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时间是在战争中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这个国家没有花大把的精力在军事上，它的人民也不赞成花昂贵的军费来建立规模庞大的海军，但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形成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唤醒民众的卫国精神和才智，将它转化为战争的动力。如果现有的军事力量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够固守，这个国家就可以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人民的数量、国家财富，以及各种本国的优势来反击侵略者。如果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瞬间土崩瓦解，那么即使它的自然条件雄厚，也摆脱不了遭受屈辱的命运。如果它的敌人足够聪明，还会让它承担战争赔款，那这个国家翻身的机会就很渺茫了。在各种小规模的战争中，我们总是重复听见这样的话：“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一下，这里便能够获救了，或者说那里就可以成功了。”还有我们常在病房里听说：“要是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他的病将会出现转机的。”
在某种角度上看，英国和荷兰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说能够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话，它将什么都不会损失。荷兰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到：“在和平时期，荷兰人害怕跟别的国家闹翻，所以不会让自己的军事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荷兰人就是这样，他们的性格缺点是，除非战争到了眼前，不然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花在国防上的。我每天都在跟这帮人打交道，他们往往在该省钱的地方大肆浪费，而在该花钱的地方却惜钱如命。”
我们国家同样也应该受到指责，这是全世界人都能轻易看明白的一个事实。美国现在还没有强大的防御能力，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而能够充分满足未来海战需要的船员在哪里呢？若要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同人口相当，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的行业中找得到，但在美国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只要能够一心效忠国家，至于这些舰船上的人是美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都不重要。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回国并集中起来。如果也让那些外国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让他们在战舰上坚守岗位就能够轻易地办到了。
虽然上面的论述有些天马行空，但是不可否认，从事和海洋有关职业的人口，是影响海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严重缺乏，因此海权的壮大只能建立在自己国旗下的那些大批商业活动中。
五、国民特征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影响海权的另外一个要素——国民特征。
如果说海权是建立在一种和平与广泛的贸易基础之上，那么对商业追求的习惯性必然是一个民族称霸海洋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悬念地证明了这一事实，除了罗马人，再也没有相反的事例了。人们都在商业中寻求最高的利润，而且都或多或少喜欢金钱。但是，一个地区的人们追求利润手段的不同，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区的历史及商业命运。
假设历史都是属实的，能够让我们有所依赖，那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手段就显得有些肮脏了，不仅让自己的国民蒙羞，还对健康稳定的商业发展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最终会给与商业有关的行业及国民的财富带来伤害。利益的驱使让他们身上升起了欲望的火焰，且越烧越烈，他们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上大肆掠夺，虽然对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和海洋力量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去寻找新的工业基础，也没有进行合理的探索和积极向上的商业冒险，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金银。
西班牙人拥有的很多品质是别人不曾拥有的，比如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还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些优越的品质再加上西班牙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港口条件，他们便成了一群寻求新世界的先锋队，先后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其他一些地方，而且长期以来罕逢敌手。在北美大陆被发现的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主宰着这片土地。西班牙完全能够在众多海军强国中脱颖而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自从1571年勒班陀一战之后，西班牙虽然参加过多次战争，却再也没有辉煌的战绩了，商业贸易的衰落导致了西班牙人在战舰上的衰落。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一个原因，西班牙政府的种种做法抑制并束缚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会突破这个政府的囚禁，如果这个国家全民都热衷于商业贸易的话，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会不得已卷入这场贸易当中。西班牙广大的殖民地也会跟这个专制主义的政府越来越远了，而阻碍西班牙发展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上，无数的西班牙人离开了本土，从事种种海外扩张活动，而他们带来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只有少量的货币、香料和为数不多的商品，仅仅需要一只不大的船就能够全部装完。西班牙本土所产的商品，也只有少量的羊毛、水果和铁器，除了这些几乎没有其他的产品，工厂严重亏损，最后大多倒闭，人口也逐渐下滑。而西班牙人赖以生存的日用品，则完全要靠荷兰人的提供，结果是他们本来就不足的工业产品换取不了这些生活用品。一位那个时代的人写到：“所以那些手捧钞票的西班牙人到处奔走去购买商品，他们必须也只有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财源，用来购买所需的商品。”昔日的西班牙人曾经那么热切地追求到的财富，就这样渐渐离去了。
从军事观点上看，随着海运的衰败，西班牙已经变得一蹶不振，它数量不多的财富分散地装载在几条船上，沿着几条航运线穿梭，一旦被敌人俘获，那么它的海上军事力量就陷入了瘫痪的状态。与之相反，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则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的舰船上面，虽然屡次遭受打击并一度重创，但并没有抑制财富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非常困难，却是十分稳定的。在西班牙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它的盟国葡萄牙的命运跟它一样，也渐渐走向了衰落。虽然在海洋军备竞赛的初期，葡萄牙还名列前茅，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场致使西班牙衰落一样，巴西的矿场也同样毁了葡萄牙，它们浅薄地不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不久后，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提供布料、日用百货和食物。为了追求利益，葡萄牙人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国土；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买去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从巴西矿场榨取了5亿美元，而到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一数字则变成了2500万美元了。这是展示真实存在的财富跟假象财富之间最为直观和浅白的例子。
比起西班牙跟葡萄牙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并不是不想追求财富。英国和荷兰都曾经被人嘲笑似的称为“小店主国家”，然而，这种嘲笑反而更加体现出了他们的聪明和果断。他们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没有激情，事实上，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有忍耐力。正是由于这样，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劳动而不是武力，他们的致富道路显得有些漫长而不够快速，这两个民族特征几乎相同的民族还具有其他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让他们跟周围的环境融合，并逐渐向海洋上发展。他们都是天生的生意人和制造商，因此，无论是在他们的国土上，还是文明国家或者野蛮国家的港口里，再或者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他们都竭尽全力榨取这些地方的财富，开发这些地方的资源，用来增加本国的财富。这两个被称为“小店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具备独特的经商能力，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商品用来交换，加上几代人艰辛的努力和这个民族的优越性，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了制造商而声名鹊起；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财富渐渐增多，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本土跟殖民地之间要沟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海运事业才会随着商品贸易的需求发展起来，而对于那些在海洋事业方面没有多少投资的国家，比如法国，虽然它本身很强大，但却需要他们的产品及运输船队，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很多的理由和手段来获取海上霸权。这种自然形成的发展趋势会时常受到别国政府的干预，而遭受严重的挫折和遏制。这些国家非常敌视英国和荷兰，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只能依靠这两个国家的支援才能够繁荣昌盛。当政府开始干预这些贸易时，便是政府影响海权发展的范畴了，这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一个民族只有十分崇尚和喜好商品贸易，并且产生这种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活动，那么这个民族的国民特征就对海权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了这些特性，并拥有优越的海岸线，那么即使遭遇海上的种种危险和对海洋的反感，都不会抵消这个国家的民众离开本国去寻找财富的欲望。当然，通过其他的种种行为也能够使国家变得富强，但这样通常不会产生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子，法国不但有勤劳的人民，还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天然的海港。法国海军曾经一度闻名于世，即使是在它处于低谷的时期，也没有丧失这个民族深以为荣的军事荣誉。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它的根基是建立在海洋的商品贸易之上的，与其他海上民族相比，法国从来没有获得一个让人瞻仰的地位。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特征的差别，以及国民对财富的追求方式不同。当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在为了挖掘财富而流汗、流血时，法国人则通过节俭、减少支出来囤积财富。有人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这种为了获取财富而进行的冒险同为了征服世界进行的冒险颇有些相似之处。如果单单是进行节俭和储蓄，并在小的范围内展开贸易的话，虽然能取得小规模的财富，而且不用承担风险，但这种小打小闹不会从根本上带动海权及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
我们接下来将举一实例，虽然这个实例的正确性还有待考察。一位法国军官曾经说过：“在巴拿马运河上，其中就有我的两份份额。我们法兰西不像你们美国，你们美国的很少数人可以持有很多的股份，但我们国家的多数人只能持有少之又少的股份。当我拿着这两份股份打算进入市场时，我妻子就跟我说：‘你拿的这两份股份，其中有一份是我的。’”为了确保一个人私有财产的稳定性，这种担忧是非常正常也非常明智的。但是当过分谨慎和对财政的缩手缩脚达到了一定程度，演变为国民特征的时候，它必然会阻碍这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把这种谨慎用到现实生活中时，必然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出生率，所以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的贵族阶层就秉持着一种狂傲、轻视和平贸易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民族特色，对这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意义非凡。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他们天生的傲慢很容易跟对商品贸易的轻视结合，从而跟那种不愿工作和等待财富降临的灾难性习性同流合污，这就使他们越来越讨厌商品贸易。法国人也承认，爱慕虚荣和自满是他们的民族特征，这种民族特征在法国所起到的作用同西班牙人的傲慢是一样的。
法国有大量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无上的特权和荣誉，这就使得他们给自己不屑一顾的职业加上了一个低等的标志，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和制造者对贵族显赫的身份都垂涎三尺，一旦他们拥有了这种身份，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扔掉自己赚钱的职业。虽然这个国家民族的勤劳和地理位置的优越等特性能够抑制商业的衰落，但这种行为却完全是在一种被人鄙视的状态下进行的，那些爱面子和优秀的商人一旦有机会就会逃离这个行当。由于柯尔伯特的影响，路易十四曾经颁布过一项法令：“所有的贵族都可以进行海上贸易，这并不有损他们高贵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只有一条，不许他们进行零售的小贸易。”这项法令颁布的理由是：“商品贸易能够带来令我们满足的生活必需品，那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海上贸易与贵族的身份格格不入的旧观念应该消除。”然而，这一法令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那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占据了上风，并逐渐演变为这个民族的民族特征。许多年后，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制的时代里，让贵族阶层从事贸易是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悖的。”
在荷兰，同样也存在贵族阶层。然而，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虽然是名义上的。政府在很大的范围内允许私人兴办企业，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是金钱，或者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成为区分国民地位的一种来源，拥有了一定份额的财富便拥有了同等份额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就会在生活中处处受人尊敬。这一点在英国同样如此。贵族阶层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权力不仅没有被淹没，反而在慢慢延伸。在人们心中，你一旦拥有了财富或者特权，就会受人尊敬。英格兰同荷兰一样，获取财富的职业同财富本身享有同样高尚的地位。因此，在各个海洋大国里，由民族特征而引发的社会舆论，对国家的商品贸易有深远影响。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民族特征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的出现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海权，那就是这个民族依靠自身的才干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这与自然间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殖民地的发展越是合乎自然规律，它的发展就会越健全。因此，由一个国家全民的强烈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它的基础是无比坚固的。如果这些殖民地上的人民极少受到宗主国的干预，人民又拥有一定的权力时，它的发展将是非常快速的。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殖民地作为本国的产品输出市场，以及贸易和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同国家从事殖民活动的努力不同、起源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其所带来的成功程度也就不同。一个政治家无论多有远见卓识、小心谨慎，他的努力都无法弥补上述自然劣势所带来的缺口。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中诞生了自我发展的因子，那么，即使宗主国对殖民地有多么精细的规定，也比不上它自身放任发展的良好结果。有些已经获得殖民地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还比不上那些尚未获得殖民地的国家，甚至越来越不够明智。如果说完善的制度、细致的监督方式、长久不变的精心管理能够促进殖民地的发展，那么，英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如法国。但是，成为世界主要殖民主义国家的是英国而不是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