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证券成立于1988年10月，在中国证券史上创下了多个奇迹。海南证券曾在中国第一代金融高手张志平的带领下，首创中国第一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创造了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为投资者带来了40.28%的高收益率的奇迹；1992年4月，创设第一个信托投资基金——海南富岛投资基金，基金总额6 000万元；另外，海南证券还承担了中国第一家溢价发行股票的承销工作。
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马蔚华警告周围的朋友，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后来，张志平离开了海南证券，方风雷也离开了建设银行海南公司。1996年，方风雷进入中金公司的时候，张志平则北上出任证监会第一任机构部主任。四年之后，2000年，张志平已经在香港自己的公司里打拼了，方风雷在这一年离开了中金公司，他们两人曾经都很熟悉的海南证券却因证券回购债务过重、经营成本过高出现大幅亏损。海南证券亏损的一个致命原因是挪用国债回购资金投资房地产。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玩味的结局，首创了房地产投资券的海南证券，却在房地产上栽了个大跟头。
2000年2月，海南证券，这个中国证券零售商的先驱者，轰然倒下。对于刚刚上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来说，实在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一旦处理不好海南证券问题，势必影响到周小川在证监会的威信。
海南证券的重组方案上报了一个又一个，重组在时光中消磨，希望越来越小。
随着股市的暴跌，证券公司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海南证券只是其中的典型而已。2001年年底，高盛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跟周小川进行了一次会面。在会面中，周小川很直接地问约翰·桑顿：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向国际化，引入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高盛是否考虑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
“买门票”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流行的说法就是买棺材板儿，因为在海南证券的窟窿出现之后，证监会就设想出了一个类似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模式：高盛帮忙化解国内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风险，与此同时，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允许高盛提前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告别周小川后，约翰·桑顿紧急飞回高盛总部。纽约百老汇街85号，高盛总部灯火通明，听完约翰·桑顿的紧急汇报，保尔森面带难色。条件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高盛要给海南证券擦屁股，那样就可以得到一张中国证券公司的入场券。这样的一张入场券是摩根斯坦利梦寐以求的。当年摩根斯坦利跟王岐山谈判合作的时候，就提出要持有中金公司50％的股权，可惜被回绝了。当年中国政府跟摩根斯坦利谈判的时候，动辄就说：你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后面还有高盛等着呢。最后，摩根斯坦利接收了中国政府的条件，高盛只有待在了门外。
约翰·桑顿说，按照他的理解，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这一表态，应该得到了更高层的认可。不过保尔森心里还是没底，因为他不能确定，高盛买下海南证券的股份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兑现给高盛一张进入中国的牌照的承诺。
2002年，王岐山调到海南，海南证券的整顿重组依然在进行。高盛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了希望，因为在粤海企业重组过程中，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不过王岐山在海南的时间太短，他还来不及对海南证券动手术，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不过，海南证券还有方风雷呢，高盛并不担心。
有一段话很经典，是方风雷自己说的：“过去15年，国有公司上市基本上都是融资的历史。很简单，就是朱老板说，你们去国际市场上给我拿钱回来。那个时候要应对的是外汇短缺的问题，当时所有的政策，包括H股的设置，都是为了吸引外资，拿外汇。自己就是把领导交待的活儿干好。”
保尔森对方风雷的底细非常清楚，他知道，海南证券重组这个活儿，方风雷会干好的。
要高盛入股海南证券也不难，高盛希望在新牌照证券公司中获得控制权。
东方君悦的这顿晚宴意义重大，保尔森跟方风雷、王岐山进行了长谈，主题就是围绕海南证券跟新牌照进行的。在离开悦庭餐厅之前，保尔森得到了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证监会的答复：可行。
2. 保尔森的风雷三剑客
周小川说的买门票，到底是独资还是合资呢？很显然，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高盛就算买了门票还是只能跟中资企业合资，在股权比例分配的时候，名义上只能是小股东。
保尔森反复琢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他想弄清楚，高盛到底能有多少权力呢？保尔森不仅和王岐山、方风雷见了面，他还拜见了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尚福林从农业银行行长的位置调任证监会主席，他看上去相当温和，但当时的中国股市暴跌，尚福林颇像是坐在火山口上。
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这次暴跌也有高盛的功劳，尤其是“千点论”的影响尤为广泛。
2001年6月，上证指数创出2 245点新高。当月，高盛发布中国经济形势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将会发生相当规模的调整。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成了“盛世危言”的鼓吹手，在各大场所公开唱空，认为中国股市市盈率在20~30倍比较合适，即上证指数应该在1 000点以下。股市暴跌，像海南证券这样的证券公司的窟窿越来越大。中国三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也摇摇欲坠，一代证券大佬阚志东南下救火，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有通过坐庄的方式豪赌一把。
跟尚福林见面后，保尔森心里对“买门票”更有底儿了。
保尔森回到美国后，很快就收到一份香港的报告，看了这份报告，保尔森决定成立“汉克计划”专案组。保尔森是专案组的策划人、最终决策者。
“汉克计划”报告真正出自于徐子望，这个名字在现在的资本圈有点陌生，不过徐子望在中国、高盛创造了两项纪录：他是百年高盛历史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合伙人；他也是高盛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区总裁。
徐子望生于上海， 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同年赴美留学。徐子望的履历表如下：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账户经理及公司和机构银行行长、Nesbittle Burns美国投资者集团董事、摩根斯坦利债务资本市场部副主管、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暨中国地区总裁。
在高盛的业绩表上，徐子望留下了这些上市公司的名字：中国石油、山东国电、北京控股、北京大唐、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及上海实业。中国最大的几个债务发行中，徐子望起到关键性作用。理查德·格纳德将徐子望的优异表现呈报给了高盛总部，徐子望不仅得到了董事总经理这样的名誉头衔，更破天荒地被提拔为合伙董事总经理(Partner Managing Director)。
2003年，徐子望退居二线。因为有一位欧洲牛人的手伸向了亚洲，那就是高盛欧洲掌门人麦克·埃文斯。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当年10月，以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业务为主体的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挂牌成立，仅两省的移动业务，便从资本市场上一举筹资42亿美元。麦克·埃文斯就是这个项目的实际操作人，他一下子就在中国出了名，连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朱镕基会见了高盛的投资银行家们，保尔森也参与了会见。朱镕基问：“听说你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银行家，把这个项目操作完成，他是谁？”
保尔森指着麦克·埃文斯，给朱镕基作介绍。当时在场的中国官员就震惊了，操刀中国电信上市的不是身在亚洲的理查德·格纳德，却是这位很少到中国的欧洲高盛银行家。
朱镕基看了看麦克·埃文斯，问保尔森：“这样的人你们高盛有几个？”
保尔森的回答很简洁：“就一个。”
朱镕基说：“我们需要这种人的帮助。”
听完朱镕基总理说过的话后，麦克·埃文斯决定坐镇亚洲，徐子望只好退居二线。徐子望依然不甘寂寞，通过保尔森的北京之行，徐子望对保尔森的想法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断定，高盛一定会接受中国政府官员的建议。于是，徐子望很快就拿出了一份合资建议书，快速送到了高盛管委会处。保尔森很满意徐子望的建议，Hank’s Project正式成立，保尔森亲自执掌专案组。专案组还抽调了三名高盛精英组成了Hank’s Project项目委员会：高盛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麦克·埃文斯，高盛亚洲主席理查德·格纳德，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合伙董事总经理徐子望三人入选。三人小组要做的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项目。
2003年6月4日，方风雷跟保尔森话别之后，高盛挖墙脚的说法传遍江湖。
当时，理查德·格纳德开始频繁与方风雷进行接触，他希望方风雷能够到高盛，协助高盛完成“汉克计划”。麦克·埃文斯也很看好方风雷，尽管他跟方风雷算不上哥们儿，但是从1997年中国电信上市到2000年中石油重组，他跟方风雷有过多次重大合作，两人至少也算是熟人。而且，方风雷在中国具有很广的人脉，高盛要完全实现“汉克计划”，需要方风雷这样的人物。
2003年9月，工商东亚非常遗憾地接受了方风雷辞职的事实。
2003年11月，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门在上海四季酒店举行年会，帅气的小伙子们跟穿着晚礼服的漂亮姑娘们聊得火热，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却笑眯眯地钻进隔壁的房间。一个头发稀疏、看上去颇为老成的男人见布兰克费恩进来，马上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头发稀疏的男人就是方风雷。方风雷对布兰克费恩并不陌生，这位爷领衔的大宗商品部门一度贡献了高盛的三分之一还多的利润，在高盛一言九鼎。
双方握手寒暄之后，进行了深入交流。
两人聊得十分开心，布兰克费恩对眼前这个曾经被摩根斯坦利歧视的男人非常欣赏，也许是他自身的经历让他领悟到，在金融圈，不要以貌取人，那样将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事实上，这个屋子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面试。方风雷接受了高盛亚洲最高待遇的面试。毫无悬念，在走出四季酒店之后，方风雷已经成为了高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