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假定能够被验证成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社会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在文化中能够产生相对健康的人。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健康并非完全符合理想。显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一直受不完美社会的约束的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能推动人类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们有时也会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自我实现者的缺陷
好人往往由于他的公式化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但这却是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常犯的错误，因为是他们把好人写得过于完美了。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对于这些人，普通人对他们要求的远比自己给出的更多。因此，教师和牧师通常被认为没有欢乐，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在涉及到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他们也常常发脾气。
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会有无情的表现，而且往往是强烈的、出乎意料的。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假如他们有谁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就会果断地中断这种友谊，而绝不会感到惋惜和痛苦，就像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几乎近于残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以至显得有些无情。
他们不但具有这种无情的坚强，而且外界的大众舆论也无法左右他们。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庸俗套词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让自己的言行使对方感到震惊。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这位妇女原本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
另外一个例子是，比如我们的研究对象非常专注于个人世界以外的因素。当他们全神贯注或者沉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热切地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逗乐、聚会等，而且这些特点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别人感到很痛苦、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超然独立至少从旁人来看是令人不快的，它的其他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
他们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由于自己的仁慈，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在与神经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的相处中陷得太深，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由于付出的东西超出了适当的范围，从而有时易滋生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在此再重申一下，他们也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病，然而，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根据以上现象就把神经病强加给他们。
我认为，这些情况足以给我们以教诲，我们都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好人、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发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发起人。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能推动人类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们有时也会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他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
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动力
人性、自我、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和客观现实，都可以被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反对的或提倡的，他所高兴的或厌恶的，往往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的潜在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顺理成章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还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他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他的社会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状态，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等。
自我实现者对待世界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方式，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好像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倒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原本绝非一些本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人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忏悔，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不仅这些琐事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我不由想到，通过更深层次的探求之后，所谓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会成为一般人心理病态下毫无道理的外体现。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做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像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两性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明显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仅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进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师生关系。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异于常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间的冲突，对权威、尊严的威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独裁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自卫、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
悲观绝望的人和健康乐观的人在原则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感知和理解的组织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人的价值系统。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充满危险，既像是生活在莽林中，又如同生活在敌国领土上，在其中既有着他可以支配的人，也有可以控制他的人，这像任何贫民区居民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可能这样，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满足的需要也必然不同。
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点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系。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绝不会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尔，一个布拉姆斯，一个斯宾诺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个人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地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强烈，那么继续争论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我实现者整合二歧的原则
对于二歧的问题，我们必须也最终可以归纳和强调一个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其实通过好几处也可以断定，过去认为最截然相反、对立或二歧的东西，其实只对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二歧已经解决，对立已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东西已整合并结合为统一体。
比方说，心与脑、理性与本能、直观和理解之间，常被认为早就存在着对立，但在健康人的身上却根本看不出。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一句话，在健康人身上，欲望和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圣奥古斯汀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自我保健，为所欲为”。
由于健康人的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有利己又有利他的，所以自私与无私的二歧也不存在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约束，喜爱声色美味之乐。当责任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求快乐，而且的确非常愉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强烈，那么继续争论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样还可以在下面的对立中发现到这一点：仁慈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脱离他人和与他人融合、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太阳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肉俗与爱情、性爱与友爱等。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协作的，它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这种情况与神经病患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形成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互相渗透的状况。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处于对立，而是趋向一致。
许多个重要的哲学两难推理都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假如两性之间的冲突结果在成熟的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成长的阻碍或削弱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的关系？谁会再三思索而高瞻远瞩地选择心理病理学？当我们同时发现两位女性都是健康的妇女之时，还有必要在好女性和坏女性之间选择吗？她们之间还相互排斥吗？
类似于以上的情况，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的区别都是如此之大，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残疾、发育不全、幼稚和虚弱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