哉？’
“乃汤则三使往聘之矣。其不轻以道许人者，正汤之所亟求也。于是而知汤之可与大有为，而上天名世之命在己矣，乃幡然改矣。幡然改者，时至事起，则一时义之所不容辞，道之所必出也。乃曰：‘至今日而言之，则道更有所在，义更有所宜矣。汤之所志如此也，所欲行如此也，举天下而待之我如此也，则吾出而可以必吾君为尧、舜之君矣，吾民为尧、舜之民矣。我如是以为之，而唐、虞可再见于今日矣。则与我处畎亩之中，不交污世，不闻乱政，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成吾君天锡之智勇，而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反吾民陷溺之污浴，为尧、舜之民哉？夫吾固尝慨想尧、舜之世，人安其性，物顺其理，如此乎其可乐也。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而道行于天下而无碍哉？’乃自念曰：‘夫今日之迫我以出者，岂非天哉？积治而乱者，天偶然之数；拨乱以治者，天固然之心也。夫民不得安其生，则不得复其性。若夫性，则固有真知真觉者也。天授人以知觉，均也。而因性而喻者为先知先觉；待教而兴、待厚生而后正德者，为后知后觉。乃天下当不治之日，则后知后觉者且不知不觉矣。乃天之生斯民之理，必有所任焉，而后知觉不迷于天下。于事理之灼然可见，而庶物所治，伦常所叙，能先知其当然者，修为典训，以示后知者于忧危迷暋之中，天之任先知者大矣；于恒心之隐然不昧，而得理而安，缘情而悟，能先觉其所以然者，感以风化，以警后觉者于流俗慆怊忘之日，天之任先觉者深矣。予自度焉，人所未知，而予井井然悉其条理，则惟人安于习俗而不觉，而予惺惺然察其从违，则可信自为天民之先觉矣。予今而出焉，将以斯必知必觉之理，振起生民之生气，而使于污染之余，知有事理之必然，发起其良心之固然，予则有道矣。而得一心一德之君，推天下以授我，则天意可知，非予觉之而谁乎？’于是而一旦幡然之中，天下即人尹之心而不容释。乃心之所维，虑之所系，以为天下之民皆吾民也，匹夫匹妇不容遗也。有不被尧、舜之泽，而未能以涤除为昭苏、以生全起教化，尽人而有一迷其知觉者，非他任也，皆己不能承天以拔之于桀日陷溺之中，若己推之而纳之沟中，非民之污，而己污之矣。当斯时也，抱斯心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不容辞也。富贵固所久忘，功名亦所不屑，贵爱其身为上天付托、万民倚赖之身而不能自已。故其就汤也，迟回于三聘之后，而一决之于一念之深，乃说之以伐夏救民焉，而知觉大明于天下，唐、虞亲见于当时。尹之出也，岂偶然哉！
“由此验之，则其耕莘也，其辞聘也，其所自言自审于三聘之后而始出以救民也，皆显然垂于后世，而吾与子所共闻者也。若夫人之为言，谓尹之不嫌于卑贱将以得志而大行，而揆之以理，参考于古今成败之已然，则谓枉己而可以正人为君子之权者，妄矣、吾闻有枉己者矣，必其沈没于功利者矣；吾闻有正人者矣，必其先审乎去就者矣；未闻己已趋于邪佞，而能正物以善俗者也。况其为屈身卑贱之役，不但枉而且辱矣。举天下之知觉而欲以一人开之，乃卒如其志，而天下更始，则天下皆正也。不知辱之可耻，不觉辱之为耻，其学术事功皆出于苟且之一涂，将何以觉天下而正之乎？彼诬尹者，以尹起于田间，而忽就汤，则以为必有委曲之节，而异于终身高蹈者之所为。如是者，岂足以知圣人哉？圣人所体者天心也，所同者民彝也，而时不同焉，遇不同焉，则行亦不同也。故或远而遁迹山林，或近而置身廊庙，或乍就而终去，或终事而必留，乃要以因时行道，而己不与焉。若其心之所归，则去而远者非意气之激，近而不去者非宠利之情，皆使此心纯出于道义；而自任天下之日，一如其一介不妄之素，志无可屈，道无所徇，功业满天下，而澹泊纯素之存者如故也。岂忍以一身纳之卑贱之中，使须臾之或污哉！
“夫伊尹自任重而望汤深，则咸有一德，臣主相孚，谓之要可也。乃以吾所闻，书有尹躬暨汤，之文《诗》有左右商，王之咏，皆汤有为尧、为舜之心，而尹有致君尧、舜之道，故道同义合，汤不能舍尹，而尹亦孚汤，盖以尧、舜之道要也，即其畎亩之所乐者。若割烹之说，旧闻所不纪，君子所不道。而尹之未出也，耕莘乐道；其应聘也，三至乃起；其就汤也，以匹夫匹妇枉道为忧；何尝有割烹之事？流俗之言，无据而诬圣人，何足论乎！伊尹之自述以训太甲者有曰：桀为无道，天讫其命，代天而行诛，始往牧宫而攻之也，朕实初定大业于亳。则汤之伐夏，尹实开之，行古今创见之事而不疑，汤实不容不授其事于尹，则所谓尧、舜之道要汤者，于斯见矣。圣人之事，堂堂巍巍，上以承天，下以对于天下。学者精白其心以求之，而恐不能测，又奚暇取此无实之言为？”
【元典】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
【译文】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寄住在痈疽家里，在齐国时寄住在瘠环家里，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是好事者编造出来的。”
【诸儒注疏】“主”，谓舍于其家，以之为主人也。“痈疽”，疡医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环”，名。皆时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谓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理学讲评】主，是住宿其家。痈疽，是疮医。侍人，是内侍。瘠环，是人姓名。好事，是喜造言生事的人。万章问于孟子说：“君子以守身为大节，宜乎择地而处，不失身于可贱之入也。或人乃谓孔子周流至卫，因疡医治痈疽之人，得近于卫君，乃即馆于疡医之家及至于齐，因侍人名瘠环的得近于齐君，乃即馆于瘠环之家。盖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于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说：“听言当折诸理，论人当考其素。岂有大圣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谬不然也。为此言者多由世间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圣人纳交之事，以自掩其趋权附势之私，故驾造浮诞不根之言，创立新奇可喜之说。既非考据于经传，又不照管乎道理，徒眩惑愚人之听而已，知道之君子，岂可为其所惑哉？”盖是时王纲既坠，圣学不明，游谈横议之徒，人人得为异论。如前章议舜为臣父，议禹为德衰，议伊尹为割烹，而此章又议孔子主于痈疽侍人瘠环，大抵皆出于好事之口，变乱是非，肆言而无忌惮者。其言虽不足为圣贤之累，而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故孟子每每详辩而力辟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元典】
“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
【译文】孔子在卫国寄住在颜雠由家。弥子瑕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孔子来住在我家，卫国卿的职位就可以得到。’子路把这话告诉给孔子。孔子说：‘由命决定。’孔子做官与不做官，根据礼义行事，能不能得到官职，说要‘由命决定’，如果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那里，这便是无视礼义、命运了。
【诸儒注疏】“颜仇由，”卫之贤大夫也。《史记》作颜浊邹。“弥子”，卫灵公幸臣弥子瑕也。徐氏曰：“礼主于辞逊，故进以礼；义主于断制，故退以义；难进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礼义而已，得之不得，则有命存焉。”
【理学讲评】颜雠由，是卫之贤臣。弥子，是卫之幸臣。孟子告万章说：“欲知孔子不苟于所主，观于居卫之事可见。孔子尝周流至卫，闻颜雠由是卫之贤大夫，因馆于其家而以之为主。时卫之幸臣有弥子者，其妻与子路之妻为兄弟之亲，因对子路说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来投我，以我为主，我当荐之于君，使得大用。卫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弥子之言告于孔子。孔子答说：‘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为。弥子安能使我得用于卫，而我亦何必主于其家乎？’观孔子之言如此，可见孔子进而用世，不急于进也；雍容揖逊，而进必以礼，退而引去，不难于退也，明决果断，而退必以义，礼义在我，惟尽其所当为而已。至于爵位之得与不得，一惟听命于天，说道：‘得之有命，不足以为喜；不得有命，不足以为忧。’其以义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择所主，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义当退而不退，不知有义之可守；命不当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无义无命也，孔子肯为之哉？”是孔子当平居之时，而不肯苟于所主者如此。
【元典】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译文】孔子在鲁国、卫国感到不快，又遇到宋国的桓司马企图在半路上杀害他，就改换了衣着悄悄通过宋国。这时孔子正遭危难，便寄住到司城贞子家里，做了陈侯周的臣子。
【诸儒注疏】“不说”，不乐居其国也。“桓司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贞子，”亦宋大夫之贤者也。陈侯名周。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齐人馈女乐以间之，孔子遂行。适卫月余，去卫适宋。司马魋欲杀孔子，孔子去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孟子言孔子虽当厄难，然犹择所主，况在齐、卫无事之时，岂有主痈疽、侍人事乎？
【理学讲评】桓司马，名魃，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贞子，是宋之贤大夫。周，是陈侯的名。孟子又告万章说：“孔子择人而主，不特见于处常无事之时，虽造次之际，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孔子周流列国，尝不得志于鲁，心中不悦，去而适卫；又不得志于卫，心中不悦，去而适宋。此时适遇宋司马桓，以孔子貌假阳虎，将要截孔子而杀之。孔子计无所出，只得换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过宋，去适陈国当是时孔子在难之中，危急存亡之际，以全身远害为重，若不暇择人而主矣，犹且主于司城由子之家，盖以贞子前为宋司城之官，其贤行着闻于宋，后为陈侯周之臣，其贤行又着闻于陈，故托之以为主也。”夫以孔子处患难之时，犹不肯轻于所主如此。况处齐卫无事之时，而肯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也哉？
【元典】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译文】我听说过，观察在朝的臣子，看他所接待的客人；观察外来的臣子，看他所寄居处的主人。如果孔子寄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家里，把他们当作主人，怎么还能算是孔子？
【诸儒注疏】“近臣”，在朝之臣。“远臣”，远方来仕者。君子小人各从其类，故观其所为主，与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