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后更名“无线电工程系”)工作过、学习过的师生，都不会忘记朱薰工程师。他是人们做实验时离不开的技术能手，他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更是50多年如一日，使人们无不对他有好感。
朱薰是江苏靖江人，在本地初中毕业后，即去上海益中电器厂学习技术。该厂由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早年毕业生周琦所创办，专门制造变压器，可称为我国电器制造工业的鼻祖。不久，朱即被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电力实验室工作。那时，朱薰才20岁(1929年)。他在单基乾教授及老谢师傅指导下，从事电动机、发电机及附属设备的装配、运行和维修工作。于1935年左右，调人王启贤教授主持的电信实验室，初步学习了电信学的有关仪表、器件与结构原理和运行等知识。由于他勤奋学习，不久就成为电信实验室的多面手，受到了教师、学生的重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接着是“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学校于9月20日宣布迁川。在此之前，各实验室着手把设备装箱待迁。在吴大榕教授等指导下，朱燕同志与几位助教、工人一起，不顾敌机轰炸的威胁，细致牢固地装好各种设备，然后运出，使这批设备运抵重庆时完好无损。
据中大工学院院长陈章教授回忆:在重庆沙坝坪时期，朱薰以实验室为家，可以说抗战八年加一年，九年如一日，直到全校迁回南京，日日夜夜都是在两间实验室里度过的。他协同教师准备实验，修理仪器。当学生不慎把电表线圈烧坏后，他重新绕制极细的线圈，把它精心修理好。此项工作非一般修理可比，一定要有熟练的技巧及高度的责任心不可。
抗战期间的前4年，日寇对重庆的轰炸接连不断。电机系为避免仪器设备在轰炸时损伤，特地在实验室旁挖了个掩体。当敌机来临，警报一响，全校师生迅速进人防空洞。唯独朱薰，总要把仪器设备搬进掩体，然后才再进人防空洞。可见，他把仪器设备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几年间，这样搬进搬出何止几百次。后4年，由于美国对日宣战，美机比日机飞得高，飞得快，射击命中率也高，日寇轰炸几乎绝迹。但人民生活又陷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难之中。在那样的岁月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无法安心工作。一些人纷纷闹退职，出去做生意。朱的生活艰苦不例外。有的好心人劝他离校自谋出路，办个无线电修理门市部，或是桔子摊，可以增加收人。可朱薰不为所动，他与几位教师一起，安于清贫，坚守岗位，从未离开学校一天，直到回宁。
1946年夏天，中大迁回南京四牌楼原址。电机系被分在北平房，仪器设备刚拆箱，堆放在木制活动房内。某日凌晨，仪器房邻近的成衣铺因熨斗不慎失火，住在附近的朱燕与几位教师、学徒闻讯后不顾危险，立即投人抢救，终使设备未遭丝毫损伤。朱燕在扑救这场火灾时急得哭了起来，他深恐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师生无法做实验。据参加这次抢救的同志后来说，朱薰爱护校产的英勇行为，十分令人感动。
朱的技术水平，经多少年的工作磨砺，臻于上乘。他虽没有受过系统的技术教育，但他在工作的余暇，通过自学，钻研有关无线电电子学的一般知识，尤其是对仪表的使用和收音机等等的调试、修理，已熟练异常。所有校内外送他待修的仪器设备，他均通过拆卸后，绘出线路图，然后按图查找毛病，修好、调好，人们无不称赞。
多年来，跟他学习的徒工不下五、六人。朱薰教他们学技术，从不留一手，但管教甚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校一些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或技师。
解放前夕，学校当局命令各系把实验设备装箱待运，但大多数拒不从命，故意拖延时日，并声言共产党是中国人，不是日寇，何故逃避。所以电机系全部仪器设备，都保留下来。对此，朱的态度也很明朗，从未动摇。
解放后，朱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工作更加积极、认真、踏实，总是吃苦在先，公而忘私。他于1954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