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场歌剧演出的间歇时间，我们都会到休息大厅去活动一下筋骨，在那里，女生们对我们的关注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起初，我常常好奇的想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才是她们关注的对象，私下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想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我才发现，这种直白的好感并不是投给我的，而是冲着我朋友来的。阿道夫对每一位擦身而过的女士都有着一种吸引力，虽然他穿着朴素，举止矜持，但偶尔还是有一两位女士朝他回望，要知道，根据严格的歌剧院礼仪，这种举止是相当不得体的。
令我更加不解的是，阿道夫竟然对她们的举止无动于衷；相反，他很少理会那些女子向他传送的秋波，或者顶多是气愤地在我面前对她们评说几句。虽然这些评论确实显示出我朋友对异性的强烈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好感去占别人的便宜，这点让我感到相当诧异。他究竟是不解风情还是对这种事情完全不屑一顾？我推断是后一种因素，因为阿道夫是个敏锐而挑剔的观察者，以至于他时常忽略掉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跟他自己相关的事情。可是他为何又不抓住这些机会呢？
试想一下，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将会给我们在玛利亚希尔夫那处偏室的无聊生活（阿道夫将其称作“狗过的日子”）带来怎样的乐趣！维也纳不是一座公认的美女之都吗？这话着实不假，我们也用不着去怀疑。那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望而却步呢？对于其他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事实：我是在他的建议下和他住到一块儿的。当时他根本没有想过我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就他的行事作风而言，他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凡是他觉得是正确的事，我就应该照做。说到同女生交往这个话题，他无疑对我表现出的羞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使得我只能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消磨在他身上。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天晚上，我们从歌剧院的休息大厅返回到“散步走廊”，一个身穿制服的服务生朝我们走来，他拽了一下阿道夫的袖子，递给他一张便条。阿道夫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如同司空见惯一般，他接过条子，对服务生道了声谢，然后匆忙地打开便条过目。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之中，或者至少说见证了一段风流轶事的开始。但阿道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又是一个”，然后就把条子递给了我，他用近乎嘲弄的眼神瞟了我一眼，还问我想不想去赴这个约。“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略显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可不想让这位女士失望。”
每次只要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女性，都“与我无关”。即便是在大街上，我的朋友也是受人倾慕的对象。每当夜晚我们从皇家歌剧院或者城堡歌剧院看完演出回家的时候，偶尔就会遇到个别路人走过来跟我们搭讪，她们不仅不在乎我们寒酸的外表，而且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去过夜。但是，同之前一样，只有阿道夫受到了邀请。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常常不解自问，这些女孩儿到底看上了阿道夫哪一点。虽说他的身材在年轻人当中还算不错，但是他相貌平平，根本谈不上人们通常所形容的那种“帅气”。要说帅哥，我在舞台上见得多了，我了解女人心中的帅哥是啥样的。也许她们是被阿道夫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给迷住了，或者难道是他那禁欲主义者一般的冷峻面孔？再不然就是他对异性明显的不屑，招致她们禁不住想去测试他的定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女人们好像总是能够嗅到我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男性则相反，比如他的老师们。
那时候，对哈布斯堡王朝衰败的预见，使得整个维也纳沉浸在一片浮华与逍遥的气氛当中，在维也纳人闻名的魅力之下，掩盖着沦丧殆尽的道德。当时有这么一段流行的口号，“砸锅卖铁，奔赴天堂”。这句口号渐渐地让中产阶级陷入到了“上流社会圈子”那种肤浅而病态的精神状态之中。那种对****享受的炽热追求，大量的反映在了亚瑟·施尼茨勒的戏剧作品中，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讲的，“奥地利将毁在女人的手上”，从维也纳人的社会看来，这还真不是句假话。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处处都萦绕着人们缠绵而情色的低吟，而我的朋友却心甘情愿地过着他的禁欲生活，在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小姐们示以怜悯的同时，他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绝对算不上是人身攻击，而对于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男青年，阿道夫则将他们的个人体验当成争议之谈搁置起来。他会在我们夜间谈话的时候，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而且语气总是显得格外的冷漠和客观，就好像这种事情离他十分遥远一样。
这个部分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叙事手法相同，若要了解在我们的友谊岁月中，阿道夫对女人持何态度，我就必须将我的个人经历完整的与之相结合。从1904年的秋天到190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都与阿道夫形影不离。他从一个15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此期间，他向我吐露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声，其中有些事情甚至连他母亲都不知道。回想在林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要好，如果说当时他和某个女生有了交往，那我自然也会知晓。要真是那样，他每天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处在一起，而且他的兴趣爱好也会产生变化，反正总会显现出许多类似的迹象。所以说，除了他的梦女郎斯蒂芬妮之外，他心里就再也没装过其他的女生。然而，1906年的五六月份还有1907年的秋天，这两段时间，我给不出他的任何信息，因为当时阿道夫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但试想一下，若阿道夫真是邂逅了一段爱情，难道在我们重逢之后这段关系就终止了吗？难道就不会留下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吗？所以我敢肯定地讲，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阿道夫都从没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
自从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后，我和阿道夫就时常针对两性关系展开深入地讨论，而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验也几乎全都基于那些明显无意义的道听途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阿道夫的确是做到了言行一致。支配着他道德品行的并不是他的欲望或情感，而是他的知识和判断力。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极端的自制力。他无法忍受维也纳某些圈子的肤浅氛围，而且我也没见过他在对异性的态度上做出过任何的自我妥协。但我必须要声明的是，阿道夫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性取向上，都绝对正常。只不过他的非凡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而非声色领域。
他过去经常绘声绘色地向我阐述早婚的必要性，他说这种做法能够为人类的延续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认为国家应该鼓励每个家庭多生育子女（后来这一想法得到了实施）；他还给我详细地阐述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同健康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并向我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爱情和两性关系的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子女问题将会得到怎样的解决。每当他谈论起这些话题，我就会联想到斯蒂芬妮，因为这些颇具说服力的设想，毕竟大都源自于阿道夫心中所憧憬的那种，同斯蒂芬妮厮守一世的理想生活方式，只不过他将这些想法转而上升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他曾想过要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在阿道夫眼中，斯蒂芬妮就是他理想中的典型德国女性。因为她，阿道夫有了结婚生子的冲动，也是为了她，阿道夫才设计了那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从而为他理想中的家庭公寓确立了标准。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些美好的愿景。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再见到斯蒂芬妮，而且提及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我回林茨去处理服兵役的相关事宜的时候，他也没有叫我去打听过斯蒂芬妮的消息。难道斯蒂芬妮对阿道夫而言已经不再重要？还是因为这被逼无奈的分离让阿道夫强烈地意识到，最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将她彻底的忘掉？而每当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推论给说服的时候，就总会突然冒出一些明显的迹象，强力地向我证明着，他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斯蒂芬妮。
其实我很清楚，阿道夫心中的斯蒂芬妮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真，她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他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冲到兰德大街去证实他挚爱的客观存在。他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显然，他对斯蒂芬妮的感情已经脱离了事实基础。难道说当初那段充满希望的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吗？
我的回答是，既对又不对！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该有个了结。阿道夫再也不像从前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带着青春期的放纵，有恃无恐地追逐着自己那份渺小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我却无法理解，如今的阿道夫，虽然已是一个怀揣有具体理想和目标的成熟青年，但他为何又要如此顽固地去坚守一段毫无希望的爱情；这等境界的确能够让他对这座大城市的各种诱惑产生免疫。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在男女关系上持有的严格观念，并且我时常对阿道夫所恪守的道德观感到惊讶。他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肯定不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而他的母亲总是将他视如珍宝，所以她也肯定没有给阿道夫带来这方面的影响；再说他母亲也用不着给他这种的影响，因为她会认为阿道夫在女生面前的行为举止相当得体。阿道夫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奥地利公务员，这便是他的背景。所以说，针对他这方面的许多保守观点（我以前也曾或多或少地跟他谈起过），我只能果断地给出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情导致了他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产生。他对道德的理解并不基于他的个人经验，而是抽象的逻辑推论。
另外，他依然很尊敬斯蒂芬妮，尽管对阿道夫而言她已变得遥不可及，但作为德国女性的一个理想标准，她超越了阿道夫在维也纳见过的任何一样事物。我时常注意到，当一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立马就会谈到斯蒂芬妮，然后开始拿她们作比较，但比来比去总是斯蒂芬妮更好。
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位“遥远的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青年的名字，她甚至都没有对阿道夫的深情爱意做出丝毫的回应。然而她带来的强烈影响，不仅使得阿道夫萌生了个人的道德观，而且还极力地驱使着他去奉行这些道德准则，就如同一个将毕生都奉献给上帝的修道士。在维也纳，这座连****都值得让艺术家去称颂的罪恶之巢，他这种作风无疑是个例外。
事实上，阿道夫曾在那段时期给斯蒂芬妮写过一次信。我已无法确定他寄出这封信的时间究竟是在我来到维也纳之前还是之后。如今此信已不复存在，我也是通过一种特殊途径了解了此事。我曾将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爱恋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给阿道夫·希特勒写过传记，是一位尊重科学而又客观公正的学者。他查到了一个老妇人的住址，这个老妇人是一位上校的遗孀，现今居住在维也纳。我的学者朋友前去拜访了她，并当面对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就是告诉我朋友一些关于她年轻时候的事情，他让这个老妇人回忆以前是否认识一个住在洪堡大街，后来搬到乌尔法尔布吕滕大街的年轻学生。他还提示性地补充道，每天傍晚，这个学生都会在他一个朋友的陪伴下，到施密托尔街口去等她。这时候，那个老妇人便开始讲述她以前跟那些年轻军官们的娱乐，比如什么打球、远足、火车旅行等。尽管她很愿意配合，但她就是怎么也记不起还有这么个奇怪的男青年；在获悉了他的名字之后，除了无比惊讶以外，她仍然回忆不起任何线索。但突然之间，一段回忆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多年以前她收到过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含混不清，大意是乞求她要保持信念，等他学成归来，有了社会地位再跟她联系。信上并未署名，从此信的风格上看大致可推断是阿道夫写的。那位老妇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