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建筑山西老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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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山西宅院与徽州民居

徽州自秦代起设置郡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徽州包括今天的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婺源等县。明清时期,徽州人以善儒善商著称于世,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影响很大,与晋商一南一北并雄商界。自徽州商帮崛起后,徽州民居建筑走向了成熟,成为江南民居建筑的一大流派。与此同时,北方晋商也在国内外贸易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晋商把山西宅院建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山西宅院与徽州民居成为中国民居建筑领域的两朵奇葩,不过两者在建筑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北派阔大,南派精巧;北派建筑对外封闭,对内开放,南派建筑的开放功能较强;晋、徽两派在建筑材料和色彩的使用方面,以及一些建筑的细小构件,也有许多的不同之点。

庭院与天井

中国最早的居室建筑是和院落共为一体的。广大的北方地区,寒冷干旱,多风少雨,北方人要尽可能地利用阳光采暖,所建四合院的跨度较大,庭院也开阔一些。北方的大宅院里,每个院子都有两大部分,一是供家人起居、工作、学习、生活的房屋建筑;一是有围墙圈起的家庭成员共用的院子,院子里有装饰作用或教化功用的影壁,有虚实相间的垂花门楼,有隔断作用的花墙,等等。明清山西宅院和北京的四合院就是这样的建筑。从建筑角度讲,“庭者”即堂阶前也,“院者”即周垣也,宫室有院墙者方可称院。中国庭院建筑的空间意识,在于把宇宙概括为象征模式置于人的生活起居。庭院空间的联系,不是数量上的叠加,是空间的流动和文化气息的延伸。其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内外相生,虚实相形,让人感受建筑主体中的人与神明共处一方的内在融合关系,体察人与世界的参赞化育关系。

北方的院子是住宅的一个重要部分,院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方土地广袤,人口相对稀少,人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宽松一些,院子的面积也就圈建得宽大一些。东、西、南、北四面的屋舍,在转角之处互不相连,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北方庭院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中“虚”与“实”、“有”和“无”的具体反映。庭院的功能就是居住屋舍的延伸,是半开敞的多功能活动区域,庭院把大自然圈画到人们的生活中来。

山西宅院建筑中,家族小的,院子小,家族大的,院子大,一个院子不够,就发展成二进、三进甚至是罕见的五进院落,并且僻出正院、偏院,以便于主人、仆佣的活动和起居作息。房屋的规模大小和气派如何,基本上反映着主人的身份和家族兴旺的程度。山西宅院占地面积较大,然而在高墙峻宇中,更多得表现出了封闭严实的特点,这也是北方人对内开放性和对外封闭性的性格体现。

南方住宅的庭院是天井式的布局,如江南的四水归堂式住宅和西南的一颗印住宅,都是设天井的。有人说,天井是中国敬天畏神、天人合一观念中的特殊产物。事实上,则是地理环境使然。由于人多地少的特定条件,江南民居建筑的环境空间较之北方要小得多。岭南一带,气候温湿,蚊虫盛衍,所以对日照的需求相对少一些,院落空间相对狭窄,庭院被压缩成了精巧的天井。徽州民居建筑,房子的厢房、正房连在一起,围合自然,布局紧凑,房屋高矗,院子小巧,身在其中,只能望到一小片天空,形同坐井观天,所以名之曰“天井”。

天井的基本功能是通风、采光和排水,天井的设置满足了保持房屋干燥和较科学的屋宅排水系统。天井的深层功能有着精神方面的需求,还有礼制方面的要求、审美视觉的要求,其中也不乏迷信的成分在内。据《相宅经纂》载:“凡第宅,内厅外厅皆以天井为明堂财禄之所,横阔一丈,则直长四五尺乃宜也……深至五六寸而又洁净乃宜也。房前天井固忌太狭致黑,亦忌太阔散气,宜聚合内栋之水,必从外栋天井中出,不然八字分流,谓之无神,必会于吉方,总放出口,始不散乱,天井栽树木者不吉,置栏者不吉……左右二天井,俱宜会于大厅天井中吉方出水。”天井长宽不过一丈,太小不利采光,太大不便聚气,而且天井内不种树木,不置围栏,这也是天井与庭院的显著区别。《八宅明镜》载:“天井乃一宅之要,财禄攸关,须端方平直,不可深陷落槽,不可潮湿污秽。大厅两边有拱门,墙门常闭,以养气也。凡富贵,天井自然均齐方正,其次小康之家,亦有藏蓄之意……诀曰:不高不陷,不长不偏,堆金积玉,财缘绵绵。”正因为天井是聚财之关键部位,徽州建筑首重天井的区划。

徽州雨水多,土地狭,人口众,民居的天井紧靠屋前的有限地方或屋与屋之间的间隙地带,也有呈三角形、半圆形、矩形、多边形等平面布局,不过仍以方正的天井为好。有的天井在四周高屋峻宇的围圈之下,似乎只有巴掌一般大小,有时甚至让人生出一线天的逼仄之感。天井紧凑、狭窄,然而宅主人却会花很大精力在这里寻求疏朗、宽敞的空间。在徽派建筑中,地位最高的堂屋不设门扇,与天井浑然一体,厅内建院、院内有厅,可以说,天井是堂室空间的延伸,不过隔断性和保暖性方面相对差一些。

祠堂和牌坊

去过安徽歙县、黟县的人们,大都会被那里规模宏大的祠堂和众多的石牌坊、木牌坊所吸引。

明清时期,江南富室的祠堂与家宅不能建在一处,讲究气派,讲究规格。祠堂肃穆庄严,院落宽敞,逢年过节时族中男子都要来此烧香叩头,拜见祖宗。遇有族中人违犯家法家规时,祠堂就成为族长行使权力、执行家规的地方,那样的惩罚或许要胜过官方的衙门。祠堂平日也是子孙后代们课读进学的地方,一族子弟聚于一处,尊祖拜师,做着求取功名利禄前的一切准备。

在徽州地区,民间最常见的庞大建筑群不是住宅,而是一处处的家族祠堂。祠堂的院落与天井迥异,与北方的庭院相当。据统计,明清时期安徽的祠堂多达上万座,其中黟县现存有144座。盖一座祠堂耗银数万至数十万两银,然而这是南方一带加强家族内部凝聚力,发展家族政治、经济势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祠堂可以说是江南建筑中的代表之作。绩溪瀛州的胡氏宗祠、歙县的郑家祠堂和呈坎的罗氏宗祠,这些祠堂可以说就是明清两代规模最大的家族祠堂。呈坎的罗东舒祠,当地人称宝纶阁。宝纶阁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占地达7000多平方米,被誉为江南第一祠。祠堂是一组两进的院落,里院有两层11开间的木构大厅建筑,长达79米,宽为29米,仅此一堂的建筑面积即达到了2300平方米。祠堂的二层阁楼上,悬挂着一块大匾,由清代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的“彝伦攸叙”匾,长7米,宽3米,号称国内古匾之最。这里还有林则徐题写的两块匾额:“累世簪缨”、“观察河东”,由此也可以知道罗氏家族中曾经有人在山西做过官。一部以二三十年代乡镇染坊生活为背景题材的影片《菊豆》,是在黟县南屏村的一所祠堂里完成的。

安徽人对牌坊的喜爱也为北方人所不及。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以用料来说,有木牌坊、石牌坊和琉璃牌坊,其中以石牌坊为多;以功能来说,有孝义坊、功德坊、贞节坊。牌坊可以雕饰得非常华丽,也可以是几根柱子支撑的简陋一些的坊,无论材质和形式如何不同,牌坊的基本功用依然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的“牌”。人称徽州有三绝:民居、祠堂和石牌坊,这是确确实实的建筑宝物。

牌坊无疑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位于歙县西乡的棠樾牌坊群,将中国的牌坊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忠、孝、节、义”一字排开的七座明清石牌坊,大都是青色茶园石构建而成,三间牌楼,四柱冲天,雕刻华美,气势宏大。一座座高大的石牌坊,记录了忠孝节义者们的姓名和“功德”。修建歙县棠樾牌坊群“义”字牌坊的,是乾隆年间(1736—1795)的歙县富商鲍漱芳,当时棠樾已经有了“忠”、“孝”、“节”三座牌坊,鲍漱芳奏建一座“义”字牌坊,上表朝廷。乾隆皇帝同意鲍氏修建牌坊,同时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鲍氏要为朝廷修筑八百里的河堤,发放三省军饷。鲍漱芳一一照办。于是,龙颜大悦,赐建“义”字牌坊,御笔题写“乐善好施”,算是对鲍氏商人义举的嘉奖。当然鲍漱坊也就与这“义”字牌坊一道,几百年间被后人提及,这也是一种荣耀。不过大多数的牌坊对后人或许只是一个个符号。徽州的贞节牌坊很多很多,既反映出宋明以来程朱故里对纲常名教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江南一带重前世的生命信条。

与明清徽州祠堂比较,山西逊色一些。山西的不少祠堂就建在院子里,也有的紧邻居处而建,通常占据的空间面积不大,而且祠堂建筑也处于不太显眼的位置上。全省南北东西的几十处大宅院里,灵石静升王家的孝义坊和孝义祠规模大一些。孝义祠的建筑面积428平方米,分上下两院,下院正面窑洞3间,两旁有廊庑,有台阶和门洞,与上院相连相通。上院正中的屋子供奉着祖先王子乔,南面的小戏台建筑小巧,结构紧凑,与祭祖堂相对而立。孝义坊由青石构建而成,石梁、石柱、石基,石顶、石脊、石兽,石斗拱、石匾额,还镶嵌了镂空的花石图案。牌坊高7.36米,宽13.94米,底基上有10只小石狮,体态优美,形象逼真。左右长短不等的4根石柱,前后两面雕刻着楹联,如“克笃行谊超流俗,载锡丝纶启后昆”,“义举春秋新庙貌,礼严昭穆笃宗盟”。牌坊上的“孝义”两字,为清代著名书法家、内阁学士翁方纲于乾隆五十年(1785)所书。王家当年的牌坊有15座,今天幸存的仅此一座。

山西宅院里有一些牌坊,如沁水柳氏的“青云接武”坊,汾西僧念师家的“龙褒凤诰”“天章光被”坊,还有襄汾丁村民居修建在院里的牌坊等等,无论是牌坊,还是宗祠,与徽州的牌坊、宗祠比较,从规模上、数量上都要逊色一些。通过对祠堂、牌坊建筑的比较,是否可以得出晋人更重今生的结论?

建筑材料

江南民居多用木材,北方民居多用砖瓦,这是南北民居建筑的又一不同之处。建筑材料的不同,与长江南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物产资源状况,有最直接的关系。

山西宅院建筑首重保暖采光。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建筑取得了大的成就,特别是从明代以来烧制业较从前更为发达,民居建筑中普遍使用了砖瓦。对于地处黄土高原的人们来说,只要掌握了烧制技术,取泥土烧砖制瓦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风沙大、气候冷的北方而言,砖石结构较木质结构的房屋更加舒适,也更为坚固,特别是砖瓦结构的建筑能够轻易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明清山西大院多为砖石结构,这与明清山西地方陶土烧制业的发达也有很大关系。仅说房上瓦,就有沟瓦、滴水、云瓦、抱同之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写道:“室宇合沟中,则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沟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其垂于檐端者有‘滴水’,下于脊沿者有‘云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镇脊两头者有鸟兽诸形象。皆人工逐一作成,载于窑内,受水火而成器则一也。”

山西宅院的地面大都是方砖墁地,方砖的尺寸规格多为见方三四十厘米。越是等级高的建筑,用砖的尺寸也越讲究。屋宇落成后,铺砌地面通常都要磨砖对缝,有的还要在砖缝中淋涂油灰,油灰的成分是白灰和桐油。最考究的地面是在铺好之后,还要涂几道生桐油,保持表面的光洁美观。铺地有严格的程序,有一定之规矩,比如在房屋的明间中线上必须用整砖,不可对缝;而在游廊或室外铺地时,除用方砖之外,边上可以配上小砖,但中线上也要用方砖。院里的十字形甬路的中线要用方砖,边上再铺小砖。费时费力费钱财都不在话下。山西的这些宅院之所以能保持到今天,与其制作过程中的精良工艺密切相关。在北京故宫里有“金砖”墁地一说,而在晋中太谷曹家,祁县渠家、乔家这些显赫的人家里,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这些宅子的屋墙墙面,平整光滑,砖缝细密,就是因为修建时使用了磨砖对缝的精细制作工序。也有人说,这些大户人家修建屋子时,砖瓦都经过了桐油浸泡,而且钩缝时浆子由糯米汤、石灰粉、桐油调制而成,防虫蛀,防蚁啃。当年建造宏宅的豪士,他们希望将这样的宅子传给后人,让后世代代享受祖上的恩德。

岭南多雨湿润,森林茂密,取材容易,所以徽州民居的宅院,多呈密闭围合型结构,选材多取木质,屋面、楼层、檐架、仪门都是梁柱承托的木材构架,起隔断作用的墙壁也大都是雕花的木板隔扇。因此,徽派民居的木雕工艺更发达,砖雕通常只是配角,而石雕则主要用于牌坊和祠堂。徽派建筑不论是倒“凹”字型、“回”字型,还是“H”型,还是“日”字型、“目”字型,所有的屋面都是木材构建,并且用木门窗隔断成一个个空间。如通常见的大门和中门,两者相间只有一米宽窄,中门平时大多不开,家人出入由两边的耳门进出,这大门、中门、耳门,从上到下都是由长短粗细不等的木料构建,且不用铁钉,只有榫卯。在皖派民居建筑的门脸上,很少看到砖瓦的构件,山西房屋的门面上,通常只有门和窗的部分用木材构造,其余部分则用砖石筑,因此在外观气势上比较的话,山西宅院更胜一筹。

皖派民居建筑中,临街临巷的墙在转弯的地方大多不建成直角,像削去了直角一般,当地人称这样的构建方式是江南人取其“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大事化小”、“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等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告诫宅中人遇事要学会忍让,学会吃亏,否则的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几乎所有的南派屋墙都可以看到这种被削掉直角的墙壁。事实上,这与江南地狭人稠的环境因素关系最大,富家豪门修建住宅,不愿意让频繁出入的车马对自己的宅墙造成破坏,转弯的地方将直角削去一些,成为一个梯形平面,既适应了人稠路窄的道路要求,也能保护自家的建筑长治久安。而在山西的宅院建筑中,这种被削掉角的墙面寥寥无几,在笔者看过的几十处老院子中,记得只是在沁水的柳氏堡寨和阳城的砥洎城里,见到过被削去直角的院墙。山西的宅院,大多建在乡间,空间宽阔,人迹稀少,巷道相对比较宽敞,也就没有削去墙角的必要。

建筑风格

从历史上考察,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以后,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异逐渐形成,元、明、清六七百年中,江南地区保存沿循着宋代遗风,出现了一大批园林式的民居建筑和诸多朴素自然的水乡聚落点;而在北方,则充分发展了表现尊卑、主次、内外、血缘等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然而,规避尘嚣,陶冶性情,追逐舒适华丽,则是南北方建筑的共同之处。

木构梁柱、坯砖花墙、顶脊瓦饰以及风水学中的阴阳、五行、八卦、元气理论,连同脊饰、雕刻、年画、门雕、窗花、匾额题字,都饱含着对家道平安、子孙发达、万世兴旺的理想祝福。清代一位叫宣鼎的人,在他的《夜雨秋灯录·十八鹤来堂》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高邮的大户人家夏翁,在建宅上梁的那一日里,“他衣冠端正向喜神所在方向揖拜,许多亲戚朋友穿着吉庆礼服环立侍候”,突然,云际间飞出一群仙鹤,数数有十八只,所以取堂名为“十八鹤来堂”;在盐城,有一富户下葬之时,突然有五鹿前来,于是就将家里的前厅取名为“五鹿至堂”。书中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同地域的民居建筑风俗与信仰有些是共同的,许多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是相通的。不过从建筑风格和屋舍的格局方面,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皖派建筑中,田园风格最为突出。自南宋经元至明初的300多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由开发、稳步发展到逐渐繁荣的时期,村落形态由防御型向田园型过渡。余秋雨笔下的江南民居,是这样一番景象:“……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就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缕白白的炊烟……”他这里描述的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江南普通的居民生活,而不是我们要比较的昔日那些江南大户的屋宇和天井,然而,趋向园林式建筑则是江南民居的共同特征。

通过对歙县、黟县几处已成规模的民居的实地考察,对江南一带民居建筑的田园风格深信不疑。在民风民俗上,这一时期崇尚自然、朴实的淳美,受儒家、道家思想学说影响加深。江南人由单一的面水而居发展到了逐水而居,歙县的唐模村,黟县的宏村,夹溪筑屋,幽深曲折,街贯巷连,民居景观与村落自然景观自然融合。渔樵耕读,安居乐业,共同构筑了田园牧歌情调的村落景观。在一些独门独户的园子里,大肆张显主人重山水田园风格的特色。由徽商建造的大型住宅群,整园雕梁画栋,满室楹联字画,山石鱼池,庭花阶柳,构思巧妙,极尽奢华。清代《歙事闲谈》载:“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田园风格在皖派建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色彩上看,皖派建筑色彩明亮,清一色的白墙灰瓦,与碧水交相辉映,幽静雅适,美不胜收。山西宅院通常为砖瓦本色,也有的是石头所砌的石头红或是类似的颜色,这也是由于北方风沙大、雨水少的自然条件所致。所以皖派民居建筑更显婉约清丽,山西宅院建筑则显凝重厚实,可以说,是地理环境、气候因素以及人文气氛决定了南北建筑的不同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限制,可以说山西宅院很少有江南水乡那般玲珑之作,但是为了弥补自然条件造成的缺憾,山西宅院的配饰上将青山碧水、吉祥花卉精心刻画在梁柱门坊之间,并且在选址的时候尽可能找寻背山面水的风水吉地,因地制宜建成花园、廊榭、精舍,营造一个可以追随风雅、能够吟诗作赋的小环境。皖派民居都有抱厦,或者是在房屋前面加出檐门廊,或者是后面毗连一些小房子。其他的细部构件,徽派民居建筑与山西宅院也有较大差别,如照壁与软门,南派门第华丽,北派沉稳厚重;皖派滴水大多为带沿翻翘的猫头滴水,院墙为防火性能较强的马头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