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方法用来表达我描述的这个品质，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说到宗教，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信仰正统宗教的，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只有一个自称无神论者（整个研究小组里共有4人）。我所掌握情况的其他几人在确定自己是否属于无神论者时犹豫不决。他们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形的人物，不如说描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他们这类人是否可以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选用关于宗教的概念或定义。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自我实现者在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总表现出明显的界限。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作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快乐，又能够欣赏“前进”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最为平常机械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加以转变的能力。例如，在他们的把戏中，他们会发明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
自我实现型幽默的教育形式
自我实现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幽默感——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制造笑料）、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像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的作用，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我们的研究对象开玩笑的数量并不像普通人那么多，所以有时显得并不是个幽默的人。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揄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脱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这个情况的附加物，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时常是新鲜的。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的感染力很强。人的处境，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看得有趣、诙谐、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品”的房间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眼中，“活动艺术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打破常规地对人生进行了幽默的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认真的同时，也可以制造一些轻松。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
自我实现型创造力的形式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这是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的共同特点。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性或独创性。我们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所谓的天才们会显示出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其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他生来就有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大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慢慢消失殆尽了，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又逐渐找了回来。
但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有时这种创造力以低贱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向往的著书、作曲和创造艺术等高雅形式。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察世界。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其实则不然。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强的新颖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觉效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具有创造力。
另外，我们还会发现他们那种自由的个性，他们极少向外界的压力低头或去适应社会上既存的旧习俗。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像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也许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以至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看到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
在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
自我实现者如果单从顺应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会表现为适应不良的症状，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这种文化氛围。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无形中加深了我们甚至还很欠缺的资料的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行为方式时，都同样受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也不会去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能表现出下面的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习俗让他们无动于衷，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搞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大多数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侧目而视。
但是，这种作用是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出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一双破袜子一样容易。
其次，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对偏私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种工作非常具有危险性，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明显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一旦发生急速的变革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极有可以转向激进派。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有效的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们讨论的又一话题。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成熟后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地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形式上去反对它，与之抗衡。
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观察从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对文化造型的消极顺从，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
我们的研究对象个性独立，喜欢独处，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支配他们的是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基于这种原因或许可以称其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某种特殊的人，而且从广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大众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方言、有本地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与过分社会化、行为机器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适应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