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译文】仲尼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
【诸儒注疏】“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
【理学讲评】仲尼，是孔子的字。反，是违背。子思引孔子之言说道：“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常的道理，虽为人所同有，然惟君子为能体之，其日用常行，无不是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与这中庸的道理相违背矣。”
【元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诸儒注疏】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
【理学讲评】时中，是随时处中。子思解释孔子之言说道：“中庸之理，人所同得，而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者何故？盖人之体道，不过动静之间。君子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既有了君子之德，而应事接物之际，又能随时处中，此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静时不知戒慎恐惧，所存者既是小人之心，而应事接物之际，又肆欲妄行，无所忌惮，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间而已。
右第二章。
【心学讲评】道原于天、率于性，而不可离。然而能必不离之者，则存乎其人。乃天下之能不离者，盖亦难矣。其自入于邪而离之者为小人，不知有道而离之者为凡民，欲不离之焉而终离之者，为贤智之过，愚不肖之不及；自以为不离而离之者为隐怪；能不离矣，而不能保其不离者，为半途而废之君子。若夫从入者正，而克用其存养省察之功者，君子也。明焉，而行其所以知者，知也。行焉，而道因以明者，仁也。正其志不变其守，以必明必行者，勇也。尽乎知仁勇之德，而与不可离之道体相为符合，其唯圣人乎！故中庸者，尽人之所可至，而非圣人不能体之，故曰存乎其人而已。则请次弟言之：
中庸之理所由存亡于天下，则君子小人之大别也，仲尼尝言之矣。仲尼曰：中庸者，天下之定理，善恶得失治乱之所自分也。唯君子也，则体中庸之德于心，而修中庸之道于天下，则中庸之统在君子矣。若小人者，于中庸之道不能修也，又从而为邪说詖行，以与君子中庸之道相反。然则人心之所以邪正，斯道之所以存亡，在君子小人而已矣。
夫中庸之理，人人性中之所同得，而显着于日用之间，固尽人皆可与焉，而何以为君子之独至邪？盖君子之能与中庸合也，实有其修之之功矣。既知道之不可离，而存养省察之严以自慎其德，则知自尽其为君子之实矣。而于应事接物之际，又能斟酌理之所宜，因时之应然者以处之，而无过不及之差焉。此其所以成乎其为君子，而体备夫中庸也。
夫中庸之理，既人人性中之所同得，而日用之所必资，则虽有智力，亦岂能反之哉，而何小人之独悖邪？夫小人之与中庸动而相违者，固有以成乎其恶矣。妄以其可离之为道，而任其私欲之发以丧失其本心，则既成乎小人之品，而于应事接物之际，唯其私智小有才之所能为则为之，谓大命不足畏，前王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无所忌惮以快其私焉，此其所以与中庸相反，而终为小人也。由夫子之言观之，则斯道之存亡在人品之邪正，而中庸之大防于此辨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文虽不属，而意实相承也。变“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 实兼“中和”之义。
【心理穿梭】或问于第二章、第三章，皆有“未遽及”之语。此朱子一部《中庸》浑然在胸中，自然流出来底节目，非汉人随句诠解者所逮，而况后人之为字诱句迷，妄立邪解者乎？
《中庸》第一章既彻底铺排，到第二章以后，却又放开，从容广说，乃有德之言涵泳宽和处，亦成一书者条理之必然也。不则为皮日休天隐子、刘蜕《山书》，随意有无，全无节次矣。
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皆浅浅说，渐向深处。第二章只言君子小人之别，劈开小人在一边，是入门一大分别。如教人往燕，迎头且教他向北去，若向南行，则是往粤。而既知北辕以后，其不可东北而之于齐，西北而之于晋，皆所未论。《中庸》只此一章辨小人，径路既分，到后面不复与小人为辨，行险侥幸是就情事上说，非论小人之道。直至末章，从下学说起，乃更一及之。
或问于第三章云：“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论之。”吃紧在“泛论”二字。不可误认朱子之意，以民之鲜能为反中庸。小人自小人，民自民。反则有以反之，鲜能只是鲜能。末章云“小人之道”，小人固自有道，与不兴行之民漫无有道者不同。民无小人陷溺之深，则虽不兴行，而尚不敢恣为反中庸之事。民亦无小人为不善之力，则既鲜能中庸，而亦不得成其反中庸之道。
向后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则又从鲜能之民，拣出中间不安于不知味者言之。所谓愚不肖者，亦特对贤知而言天资之滞钝者也，与夫因世教衰而不兴行、可由而不知之民，自进一格。到十一章所言“索隐行怪”，则又就贤知之专志体道而为之有力者身上撇开不论，而后就遵道之君子进而求作圣之功。此《中庸》前十章书次第之井井者也。
“小人反中庸”，只如叔孙通之绵蕞，欧阳永叔之濮议，王介甫之新法，直恁大不可而有害于世，故先儒以乡原当之，极是。若鲜能之民，则凡今之人而皆然。贤知之过，愚不肖之不及，则孔、孟之门多有之。要一自其见地操履处，显其过不及，而未尝显标一过不及者以为道。且过不及，亦皆以行乎中庸之教，而初未反戾乎中庸。抑过则业亦有所能，而不及者亦非全乎其不能，与不兴行之民自别。至于“索隐行怪”，则又从天理上用力推测安排，有私意而无私欲，其厌恶小人而不用其道者，更不待说，盖庄、列、陆、王之类是也。
小人只是陷于流俗功利而有权力者，如欧阳濮议，但以逢君；王介甫狼狈处，尤猥下。隐怪方是异端，过不及乃儒之疵者。三种人各有天渊之别。此十章书步步与他分别，渐撇到精密处，方以十二章以后八章，显出“君子之道”，妄既辟而真乃现也。一书之条理，原尔分明不乱。
“舜知”、“回仁”、“夫子论强”三章，乃随破妄处，随示真理，皆只借证，且未及用功实际，终不似“道不远人”诸章之直示归宿。盖阅尽天下之人，阅尽天下之学术，终无有得当于中庸，而其效亦可睹，所以云“中庸其至矣乎”。北溪所云“天下之理无以加”者，此之谓也。
或以隐怪为小人，或以贤知为隐怪，自章句之失。而后人徇之，益人于棼迷而不可别白。取《中庸》全书，作一眼照破，则曲畅旁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