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提及一个海上特有的并且影响下一个讨论的条件，那就是，获取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在陆军穿过的地方住着或多或少的固定居民，而且他们在行军途中会留下足迹，但是舰队经过的地方都是在茫茫海洋上，所经过的地方就连飞鸟也会四散逃离。他们也不是静止不动，船队经过时溅起的浪花或者若隐若现的信号旗就能暴露他们的行踪，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判断他们的航行路线。追逐的船队或许一点都不了解被追逐者，而被追逐者有可能在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就通过了这个地方。最近，通过对海上风向和洋流的仔细研究已经揭露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航线，那些小心谨慎的海员会沿着这种航线航行，并对被追逐者的活动做出推测。但是，在1778年，还没有如此齐全和准确的情报，即使收集到了这些情报，为了防止敌人追捕或者埋伏，通常会将这条捷径放弃。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被寻找的一方，因此，监视敌人的出海口，并在敌舰进入大海前就停止追捕，这种战争策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完成这种监视，那么最好的策略就在赶在敌人之前到达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以逸待劳，而不是去监控敌人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当然，这也暗示了敌人的意图，所以有时候并不会有所收获。在同约翰斯顿角逐时，沙弗伦的行动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他进攻普拉亚港和急速奔向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时的作战行动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都没有成功地拦截住通往马提尼克的护航队，这就说明，即使知道了敌人的来临和抵达的地点，要设伏的话也是困难重重。
每一次海上远航都有两个地点是始终固定的，就是起点和终点。敌人也许不会知道终点，但是在起航之前，港口里突然出现一支海军并且蠢蠢欲动是可以通过观察得知的。对于战争的任何一方来说，拦截这样的军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防御方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防御方有很多容易遭受攻击的据点，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会进攻哪里。而进攻方则刚好相反，如果能够有效地麻痹对手的话，它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支船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港口里被分离开来，那么封锁它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明显。当某一个船厂的设施不能够在既定的时间里休整数量众多的舰船，或者像现在提到的这场战争一样，当同盟国提供各自的分遣队时，便十分可能出现上述的那种情况。为了阻止它们的会合而进行的远征就变得意义非凡。从它的名称上来看，我们假定防御的一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把敌人分而歼之便是上上策。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提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防止它们和西班牙人在开普弗朗西斯会合，这就是一个正确选择战略位置的例子。如果说岛屿的独特地理位置能够让它处于法兰西人和他们的目标中间，而不是他们的后方，事情就比预想的还要好了。
作为弱者通常是采取守势的，想把所有敌人驻扎的港口都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先天性的弱势根本达不到这种目标，这也是跟战争原则相冲突的；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这种想法，并在某一个或者两个地点集中优势兵力，从而决定该封锁哪些港口，放弃哪些港口，在充分考虑了战争状况、士气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后，这个问题就会贯穿战争的整个过程。
1778年的英国也担当了防御方的角色。“英国的海军应该和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不相上下”，这是英国海军在最强大的时候海军当权者霍克及同伴的格言。英国海军的整体素质很高，并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口来扩大海军实力。但是在最近这几年，这种预防性的举措却没有再出现过，而失败是由于内阁的办事效率低还是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有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法国和西班牙参战已经成为可能，而英国在海军上的数量处于劣势。但从局部的战略特征、本土和国外的辅助性基地等方面来看，总体上的优势仍然在英国一方。英国的海上力量虽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从战略效果上来看，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非常具有战略性。不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战争本身而言只能屈居第二，从军队和舰队力量上来看，它还是处于下风。因此有效地利用这支处于劣势的舰队，首先到海上去，在海上占领有利的位置，并摆开阵势，抢在敌人会合之前扰乱他们的交通线，用主力部队与敌人的分队抗衡，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
显而易见，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的维持都要依靠宗主国和与之相连的交通线。如果英国能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海上实力扼杀美国的商业和工业的话，打败美国也是有可能的，虽然不是通过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让对方弹尽粮绝；如果英国的海军能够摆脱同盟国的钳制，它就可以动用这支力量来对付美国；如果英国人能够取得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和士气上的优势的话，它就能摆脱同盟国的纠缠。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早就负债累累的同盟国只能一无所获地退出这场本来英国处于劣势的战争。而要取得这样的优势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获得，尽管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海军的能力、物资的来源都优于同盟国，只要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就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如果将英国的战舰分散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指望它们保护所有的基地时，难免会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便成了镜花水月。
影响战争形势的关键是欧洲的造船厂。如果能够向之前证明的那样，英国如果不能在大陆上挑起一场战争来对抗法国，那么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法国的海军并将其彻底消灭。要找到这支海军，本土的港口是最可能的地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在执行这种政策，当时已经确立起了它的海军士气优势，因此它敢于以自己的劣势兵力去进攻对方严阵以待且装备精良的战舰。虽然这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它获得的好处也是两方面的，既可以监视敌人，又能够将敌舰封锁在港口里慢慢消耗它的性能；而英国的军官和海员则每天坚持训练，希望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维尔纳夫海军上将说：“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看见英国的舰队，他们的74艘船在甲板上的人数不足500人！这一两年的航行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但在一个月后，他写到：“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八面，船员服装整洁，队伍整齐，但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们根本没有尝过风暴的滋味。”
纳尔逊说：“如果皇帝知道他的舰队在一晚上的损失要比一年遭受的损失还要严重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想。那些高贵的绅士们根本没办法适应海上风暴，而我们却在舰队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和海洋风暴战斗了整整两年。”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海上风暴对船舰和船员的损伤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在敌人港口外参加封锁任务的舰队军官都感受到了这种损耗，科林伍德说：“我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上次的巡航使得5艘大型船舰失去了作战能力，最近又有2艘舰船失去了战斗力。这其中有几艘已经被送进了造船厂。我甚至无法想象在这2个月中会不会有好的睡眠。”他接着说，“在我看来，这样持续不断的航行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科尔德瘦得皮包骨头，身子也垮了。我还听说，格兰夫斯也好不到哪里去。”豪勋爵也非常反对这种政策。
除了船员和船只的损耗外，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到，那就是没有一种封锁能够完全阻挡敌人舰船的退路。比如维尔纳夫就从塔兰逃离，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脱身。科林伍德写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然而我们却感到要阻止它起航并不是那么实际。可是，要是让他们从我身边白白溜走的话，我会颜面扫地……唯一能够防止他们逃避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闯进我们的埋伏圈。”
不管怎么说，那种紧张不安的状况已经成为了过去。英国的船队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所遭受的损失也得到了补充，受损的战舰也得到了修理；当一名军官在岗位上力竭而亡时，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封锁和见识彻底打破了那位皇帝会师一处的美梦。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纳尔逊的警惕心却没有丝毫减退，从他们出发的那时候起，一直到横穿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的港口。这还是在他们进行军事打击很久之前，将战略扔在一边而单凭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之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依靠这群身心疲惫却纪律严明的英国海军，加上伤痕累累却仍有作战能力的战船，拦截住了那些高傲无能的对手们的进攻，他们在敌人的每个补给基地前方都驻扎了军队，用小型战舰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和偷袭，但是却能有效地阻止敌人分舰队的集中。
从本质上来讲，1805年的战舰和1780年的战舰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后者有了极大的进步和提高，但这种进步只是深度方面的，并不是战舰种类方面的。不仅仅是这样，20年前的英国舰队就敢在冬季闯入比斯开湾，当时舰队的领导者是霍克。霍克的传记作家在后来说：“在霍克的通信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英国海军称霸海洋的能力，这支海军不但能够抵御住冬季的风暴，还能在他的率领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而且这也是他的使命。”
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国海军现在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海军官员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如此，法国的海军部不会不知道自己海军军官的长期匮乏，以至于影响到海军的整体质量，海军的缺口太过庞大，只能用陆军的士兵来替补这一缺口。
西班牙的海军状况也不会比15年前更好。纳尔逊在提到西班牙向法国赠送战舰的时候就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船舰不再由西班牙人率领，因为那是毁灭它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对于实力比较弱的一方而言，摧毁敌人舰船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港口进行监视，等到敌舰刚要起航的时候就向它们开火。这种战术唯一所遭受到的反击就是在欧洲。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之外的气候非常多变，特别是在冬季的晚上，所要面临的严重灾难有时候连坚固的战舰都无法承受，随之而来就造成了各种物资的匮乏，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储备舰船，用来替换那些执行任务的船只，还要替换船上的船员。
如果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停靠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就不算问题了。就像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塔兰舰队时，他是迫于众多战舰非常糟糕的状况才做出这样的选择。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仅有5英里远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在岸边停靠他的舰队。从这个军事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十分理想，它们并没有如同马达莱纳湾一样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的一侧，而是同斯塔卢西亚一样，在线路的大后方。虽然是这样，霍克依旧以为，战舰的四处航行和有效的管理能够弥补这种种不足，就像罗德尼后来在他风暴肆虐的基地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将1778年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国将它的舰队分散布置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并跟敌人旗鼓相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凡是提到战舰的分配时，这种理论就是成立的。在欧洲，则刚好相反。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相比，英国要处于劣势，英国人想要发动进攻，就只能小心谨慎，并且只能依靠运气和敌人的小型舰队相撞。因此，除非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胜利，否则也要承受交战舰船在战争过程中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极大危险，而即使取得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或海峡虽然有可供依赖的直布罗陀、地中海等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或者天气突变，就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只能待在本土海岸线的地方待命，或者骚扰敌人的交通线。
印度的距离便有些远，在那里，这种政策同样适用。被派往那里的舰船停在了那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补充援助，也无法脱身，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孤立的。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却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活跃区，这些战场都是相互关联的，各个地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它们。
海军在战争中扮演的是交通线守护者的角色，海军和那些交通线的连接都是依靠本土，在本国，军需库被集中起来。这样会出现下列两种状况：第一，处于战争防御地位的国家，比如大不列颠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些兵工厂和军需库跟前；第二，为了进行军队的集中，不应该将国外的交通线继续扩大，以防止本来就不够用的海军还要增派兵力去保护它们。与第二种情况密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强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巩固交通线的目的，使这些交通线根本不需要派兵保护，只要每隔一段时间运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