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译文】舜有五个能人而使天下大治，武王说：“我有十个贤才。”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尧、舜、武王时期，人才最多，也不过如此，武王的十个贤人中还有一个女性。”
【诸儒注疏】“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书、泰誓》之辞。马氏曰：“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乱”本作“乿”，古治字也。称孔子者，上系武王君臣之际，记者谨之。“才难”，盖古语，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尧、舜有天下之号。“际”，交会之间，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际乃盛于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犹但有此数人尔，是才之难得也。
【理学讲评】乱字解做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文之妃邑姜。昔门人讲述孔子评论人才之方，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圣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元典】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文】周文王掌握着国家三分之二的面积，却仍然服从中央的领导。他的品德，真算至高无上了。
【诸儒注疏】《春秋传》曰：“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荆、梁、痈、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与之，人归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日”起之，而白为一章。
【理学讲评】服事是臣服敬事。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祚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殿结，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心学讲评】建一代之治以定天下者，存乎才；而立远大之基，以合天心而为臣民之所成服者，存乎德。人才难得，故人君不可不以育才为急；而德未极其至，不可以言德，故君子尤不可不慎修其德也。夫子两论周事，而知周之所以建卜世之长，非偶然矣。
欲知周之才，以合唐、虞而论之，而义始着；欲知周之德，则本殷、周之际以论之，而论始定。不然，则观于周初之济济多士，且将谓贤才之生，实易易也；观于武周之胜殷殄殷，且将谓圣人之以武功为至德也。夫周之初，诚多士矣，亦犹舜之有岳官、群牧矣。而纪舜之成功，则旧史有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之誓师则曰：“予有乱臣十人。”是五人而外，未足以为舜之臣也，未足以任治天下之功也。是十人而外，武王不见为有也，不信其可以拨乱而反治也。故孔子合二事而赞之曰：语有之云：“才难”。智不足以为名，勇不足以为功，惟能任天下于己，而开治者治以定，戡乱者乱以止，然后足谓之才。天地于此不易诞生，君师于此不易裁成，观于虞、周之已事，不其然乎？以虞、周言，自唐、虞之际，平水土有人，教稼穑有人，敷五教有人，明刑敕法而奠山泽驱猛兽有人，盖一盛也。嗣是以后，惟武王所谓“乱臣十人”者，以伐大商，以分南国，以修宗礼，上以嗣文考而下以佑冲人，则继唐、虞而为盛矣。然武王所谓“十人”者，中且有妇人以静正修内治，而以无才为德者也，则九人而已。此九人者，其视五臣何若，且勿论其才之盛衰，而即武王之所郑重而信为弘济天下之才者，且非能如其数也。然则人君虽有匡定六寓之大志，而求贤以自辅，其难于遇合者有如此夫！而语不信然乎？呜呼，才难如此！苟幸而有其人焉，所以信任之者当何如邪？倘不幸而未有其人焉，所以乐育之者当何如邪？
乃夫子之言周德，则尤有观其深焉者，萁论之曰：夫周之德，十五王之积功累仁，武、周之救民水火，是足以上顺帝心，下慰民志矣。而非但此也。勤民者自为君者之天职，吊伐者乃不得已之世局，下有以合愚贱之情，而退无以惬幽独之志。惟当纣恶方茂之日，天下倾心于西土，取天下而三分计之，惟三州为纣所阻。河、洛以西，江、汉以南，皆归化于大邑。乃终文考之身，施及武王之初载，仍以侯服之礼事殷之暴主。此岂难于奄有哉？而深有所不敢者，大义之植于天；深有所不忍者，至仁之根于性。夙夜求其无愧、非天下望治者之所可解，而一信诸心，此则周之德也。天不能移，人不能与，其可不谓之至德乎！惟其有此至德也，故上天求莫之心，为之郑重而不亵；万方乐附之志，为能信服其无私，而开数百年有道之长者，非偶弋天命以曲顺民情矣。然则苟无其德，而詹詹之智其可恃，煦煦之仁其可矜乎？百姓可以苟说，帝命可以幸傲乎？合夫子之言观之，才难也，故治日少而乱日多；德不易至也，故王统绝而霸功不足道。君子任天下之重，而思以成功成允者，可不尚贤而修德乎！
【元典】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文】孔子说：“禹，无可挑剔。他自己粗茶淡饭，而祭品却很丰盛；自己衣服朴素，而祭服却很华美美；自己宫殿简陋，却尽力兴修水利。禹，无可挑剔。”
【诸儒注疏】“间”，罅隙也。谓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谓享祀丰洁。“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韦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或丰或俭，各适其宜，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
【理学讲评】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祗、人鬼。恶性循环字解做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基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王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是雨衣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发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上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古，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当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伸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官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乌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
【心学讲评】夫子曰：“大以其心覆天下，乃可以开一代之统；密以其心应天下，乃可以定百王之治。故功成治定，而令尚论者犹得窥其用心之独至，详于此而略于彼，若有隙之未满者，非至治也。吾观于禹，无间然矣！天下之理如是，而禹之心即如是；其心至于是，而其修身、治人、事神之法即如是。当日者，操心极乎至密，故后世效法焉，而无不各得。隆杀节文之间，无一而非天理之当然。则于其菲饮食，见其俭也；而致孝乎鬼神者，天地之产，水土之物，则极其可致而无不致也。于其恶衣服，见其朴也；而致美乎黻冕者，昭德之华，明分之尊，则极其可美而无余美也。于其卑宫室，见其约也；而尽力乎沟洫者，慎以立功，说以劳民，则极尽民力而不恤其尽也。以简略明淡泊之志，则慎修不忽于细微；以仁礼绥人神之望，则忧勤不懈于作则。以此定一代之规，垂三王之法。吾考其事，无事之不惬于天人也；吾察其心，无念之不衷于道义也。而何间然哉？故曰：圣人洗心而退藏于密。密之为道大矣哉！
【心理穿梭】集注言“夫以泰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而有天下矣，乃弃不取”；又云“其心即夷、齐扣马之心”；于义明甚。金仁山徒费笔舌，止欲斡旋太王无翦商之志，乃谓泰伯之让天下，让于王季。不知太王而非有翦商之事，则泰伯又何处得天下让之王季邪？
小儒以浅识遥断古人，乐引异说以自证，乃不知所引者之适以自攻。《吴越春秋》一书，汉人所撰，诞诬不足信，不可与《左传》参观异同。且彼书记太王之言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则太王之不忘翦商，亦可见矣。夫子称泰伯为“至德”，而于太王未施一赞词，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而不知其以抑泰伯也殊甚，何其矛盾圣言而不之恤也！
使泰伯而逆计王季、文王之有天下，因顺太王之志而让之季历，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远大，若云周有天下，由泰伯之逃；则是泰伯以此一让，阳辞阴取，而兄弟协合以成夺商之事，是与曹操所云“吾其为周文王”者，同为僭诈。而夫子称之曰“至德”，不已僭与！
古者封建之天下，易侯而王，亦甚寻常事；既非若后世乱贼，起自寒微，资君之禄位灵宠，欺孤寡而攘夺之。商之历祀已六百，而失道之主相仍。太王以后稷之裔，弈世君公，则于以代商而王，显然有其志事，而抑何损？若夫泰伯怀必得之心，择弟与从子之贤，使可固有而不失，则其为谖也甚矣。此辨太王无翦商之志者，不足以伸太王，而唯以抑泰伯，叛圣言也。
仁山云：“太王前日犹能弃国于狄人侵邰之时，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乱之日，太王之心，决不若此其悖也。”夫太王之避狄，岂让狄哉？鳃鳃赂狄，冀以全邠，殆不得免焉，而后为此全民避地之计，孟子固曰“不得已”也。狄不可争则去之，商有可代则思代之，太王之创业垂统，如此而已。至于柞棫拔而昆夷现，太王岂终让狄人者哉？朱子确然有见于此，而援引《鲁颂》及《春秋传》以辟诸儒回护之说，用以见太王之无不可翦之商，而泰伯犹且不从父命，确尔求仁之为至德，其深切着明至矣。仁山之言，乌足为有无邪？
本文云“三以天下让”，是天下其所固有也。若因后日之有天下而大为之名，则使文、武终不有天下，而泰伯遂无所让邪？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则即使文、武不有天下，而泰伯之让天下也固然。特所云让者，谦逊不居之辞，非必让之人而后谓之让也。《书》曰“舜让于德弗嗣”，谓己德之不足嗣，则不敢受，非以让之四岳群牧也。子曰“其言不让”，谓己可有之而即自任之，非谓不让之求、赤与点也。知此，则俗儒让周、让商之说，两无容相攻击，而不得谓商固有天下，无待于泰伯之让，以破泰伯不从之说矣。
盖以德、以时，天下本泰伯之所有，今以君臣之大义，不从父命而不居，至他日或为季历子孙所有，或商之子孙仍无失坠，总以听之天，而己不与焉。尽道于己，而为仁不由乎人，此其得于心者已极，而非人之所能喻也。使泰伯从太王而代商，则人知其躬任天下矣。今无其事，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称也。藉云以让之王季、文王，则昭然于天下后世，而何“无得而称”哉？拘儒多忌，不足达圣人之旨，自当以集注为正。
后人释书，于字句上作奇特纤新之解，薄古人为未审，不知先儒固尝作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现成说，而以为存省之验者，朱子盖尝作此解矣。然而集注不尔者，以谓作现成说，则是动容周旋中礼，自然发见之光辉，乃生知安行、化不可为之事，既非曾子言“所贵乎道”、言“远”、言“近”之义；若谓三者为化迹，而道之所贵，别有存主之地，则所谓存主者，岂离钩三寸，别有金鳞邪？此正圣学、异端一大界限。圣贤学问，纵教圣不可知，亦只是一实。舍吾耳目口体、动静语默，而别求根本；抑践此形形色色，而别立一至贵者，此唯释氏为然尔。
先儒说曾子得教学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为何事，但与他一个可依可据者而已。故其临终之言，亦别无付嘱，止此身之为体为用者，即为道之所贵；修此身以立体而行用，即是“君子所贵乎道”。其后子思之言中和，则曰“喜怒哀乐”，不离乎身之用也。容貌、颜色、辞气者，喜怒哀乐之所现也。鄙之与雅，倍之与顺，正之与邪，信之与伪，暴之与和，慢之与庄，中节不中节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颜色、辞气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远，信之近，践形者也。
静而存养于心，凝以其身之静也。动而省察于意，慎以其身之动也。所存者，即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实，故曰“俨若思”。所察者，即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几，故曰“无不敬”。不然，则理于何存？欲于何辨？非此远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孰为天理显仁藏用之真？非其刚为暴、柔为慢、淫于鄙、辟于倍、饰情为不信者，何以见所欲之为私也？曾子吃紧为人，只在此身着力，而以微见天心，显征王道者，率莫不在此。若但以为效验而用力不系乎此，其不流于禅学者鲜矣。
颜子所至，与圣人相去远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则亦可仿佛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