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见知、闻知，俱指知道说。孟子说：“斯道之统，必待人而后传，而圣人之生，实间出而不偶。吾尝溯观往昔，世道凡几变矣，中间有数的几个圣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这数圣人者，生不一时，而道则相继。惟其有见知者，以开其先；是以有闻知者，以继其后也。试举而言之：自尧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于唐虞，而万世道统之原，实自此始。由尧舜以来至于汤计其时，盖五百有余岁，汤出而尧舜之道统始有所传，非汤生而能知尧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迈种之皋陶，此二圣臣者当明良喜起之时，与尧舜会聚于一堂，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汤得以其建中之极，而追溯其执中之传。”盖闻之于禹与皋陶而知之者也，此汤之得统于尧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皋陶见知，汤亦安能上接夫尧舜之统哉。
【元典】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译文】从商汤到文王，有五百多年，像伊尹和莱朱，是亲眼见过而知道商汤的；至于文王，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
【诸儒注疏】赵氏曰：“莱朱，汤贤臣。或曰即仲虺也。为汤左相。”
【理学讲评】承上文说：“汤得闻尧舜之道，固与禹、皋陶有赖矣。由汤之时，历数以至于文王，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文王出，而成汤之道统始有所传，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汽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莱朱，此二圣臣者，当一德咸有之曰，与成汤交修，终始亲见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诚，而远继乎制心之学，盖闻之于伊尹、莱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成汤者然也，向非伊尹、莱朱之见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汤之统哉！”
【元典】
“由文王到孔子，经历了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所见而知道圣人之道的；像孔子，则是耳闻而知之。”
【译文】从文王到孔子，又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和散宜生，是亲眼见过而知道文王的；至于孔子，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
【诸儒注疏】“散”，氏；“宜生”，名；文王贤臣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此所谓闻而知之也。
【理学讲评】承上文说：“文王得统于汤，固于伊尹、莱朱，有赖矣。由文王之时，历数之以至于孔子，计其时亦五百有余岁。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统，斯有所传，孔子亦非无自而得统于文王也，盖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后，亲炙其缉熙敬止之范，有以见而知之，是以孔子继其道于数十世之下。于贤者识其大，于不贤者识其小，觐耿光于未泯，幸斯文之在兹，乃得闻而知之也。则孔子所以得道统于文王者，又于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赖矣。”夫由尧舜以至于孔子，道统之所以不绝者，皆赖见知者以开于前，则今曰欲传孔子之道，岂可无见知之人乎！
【元典】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译文】从孔子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离圣人的时代是这样的不远，离圣人的家乡是这样的近，这样的条件下还没有继承的人，那也就不会有继承的人了！
【诸儒注疏】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理学讲评】承上文说：“由群圣相承之统观之，必有见知者以开其先，然后有闻知者以继其后，道统所以相继而不绝也。乃自孔子以来至于今，论其时世不过百有余岁，去圣人之生时若此其未远也，非若时不相及而不得见也。论其居处，自邹至鲁，壤地相接，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邻而不可见也。宜若有得于见知之真者矣，然求之当今之世，其于孔子之道，已无有见而知之，若禹、皋之于尧舜，伊、莱之于汤、吕，散之于文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去圣人之世渐远，近圣人之居，不知当何如者，岂复有闻而知之，如汤之于尧舜，文王之于汤，孔子之于文王者哉。然则文王以来，相承之统，其可使之寥寥无传耶，吾盖不能以无忧矣。”孟子此言，虽不以见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实不容掩。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有神会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俟后圣于无穷也。
【心学讲评】孟子学孔子之学，以正人心而明作圣之功，既身体之以俟后世圣人之复起，述其忧患之深心，而明乎所述之不易也曰：“自今以往，圣人复起，非孔子其谁法哉？夫圣人之心，天地之心，匹夫匹妇皆有其心，天地不毁，人道不绝，亦何患后之无其人！而道如大路，又岂必有传心之秘乎！乃大义之垂，有其疑似，则必明知先圣必出于至一之途，而不容歧；一贯之理，散为万殊，则必明知先圣有其不易之法，而不可略。乃仲尼没而微言隐，七十子之徒散而异同生，必有因其文章，体其性道，确知先圣而表着之，则后圣之祖述宪章者益有征也。上征往古，而如是矣。如使圣人相踵以起，则授受一堂，因而修明之，易矣，而不能尔也。
“尧、舜以上无考焉。自尧、舜至于汤，而汤修尧、舜之道以新天下，则五百有余岁矣。汤何以知尧、舜哉？盖有若禹、皋陶者亲承之尧、舜，而述尧、舜之道以俟后世，故若汤者闻所闻于禹、皋陶，而知尧、舜之道如此其可学而至也。自是而降，自汤至于文王，文王承汤之道以昭明德，亦五百有余岁矣。文王何以知汤哉？盖有若伊尹、莱朱者亲承之汤，而述汤之道以俟后世，故若文王者闻所闻于伊、莱，而知汤之道如此其必承而必行也。自是而降，自文王至于孔子，孔子广文王之道以垂世教，亦五百有余岁矣。孔子何以知文王哉？盖有若太公望、散宜生者躬戴文王，而述文王之道以俟后世，故若孔子者闻所闻于二贤，而知文王之道如此其昭回而纯备也。由是观之，先圣后圣，其心同，其德合，敷之为治，传之为教者，皆资于见知者以为之征，而俾天下后世以率从，则见知之所系，岂不重哉！
“孔子之徒众矣，闻道者多矣，乃俱游于圣人之门，而能灼见孔子广大精微之至德，以正圣学之宗者，未有定也。相沿渐失，至于今百有余岁矣。流风余泽之世未斩，予之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简编法物登堂可见，圣人之居又若此其近也；则予诚有所不敢辞矣。讲求于百年之后、百里之外，固不若亲炙者之见无不见；而私淑有所承，访求有甚易，亦不若传闻者之知不易知。使予而自委焉，不征其实以得其意之所归，辨其非以显其是之所定，统其分以会其合之所全，则是当今曰而无有乎尔矣，则后之圣人亦何所凭借以合辙于孔子乎？吾恐闻之者亦无有乎尔矣。二千岁绝续之统在今曰而深忧，则千万世人禽之辨在今曰而相责，此予之所深惧不能而孜孜恐后者。辨杨、墨，绝乡原，正人心，明王道、尧、舜、汤文之盛治，孔子之至教，岂易任哉！勿怪乎予之多言而无所让也。”
【心理穿梭】父兄者，对子弟之称。若因用兵而多所杀戮，则直谓之杀人耳。人固不可杀，奚论其有子弟而为人父兄与否！杀人亲，重矣，杀鳏寡孤独者独轻乎？缘子弟故而杀之，故曰“杀人之父兄”。此言当时法家置为参夷、连坐之刑，上及父兄，迨其身自罹罪，则其父兄亦坐此刑，是作法自毙，祸同亲杀。非但谓天道好还如老氏之旨，恩冤相报如释氏之言也。
南轩以六代之君互相屠灭为征，战国时未有此事。然其自启祸门，使人仿而加之于己，理则一也。宋人“无令人主手滑”之说，亦有见于此夫！
南轩云“后之取天下而立国差久者，其始亦庶几于仁”，立论太刻。若汉之与昭代，岂但可云“庶几”也哉！
夫仁之用在爱民，而其体在无私。南轩所疑者，有爱民之用而不足于无私之德尔。乃彼汉高入关，除秦苛政，释子婴而不贪其财物子女，亦岂非私欲不行，闲邪复礼者哉！倘以荥阳交争之日，或用权力以取机会，为异于汤、武之养晦以俟天命，乃暴秦已殄，怀王已弑，天下无君，向令汉高不乘时以夷项氏，宁可使山东之民涂炭于喑恶叱咤之主而不恤邪？
纣虽暴，固天下主也。武王一日未加兵焉，天下固有主也。项氏之子起于草泽，既非元德显功之后，承世及以有其故国，而又任情废置，安忍阻兵，尚欲养之，将无为天下养痈邪？使鸿沟之割，汉且守径径之信而西归，羽力稍完，其能不重困吾民以锋镝乎？率土之滨而有二天子，害且无穷，而岂天理之正哉！
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禄父，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复守一己之私义。是唯唐、宋之有天下为有歉焉，而非可论于汉。汉之德无愧轩辕矣，而况昭代之拯人于禽者哉！
变置诸侯，必有变置之者。假令邱民得以变置之，天下岂复有纲纪，乱亦何日而息邪？
孟子谓贵戚之卿反覆谏其君而不听则易位。到易位时，固必因方伯以告之天子，而非卿之所敢擅。今此言“变置”者，必方伯廉察其恶，贵戚与闻其议，而实自天子制之。
知此，则知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以天子之驭诸侯而言也。故下言变置诸侯而不言天子。天子即无道如桀、纣，且亦听其自亡以灭宗社，而无敢变置者。“得乎邱民而为天子”，则为天下神人之主，奉民之好恶以进退天下之诸侯而立其社稷。社稷有当变置者，诸侯亦必请于天子而后改制焉。盖始封之日，分茅而受五方之土以立社稷，以王命立之，则亦必以王命变之也。王所奉者民心，而诸侯社稷一唯王之建置，则其重轻审矣。
苟不酌于三代封建之制以考孟子立言之旨，则疑此言之太畸。三代之有诸侯，大者今之知府，小者今之州县，特以其世国而司生杀为异，则亦与土司等耳。故曰“君为轻”者，非天子之谓也。集注于此为疏。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作一直说，于陛、命无分。孟子说性、命处，往往有分别，非于中庸之旨有异也。中庸自是说性，推原到命上，指人之所与天通者在此，谓此性固天所命也。乃性为天之所命，而岂形色、嗜欲、得丧、穷通非天之所命乎？故天命大而性专。天但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但以元、亨、利、贞为之命。到人身上，则元、亨、利、贞所成之化迹，与元、亨、利、贞本然之撰自有不同。化迹者，天之事也。本然之撰以成乎仁义礼智之性者，人之事也。此性原于命，而命统性，不得域命于性中矣。
形色虽是天性，然以其成能于人，则性在焉，而仍属之天。属之天，则自然能成，而实亦天事。故孟子冠天于性上以别之。天以阴阳、五行为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贞为生人之资。元、亨、利、贞之理，人得之以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用，则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声，鼻喻臭，四肢顺其所安，而后天之于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贞之德。非然，则不足以资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此天事也。
若夫得丧穷通之化不齐，则以天行乎元而有其大正，或亨此而彼屯，利此而彼害，固不与圣人同其忧患，而亦天事之本然也。惟其为天事，则虽吾仁义礼智之性，未尝舍此以生其情，而不得不归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