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万章又问孟子说：“一乡之人，公论所出，今一乡皆称为原人，是其为人无所往而不谨厚矣。谨厚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恶之，谓其为德之贼，何哉？”孟子答说：“人之处世，心术贵于光明，行己贵于正直。若乡原之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则掩覆甚周，无可举之显过，欲伺察其恶而刺之，则闭藏甚密，无可刺之深奸。惟只与时浮沉，混同于流俗，随众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无忠信之实，而深情厚貌，恰似诚笃不欺一般，其行事本地廉洁之操，而好名能让，恰似清介有执一般，此正其阉然示媚于世的去处。”
【元典】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译文】孔子说过，要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憎恶莠草，是怕它淆乱禾苗；憎恶歪才，是怕它淆乱了义；憎恶能说会道，是怕它淆乱信实；憎恶郑国音乐，是怕它淆乱雅乐；憎恶紫色，是怕它淆乱了大红色；憎恶乡原，是怕他淆乱了道德。
【诸儒注疏】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称，其言似义而非义也。“利口”，多言而不实者也。“郑声”，淫乐也。“乐”，正乐也。“紫”，间色；“朱”， 正色也。乡原不狂不狷，人皆以为善，有似乎中道而实非也，故恐其乱德。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之为人人皆称之，而孔子独恶之，非无谓也，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尝说，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为非，此不足以惑人，无可恶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乱天下之真是者，此为可恶耳。试举其类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为可恶，恐其乱真苗也。佞口似义非义，所以佞为可恶，恐其乱真义也。利口似信而实非信，所以恶利口者，恐其乱信也。郑声似雅乐而非雅乐，所以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紫色似朱而实非朱，所以恶紫色者，恐其乱朱也。至于乡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于中行，然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不可与入圣道，将使天下之人迷谬于名实，而不知所适从，皆自乡原启之，则无恶于乡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观之，其所以恶乡原而斥其为德之贼者，其意益可见矣。
【元典】
“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译文】君子是要回复到正道罢了。正道的形象树端正了，百姓就会奋发振作；百姓奋发振作，就不会有邪恶了。
【诸儒注疏】“反”，复也；“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兴”，兴起于善也。“邪慝”，如乡原之属是也。世衰道微，大经不正，故人人得为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并起，不可胜正。君子于此，亦复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盖以狂者志大而可与进道，狷者有所不为，而可与有为也。所恶于乡原而欲痛绝之者，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绝之之术无他焉，亦日反经而已矣。”
【理学讲评】经，是常道。孟子又告万章说：“乡原虽足以乱德，而邪说终不能胜正，君子于此，固自有绝之之术焉。彼纲常伦理之懿，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这叫做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说所由盛也。君子欲辟异端，而息邪说，只是将此常道见之于躬行，施之于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正道，与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经既反而归于正，则化本端而民有所观，感治具张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兴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岂有不兴者乎？庶民既兴起于常道，则是非明白，无所回互，彼似是乱真之邪慝，虽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见，确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观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见传道之心；观孔子之恶乡原，可以见卫道之志，其倦倦一念，无非为斯道计焉耳。孟子发其蕴于万章，而又终之以辟邪之术，此所以有功于圣门也。
【心学讲评】孔子之时，杨、墨之说未盛，而乡原之乱德方深；孟子之时，杨、墨之说已横，而乡原之邪慝犹然其未息。杨、墨，贼道者也。乃若其心，则犹有自立之志；其行，则犹有自成之诣。为其徒者，多出于狂狷之流，不知所裁，遂陷而执一之偏；乃行不顺，心不安，则必归于正，而初非慝之藏于心，故其归也可受，乡原则贼德者也。其于君子之道亦相似矣，而窃之以为名，假之以为利，不必有所师承，而翕然成风，以非毁狂狷，将胥天下之迷而不知反。则其欲自附于君子，而绝之也必严。圣之至者日时，而乡原亦日时，其所云时者，流俗之时也。旦而此焉，夕而彼焉，在孔子之时有孔子之乡原，在孟子之时有孟子之乡原，求合于一时之乡，无常也。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使好恶有定，而不以乡原为说，则彼亦无利而为此矣。何以正之？亘古此人伦物理，则亘古此道，绝其随时之苟幸而已矣。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正天下，故万章详辨之。欲绝乡原之慝，未可即以中行正之也。何也？中行者，圣人之时，彼之所托也。故欲惩乡原之慝，则先正之以狂狷，而狂犹尚焉。狷者之忠信廉洁，彼犹可托；而狂者之志古而略今，正治其慝之要道也。
万章问曰：“昔者孔子之在陈，见道之不行，思欲明之，乃曰：‘盍归乎来，以与吾党之小子相进于道乎！夫小子则有可与矣，以志言之，则狂也；以其略于事为而言之，则简也；以不见异而迁言之，则狂简如一，而不忘其初也。’夫孔子在陈而思鲁，念鲁人士之可与明道也。狂者岂遂足以任斯道乎？而孔子何思焉？”孟子曰：“狂士之可思，孔子尝言之矣。‘不得中行而与之’，慎重乎中行之词也。‘必也狂狷乎’，必之于狂狷，以狂狷之去中行也，迹相远，而有可至者存也。其必于狂者，以其进取，无苟焉求道之心也；其必于狷也，以其有所不为也，无择利而趋之心也。夫中行者，执天下之大常，定万世之正路，自尧、舜以来所以立人道而为治教之则者，孔子岂不欲得其人而与之哉？乃道之不明不行也已久，不可得矣；若几幸而得之，恐其窃乎中而非中，则或失于过，或失于不及，皆其次者。然而超然之志，出于流俗功利之外而自得；卓然之守，入于流俗功利之中而不污；皆可思也。”
于是万章欲知狂者之人，而见其为圣人之所必与，乃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孟子曰：“世之降也，有所荡然于廉隅者为狂矣。必如孔子之门琴张、曾皙、牧皮者，忘死生，薄功名，而可与之登进于大道，乃孔子之所谓狂也。”万章欲知狂者之实，以见其与中行合，而不徒在脱略自放之迹，乃问曰：“何以谓之狂也？”孟子曰：“夫狂者之所尚，则莫大于志矣。志与行相因者。有其志而乃有其行，中行也；无其志而或有其行，此冒圣人者之慝也；不必有其行而有其志，则圣人见之为狂，而彼固非狂也。狂者之志，于当世，蔑如也；于近功小利，澹如也。天地之大，万物之众，道之所从出，旷然皆其心目之中，嗲嗲然虚廓而不自隘也。故其言曰：‘古之人而如彼矣，古之人而又如此矣。今之营营者何足言乎！’使其充此而行之，则当世之习尚不能染，而天之显道，圣人之全体大用皆见诸行事，而何愧乎圣人？乃使平心而自考焉，其行固未之逮也。言之所及，志之所至，其缺陷者多矣。以其不能掩也，故不足以定万世不易之理而成乎圣功；然以其不必掩也，则亦不恤末世讥非之迹而流为俗学。斯乃所谓狂，孔子之所与也。与其志大则不殉乎今，虽不与其行之不掩也，而抑与其行之无伪，圣人乐得而裁之，以进取乎中行之道，而天下抑又鲜矣，则孔子思狷，而吾且与子言狷。
“狂者又不可得，志不可求，而抑观乎其所尚，不能与古为徒，而不必不与俗为伍，故孔所欲得者，又在不屑不洁之士焉。利欲之情浅，故以不屑而见其不洁；取舍之界严，故以不洁而必有不屑。衰世之荣，不洁之荣也；乡曲之誉，不洁之誉也；末俗之所喜者，不屑之喜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世之汶汶，孔子于此有与焉。虽于物有所不能容，于道有所不能大，而因心之是非不爽，则违理之好恶不形，是狷也。虽较狂者而志量有诎焉，是又其次也，而孔子之所取者止于此矣。当世多功成名显之公卿，及门有博学多通之才士，皆匪我思存焉。然则君子小人之径、处心得丧之几争于毫厘者，唯在一雅一俗、一真一伪之间，不然，圣人之中道，言中规，行中矩，合乎天理者即顺乎人情，而何取此表异尚畸之士哉？”于是万章知狂狷之可与，因以知乡原之必不可与，而申孔子之言，以使学者知所辨也，乃更端以问曰：“孔子有言：‘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无憾焉，其惟乡原乎！’夫圣人乐育之心不轻距人，而望人之归己以进于善，乃于乡原则幸其自绝而恝弃之，何也？孔子又尝斥言之矣，曰：‘乡原，德之贼也。’所贼者在道，而未害于心；所贼者在心，而若无损于道。至于德贼而害其心以害天下之道，于斯极矣。举是以目乡原，而乡原之害烈矣！乃夫乡原者，非有下愚之资也。使其愚焉，则不知有所谓原，而无所自据以为德，亦何足以为乡原乎？盖心必营之，学必成之，而乃于一乡之间见原，不知几经揣摩而使然，何如斯可谓之乡原乎？”孟子曰：“夫乡原者，托于中行而与狂狷为敌者。其讥狂者曰：‘志以近人为量则易践，何用是嗲嗲也？天地之量，万物之原，何所利于吾而念及之？言以可行为实，实则功易就，胡为言不顾行而言之大，行不顾言而行不掩？性命之旨，道德之归，非也所习闻，而何用言为？动以今人为法，胡为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不可行于今，今不可通于古，将为物之所不乐，而何用称之？’其讥狷者曰：‘夫人之有行，人行之，我亦行之，故乐从者众，何为踽踽然孤立而寡营也？我亲物，物乃亲我，则相与以原，何为凉凉然薄也而自高也？’其自言曰：‘吾既生于斯世矣，则所为者斯世之事，今之君即我之君，今之友即我之友，法无可执也，道无可据也，奚必古人哉！但能使当世之人谓我所为合乎其心而当乎其事，则亦可矣。’故其行也，揣世人之心欲言者言之，欲行者行之，以求免于讥议，媚之已尔。气衰神靡，不可复阳，阉然而媚，乃可求也。若此者，有其学焉，有其术焉，劳其心，降其气，人亦以为不易至也，则乡原之所以为乡愿也。”
万章曰：“世固未可徇也。而原者，谨原之称，于己能谨，则内不失己；于世能原，则外不失人。一乡之中称为原人，必其果原矣，则合一乡之人，为恩为怨，为贤为不肖，而所以处之者无不以谨厚自居。若是者一成其德，而见德于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孟子曰：“原以为德，非德也；乡人之所谓原，非原也。君子之德，见诸事者，利济万物而无遗，然民愚难以虑始，则可举其所以异于人，而非其道之不尽，有可举矣；而乡原因陋就简而涂饰之，无可举也。藏诸心者，极深研几而不昧，然立意深远难知，则可以其无直情径行之道者为刺，而刺其心之有间，有可刺矣；而乡原则苟且委随而因任之，无可刺也。君子岂求异于人哉，而流俗之好尚不可同也；乡原则以世之音容为礼乐，而同乎流俗。君子岂能离乎人哉，而污世之情志不可合也；乡原则以世之恩怨为从违，而合乎污世。其为人谋也，谋之以尽其利，而似乎忠；其与人约也，徇之以慰其望，而似乎信；其立心有如是者。其于害有所避也，亦有所必不可，而似乎廉；其于利有所择也，亦有所必不敢，而似乎洁；其志行有如是者。由是而众皆说之矣，是果其能谨而无过言过动者也，能厚而为可亲可信者也？乃彼亦自昧其心，而谓道在是矣。如是以为忠信，而何必尽其至正之心？如是以为廉洁，而何必审其精义之用？乃于尧、舜之道，不听勿稽之言以致其精，不干百姓之誉以守其一，以幽明礼乐尽其孝友中和之德，以天道人事建为裁成辅相之功，终不可与入之；而且曰：‘亦恶用是违时独立，而远慕古人为也？’如是，则乡原且与尧、舜争德，而陷溺愚不肖者以易知易行而胥流不返，故曰德之贼也、德之贼也，而犹不可恶乎？恶者，恶其非德而似德也。故孔子曰：‘是非者，不可欺者也。吾心之所是，古今莫能易也，则一是而必无非矣；即有所非，而终不自以为是也。乃所甚恶者，一时之是，而不可以历久；一事之是，而不可通乎大。似是也而实非，则以圣贤至诚恻怛之心临之而不动其非也，乃忍其所不忍、为其所不为之大慝也，诚可恶也！莠非苗也，枝叶似而非实也；莠长而苗瘠，可恶也。佞非义也，辨别似而理非也；佞人用而义乱，可恶也。利口非信也，详确似而心非也；利口兴而信失，可恶也。郑声非雅乐也，清缓似而律非也；郑声作而雅乐废也，可恶也。紫非朱也，艴盛似而质非也；紫色尚而朱几无色矣，可恶也。乡原之于德亦犹是。乡原者，亦何知有德哉！怀利以事君父，而亦曰忠孝；徇物以施爱敬，而亦曰仁义；乡人所知者此而已。但为谨厚，而无光明俊伟之气，以行于利害死生之间，乃以君子长者之称，使怀利挟私者人人可据之以为德，则其可恶也！君子在上以大法诛之，在下则以妄人绝之，而君子之恶乃为功于天下矣。
“虽然，世之降也，庶民既不知有德，其所群奉以为德者，一乡有其人焉，无所往而不有其人焉，不胜诛也。而其人不能为善，而抑不能为非，君子亦不屑治之焉。则欲绝其乱德之害，将如之何？夫君子之教天下，亦唯反经而已矣。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帝王所修之人纪自在天下；井田、学校之大法自在方策；五礼、六乐之度数自在师傅。人伦之至，出乎尧、舜者即入乎幽、厉；欲恶之辨，辨乎箪豆者即慎乎万钟。荡涤其十姓五家苟安容悦之恶习，以归于直方刚大之坦途，以古之道，治今之人，狂者可使进也，狷者可使守也，如是，则经正矣。经正矣，则庶民虽愚不能知、不肖不易能乎，然《诗》、《书》、礼、乐之气熏燕其心志而扩大其耳目，然后知为善于一乡者之卑污而不足尚，则虽有原人，亦且贱之恶之，而彼亦不足以逞，或且洒心涤虑而向于道矣。”
盖邪易使正也，慝不易使修也。全躯保妻子之心怀于中而不能出诸口，免刑戮而无耻之实托于道以为之名，平旦之气牿丧无余，而且摘短长以讥狂狷之失：是人也，人不能诛而鬼瞰之，故曰慝也。君子为庶民忧，而致望于狂狷，所以救仅存之经，其志深矣。此孟子所以称尧、舜，道性善，而急取鸡鸣之利善、夜气之存亡为天德王道之见端，以极致其大也。
【元典】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译文】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有五百多年，像禹和皋陶，是亲眼见到过而知道尧、舜的；至于商汤，则是听了传说才知道的。”
【诸儒注疏】赵氏曰：“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尹氏曰：“知，谓知其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