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这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
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中，谓之无过无不及。庸：平常。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中庸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讲中庸，讲调和，就否定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这是应当明确指出的。
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对做人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备受关注，并因此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人生下来就有其个性，后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知识、处世教养等诸因素影响，有时难免表现出与他人的对立。对立双方，各执己见，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挂起来”，暂不解决，等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余地”术。会做人的人，总能营造回旋的余地。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
蔡尚思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
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那就沦为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部长”一职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前些年我的一位优秀的同事就对我说，做人要做到“外圆内方”。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狷（juàn）：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
孔子说：“我找不到中庸的人交往了，只能与狂妄或拘谨的人交往。狂妄者胆大妄为，拘谨者不肯做坏事。”
孔子把人的性格分成三类：狂者、狷者和中行者。这里的狂者，相当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性格外倾型的人，狷者相当于内倾型的人，中行则相当于中间型性格的人。中庸之道（中行）非常人境界，而狂者敢做敢当，勇猛进取，从善如流，是可造之材；狷者能谨慎言行，非礼不视，非礼不听，非礼不言，非礼不动，不为恶行，洁身自好，亦有可取。
由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对中庸之道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主张中庸之道，但是他也知道，真正能做到中庸之道的人并不多，所以他才能看到“狂者”和“狷者”的可取之处。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中庸之道”也并不适合所有的场合，有的时候，能够“狂狷”一些会更好，比如在庆祝胜利的时候，狂一些、激情一些，显然是比温吞更好一些。
事实上，为了到达最后中庸的结果，许多时候往往不得不使用一些偏激的方式，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比如为了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在制定工作目标时应该适当偏高于实际能力之上一点，才是最恰当的。定得太低，大家不需要很努力就能完成；定得太高，大家明明知道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就会干脆放弃。
“狂者进取”这句话令我很惊喜，本来以为老夫子只是一个不敢前，不敢后，不敢左，也不敢右，站在中间老老实实按照礼制的规定来办事的人，没有想到在他的心里，狂人也是很受他赞扬的！
世界从来都是属于那些狂妄者的！
项羽在年轻的时候，既不愿意读书写字，也不愿意学击剑，只愿意学敌万人的兵法。见到秦始皇的时候就说，彼可取而代也！可以说正是他的这种狂妄才造就了他以后的成功。
莱特兄弟始终不放弃他们狂妄的想法，终于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一圆人类千百年来想像鸟儿一样飞行的梦想，使人类最终飞上了天空。
以上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或者说是伟大的人物的事迹，其实我们平常世界里的人也需要狂妄。我们每天勤奋工作，努力奋斗，目标不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法国的一个富翁曾经拿出100万法郎，奖励能回答出“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的问题的人，在48561份答案中，只有一个9岁的女孩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野心。没有钱的人与有钱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有没有想过要成为有钱人。
一个人有了野心之后，就会被认为是狂妄，但是如果没有了狂妄，哪里还会有进取心呢？一切不成功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只有认为一件事情有可能实现之后，人才会进一步行动，激励自己去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为了能达到成功，就从现在开始狂妄吧，狂妄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失败，一种是成功。但是如果没有狂妄产生的这种进取心，那就只能是原地踏步，虽然不会有失败，但也永远不会成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鄙夫：乡下百姓。空空如也：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形容一无所知。叩：扣问，盘问。两端：两头，指事物的正反、始终、本末、上下、精粗等。竭：尽。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乡下人问我，我却一无所知，于是就正反终始两端推究，尽我所能回答。”
一个人不可能周知一切。对于许多问题，往往是茫茫然，空空如也。但是，如果从正反、前后、左右、来去、始末等两端加以考察，就能有所了解。这个方法，是从无知变有知的一个好方法。
有人认为，事物的存在不仅是两端对立，在两端之间，还有一个“中”。所以任何事物可以一分为三，即“两端”加一“中”。然而，中，相对于左是右；相对于右是左。所以千变万化的对立，都可归结为两端对立。从两端考察，也就考察了事物的全部。
有一个人来问孔子：“治国的方法，应该向左，还是向右？”
孔子开导问话的人说：“如果太左，会怎么样？”
问话的人想一想说：“太左则浮夸，浮夸则不实，不实则有害。”
孔子再问问话的人说：“如果太右，会怎么样？”
问话的人想一想说：“太右则无主，无主则盲目，盲目则有害。”
孔子再问：“那么应该如何是好？”
问话的人想一想，若有所悟地说：“应该取其两端而用其中，不左不右最好！既要有主见，又要不盲目；既要有开放，又要有限度；既要有改革，又要有保留；既要有引进，又要有创新；既要有私有，又要有公有；既要交朋友，又要防敌人；既要倡和平，又要防战争；既要有文事，又要有武备；既要搞经济，又要重文化；既要重商业，又要重农业；既要重工业，又要重环境；既要重金钱，又要重道德；既要少数富，又要多数富。”
孔子一听，赞叹道：“真是智者之言！这就是‘中庸’之道啊！中庸是最恰当、最高明的办法，可惜长久以来很少有人知道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路线错误和右倾路线错误，都导致革命失败，就是决策者走到了两端而没有走道中道上来的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