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其在国家也，安危系于一线，而君心尚不为之动；鸩毒生于晏安，而君性尚不为之忍。所赖有守先君之法度而为法家，抱忠直之节操而为拂士，时以厝火积薪之言进于耳；强大为邻而相敌，仇怨不解而为患，时以乘衅攻瑕之谋相为难；然后入而无以自容，出而无以自保，图存保国之计生焉。若其不然，逆耳之言绝于耳，泰然其自通也，窥隙之兵绝于境，恬然其无惊也，祸发于所不自知，而恶皆其所自取。古诸侯之国万，周之国千八百，而今仅有存焉；其亡者，恒以此也。
“夫能作能喻之余，念吾所以能改者于何而受益；国家既亡之后，念亡之所以不可救者因何而终误；然后知生我者忧患，死我者安乐，大较然也。心之动，而生人之理即于是而畅；遂性之忍，而生死之界即于此而攸分。心不动而心冥于觉者，生气即灭；性不忍而性随而放者，生道即亡。忧患以发其动忍，安乐以迷其心性，不亦较然乎？过而能改者，事后而知之，知之虽晚而较切。亡国而后知，则虽知之，何益哉？故凡人之志有所拂，势有所逆，行有所失，患有所迫，正有为有守之时，在大贤以下且然，而况中人乎！在中人且然，而我岂不逮乎！学者闻过而不喜，世主偷安以忘危，皆所谓自弃者，而可委不幸于天哉？”
【元典】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教育也是有多种方式的，（对某个人，）我不屑去教诲他，这也是教诲他的一种方式罢了。”
【诸儒注疏】“多术”，言非一端。“屑”，洁也。不以其人为洁而距绝之，所谓不屑之教诲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则是亦我教诲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
【理学讲评】术，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的意思。孟子说：“学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异。故或与或不与，或抑或扬，无非因人而施，期于成就，其为教亦多术矣。如何见得教之多术？盖人皆知教之为教，而未知不教之为教。彼进之门墙，列于弟子，有问则答，有惑则解，这固是教诲他。乃亦有习于不善，惑于异端，气质未能变化，心志未能专一，则君子亦有不以为洁而拒绝之者。这叫做不屑之教诲。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恶以至中，去邪而从正，这也是我教他一般。可见来而不拒，因才而笃者，固教也，拒而不纳，使有激而兴者，亦教也。”观不教之为教，而教之多术可知矣。昔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遗之仁。受教者，尤贵有随事修省之实。若因其不屑，而阻于上进，是则自暴自弃者耳，亦将如之何哉？
【心学讲评】孟子曰：“君子望人为善之心无已，而心不能以直达，则术生焉。予奉教于君子，而思以教天下，犹是心焉。夫教之为术也，或顺而成之；或逆而矫之，或诱之以易从，而生其慕道之切；或困之以难得，而起其奋发之深：盖亦多术矣。予皆尝用之，以与二三子相周旋。而更有一术焉，则其人本无望道之志，不成乎求师之礼；问非所问，而无以为答；告以可知，而终不求知。如是，则予以不屑与论，而若示之绝。虽然，吾岂绝斯人哉？使其自念曰：愿受业而何以不纳也？勤问道而何以不对也？则悔其浮俗之非，以反于诚笃，其受予益也，岂不可乎？是亦教诲之而已，而无如彼之不悟何也。则虽贬吾礼、亵吾言以强教之，又何益哉？予未尝绝人，而人自绝也。”
【心理穿梭】“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此言固有嫌于径疾者，是以朱子须与分剖，以此为对不孝不弟者之言。陈氏以“率性”为脉络，庆源加以“充量”之说，此义乃密。姚江错看《孟子》，反以有子言“本立道生”为支离。姚江于此，不但失之径疾，而抑于所言孝弟处先已笼统。孟子在孝弟上说得精微广大，所以与有子别。有子谓孝弟之人免于犯上、作乱，却只在爱上说。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又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言事，言从，便有天理之节文在内。于此抑以行止疾徐言弟不弟，浅而言之，固不过一举趾之分；如实体之，则一举趾之不中，而即入于不弟焉。非尧、舜之“动容周旋中礼”、“经德不回”而“非以干禄”者，固不足以与其藏之密矣。
姚江之言孝弟，则但以煦煦之爱为良知、良能，此正告子以“吾弟则爱”为仁。而其所从发之源，固与甘食悦色之心同为七情所着。释氏开口便柔软缠绵，说得恁样可怜生地，都是者个“爱”字。虽以施之吾父吾兄为得其可施之人，而实则所以施者非其性之德矣。
故不于性言孝弟，则必沦于情；不于天理之节文言孝弟，则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看曾子到易箦时说出君子、细人用爱之不同，则知、尧舜之“哭死而哀，非为生者”，性、情之分，理、欲之别，其际严矣。则有子以鲜犯上、不作乱之孝弟为“为仁之本”，定非支离。孟子于疾徐先后之际，精审孝弟之则而慎其微，则以尧、舜之道为即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无间，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沦于佛也。
若但从宗社倾覆上说亲之过大，则于利害分大小，便已乖乎天理自然之则。如孟子言“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彼言大过者，则当以宗社之安危为断。虽为贵戚而分实君臣，臣者，社稷之臣。子者，亲之子也，到父子上，那更将宗社看得隆重来！瞽瞍杀人，则舜窃负而逃，欣然乐而忘天下。者宗庙社稷，在幽王则重，在平王方为世子固已如敝屣耳。故宗社之倾然，虽幽王之大过，而平王不得以为大。犹无故杀人，在瞽瞍为大过，故皋陶必执。而舜不得以为怨也。
且唯幽、平之父子，则有宗社，而凯风之母子固无宗社也。然则唯天子之子为可怨，而庶人之子遂无可怨者乎？其兄关弓，又何涕泣也？舜则于田之日，无宗社也，瞽瞍欲杀之，则怨慕矣。及为天子而弃天下若敝屣，欣然以乐而无怨焉。过之大小不在宗社，审矣。
士庶之有家室，亦犹天子之有宗社。家之不安，与宗社之危等。凯风之母不安其室，害亦中于家矣，而何以为小过邪？君子言人父子之际，岂以富贵名位而分轻重哉！
夫幽王之过所以大者，绌申后，废宜臼，乱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且庾木有无枝之忧，析薪有绝理之惧，则黄台抱蔓之事，尤虑其不免，而且不得与虎狼同其仁。夫是为过之大者。
若七子之母，于妇道虽为失节，于母道固未绝恩，则亦人欲之不戢，而非其天理之尽亡，故曰“过小”。向令其母有戕贼七子之心，则七子虽名位不显，初无宗祧无主之悲，而抑岂仅为小过邪？
若《小弁》之诗，固已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则平王业已重视其身而轻视天下，所以得情之正，而合于亲亲之仁。申生唯不知此，是以仅为恭而不得为孝。而乐正子春视伤其足如丧宗社，身之重于天下，固已，而况其亲之蔑恩害理，亲欲推刃者乎！朱子曰“伤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爱”，亲之过大者也，义斯正矣。
新安云“交兵不过杀人，言利则必蛊害人心”，此语说得好看，而于理则大悖。人心之害，至于互相贼杀而已极，故杨、墨之徒归，斯受之，而争地争城者罪不容于死，此王道之权衡也。若说交兵只是杀他人，蛊害人心则君臣父子兄弟且相为害，乃孟子说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到头流弊只是亡国，又岂杀人轻而亡国重邪？到杀人如莽时，君臣、父子、兄弟更不但“怀利以相接”，而怀害以相接矣。从古来有几个纪信、韩成、吉扮、赵孝、邓攸！白刃临头时，臣可移死于君，子可移死于父，弟可移死于兄，而恬然为之者多矣，又何处更有人心？杀人之祸，其始正缘于利；言利之弊，其祸必至于杀人。宋轻以利说罢兵，乃是抱薪救火。无王者起，而彼此相吞以沦于亡，则斯民之肝脑涂地者，正不忍言，故孟子不欲以利益害人心者，正以止杀。人心一害，杀必随之。如赵贪上党之利，及乎国之垂亡，而长平之死者四十万矣，尚可云“不过杀人”乎？“天地之大德日生”。利者可使徙义，恶者可使迁善，死者则不可复生，而乃云“不过杀人”！悲哉，新安之不思而忍为此言也！
王制诸公地方五百里。若如郑氏说，则除夏、商固有百里，须更并二十四个百里之国。开方之法，方五百里者，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朱子云“须并四个百里国地”，误。若提封止五万井，则地方二百二十六里有奇耳。
华阳以“当道”为工夫，谓引之当道，则君志以仁。西山云：“心存于仁，则其行无不合道。”
自君之自修而言，则以志仁为本，不志于仁，便不能当道。故朱子于下章引“修道以仁”证之。乃以臣之引君而言，则君志之仁不仁无所施功，而引之以志于仁者，道也。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不能向君心上用工夫，须开陈善道，而后能闭其邪心。若急与之言存养、省察之事，中材以下，百忙受不得也。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岂能日察其心之邪正而施之教哉！亦纳之于轨物而已。
如仇士良教其徒，使日以声色狗马进，亦须以非道引之，方能使其志惑；若只但逐日教他以杀害贪顽为心，虽至愚亦不听也。君子之事君，正从此反勘出个人处。若伊川亟谏折柳，蓦地从志上用功，所以无补。以道开之，使其于天理路上已熟，则向后者等儿嬉暴殄事自化矣。此华阳之说较西山为得也。
新安以“当道”分贴不争土地，“志仁”分贴不殃民，亦学究科场料耳。孟子曰“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则固以不以私利故动于为恶为仁也。二句自一串说。
“免死而已矣”，便是说去，非但受之有节，到稍稍有起色之时则亦去矣。云峰言末一节不言去，未是。
于此正好看古人用心处。若当未困乏之时，稍怀生计之心，则岂至“旦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门户”哉！抑孟子有“为贫而仕，抱关击柝”之义，此何为不就下位以免于饥饿？则以所居之国，原以应聘而至。云“不能行其道、用其言”，则尝欲行道而既有所言矣。如此而更以贫故居卑位，又成甚次第来？孔子为委吏、乘田，乃年少而承世禄之绪，非有行道之望，鲁又其宗国，不可辄去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