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道夫心中的思念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直接地提起过斯蒂芬妮，而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他的专题研究上，比如由国家提倡的早婚，以及女性工作者通过贷款购置嫁妆的可能性，还有为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轻家庭提供带有花园的住房。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针对其中一项特殊的提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阿道夫提议创办一座国家家具生产厂，以便能够减少年轻夫妇的家庭装修成本。而我对这种家具工业化生产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毕竟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资格发表意见的。质地上乘的家具必定为手工制造，而不是机器生产。只要我们用其他办法削减成本，那这些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可以把上好的家具带回家，柔软的羽毛床垫，布艺的椅子，有品位的长椅，如此一来，人们就会领略到装潢大师的精湛技艺。
在无数次的深夜长谈中，阿道夫跟我谈论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句特殊的短语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这句经常穿插在我们激烈讨论中的陈词滥调叫作“生命之火”。一旦碰上爱情、婚姻或者两性方面的问题，这个神奇的公式就会立马呈现。维持“生命之火”的纯洁性是构建理想之国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我朋友在孤独时刻的精神支柱。出于我思想上固有的严谨，我并不太理解阿道夫这句“生命之火”，因为这个短语的意思还会偶尔产生变化。但到了后来，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意思。所谓生命之火就是神圣爱情的一种象征，它的激发或产生必须要求男女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的纯洁，这样一来，就能使每段婚姻变得更有价值，从而也能为国家培育出健康的后代。
像这种短语或者说措辞，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他的言论中——阿道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表述——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深刻的影响。头一回听到这些庄重的措辞之时，我还感到相当可悲，我暗自嘲笑着这些夸夸其谈的公式法则，因为我觉得它们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尽管我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些话还是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就如同长着无数倒刺的蓟花粘住了人们的衣袖，总是挥之不去。因此，如果我碰上这类情况，哪怕是最不着调的情况——假设有一天傍晚，我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独自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或许她还有点轻浮，因为她公然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至少这一回我敢肯定她感兴趣的人是我！事实上她必定相当轻浮，因为她竟挑逗般地向我挥手！但突然之间，“生命之火”这几个字就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稍微考虑欠妥，我那团神圣的火焰就将永远的熄灭。虽然我很讨厌这种教化方式，但在那种时刻，它们还真的挺管用。这些短语之间都存在着联系。起初是“革命的风暴”，接着是为“德意志神圣帝国”设立的无数个政治口号。也许有一些短语是阿道夫在书上翻到的，但其余的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渐渐地，这些简单的语句演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阿道夫喜欢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因而每个新的现象都能用来检验他的政治哲学是否完备。
有时候一些回忆会奇怪的并列出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讲述了神圣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火”后，我马上又要谈到罪恶之巢，在我朋友的理想世界中，“罪恶之巢”这几个字是种低级的表达。当然，在他的理想国度中是绝对没有罪恶之巢的。阿道夫用这几个字来描述维也纳当时诸多的****场所。由于道德的沦丧在那些年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随处可见，既可以是在市中心的优雅街道上，也可以是在郊区的贫民窟中。阿道夫对这一切感到无比的愤怒。但针对这股****之风，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大多数“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市民，还有那些理应为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的人。阿道夫把这种******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纪念”。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想出解决的办法，以便能使这种“爱情交易”在今后不复存在。
有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们当时去剧院观看演出，剧目是韦德金德的《青春觉醒》，按照惯例，直到落幕我们才离开。然后我们穿过戒指路，朝着回家的方向，往锡本施滕大街走去。这时候，阿道夫出人意料地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库斯特尔，跟我来！我们必须亲眼见识一下罪恶之巢。”我没明白他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可还没等我缓过神，他已经拐进了昏暗狭小的施皮特尔贝格街。
于是我也就这么跟着去了。我们缓缓走过一排低矮的房屋，灯光照亮了落地橱窗，从外面一看，里面的房间一览无余。房间里坐着一些女子，有的靠在玻璃窗后，有的倚在敞开的玻璃窗前。她们中有几个还相当年轻，而其余的则提早上了年纪，显得面容憔悴。她们衣衫不整地坐在那里，或是化妆，或是梳头，或是照镜子，然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从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会见到一名男子停下脚步，斜靠在玻璃窗旁，打量着被他相中的小姐；紧接着一段仓促的讨价还价就将悄无声息地展开。而后，作为交易达成的一种迹象，玻璃橱窗里的灯将被关掉。这种行业惯例让我倍感惊讶，因为人们竟能通过橱窗的明暗变化来了解交易的进展情况。作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惯例，嫖客们从不会在那些未亮的橱窗前逗留。
而我们甚至都没敢靠近那种亮着灯的玻璃橱窗，只是在对面的伯格街若无其事地迈着步子。就在我们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之时，阿道夫突然来了个大转身，然后我们把这个罪恶之巢又逛了一遍。我本来觉得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已经足够，可没想到阿道夫竟然还把我拽到了对街，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沿着那排明晃晃的橱窗一路往下走。
或许这些小姐们也看出了阿道夫的“特别之处”，抑或她们已经意识到，她们将要应付的是个具有道德约束的人，比如说，一个偶尔光顾这座不洁之城的乡村宗教信徒；无论如何，她们大概已经想好，定要加倍施展自己的魅力。当我们经过其中一个小姐的橱窗时，她趁机脱掉了内衣，假装是在更换，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小姐也赶忙脱下丝袜，展示出她那裸露的长腿。当这段刺激的体验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心潮澎湃。我们最终到达了韦斯特班大街，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然而阿道夫却对这些妓女们使出的勾引花招感到相当的愤怒。
回到家后，阿道夫便根据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演说，其态度之冷漠，立场之客观，就好像是要他在消灭肺结核病或者是尸体火化的问题上表态一样。令我惊讶的是，在论及此事的时候，他竟能不带有丝毫的内在感情。现在他已经了解了******市场的惯例和规则，他声称道，所以他的考察目的已经达到。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男人想要得到性满足，而女人只是为了挣钱；女人挣钱又是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爱人长相厮守，所以他总是假定这些女人是有爱的。而实际上，这些可怜之人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
在此我还要讲述另一桩事件。有天晚上，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和诺伊包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长相俊秀，穿着时髦的男人走过来和我们搭讪，还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得知我们都是学生的时候（“我朋友是学音乐的，”阿道夫解释道，“我是学建筑的。”），他便邀请我们到库默酒店共进晚餐。他招呼我们爱吃什么就点什么，这是阿道夫头一回在维也纳把甜点和馅饼吃了个够。他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来自弗克拉布鲁克的制造商，他说他对女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因为她们都是些拜金主义者。随后他又谈论了他最喜爱的室内音乐，这倒是令我兴趣倍增。吃完饭后我们向他道了谢，他陪同我们出了餐厅，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后，阿道夫问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很不错啊！”我回答道，“一个很有内涵，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
“其他呢？”阿道夫追问道，脸上还挂着一丝神秘的表情。
“其他指的是什么？”我疑惑地问道。
“库斯特尔，很显然你还被蒙在鼓里，看看这张小卡片你就全都明白了。”
“什么卡片？”
原来，那个男人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塞给阿道夫一张卡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让阿道夫到库默酒店去找他的邀请。
“他是个同性恋。”阿道夫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解释道。
我震惊了。以前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对于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我简直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于是阿道夫就为我解释了这种现象。当然，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希望看到这种变态行为受到严厉地打击，而且他自己也总是尽量小心地不去与这种人接触。那个弗克拉布鲁克制造商留下的卡片则被我们扔进了火炉。
阿道夫憎恶这座大城市里的所有性倒错者，对于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总是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像自慰，这种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当中的行为，他都完全无法接受。但凡涉及性方面的事情，阿道夫都会严格遵守他为国家的将来设立的道德准则。尽管他总是对世间人事充满了兴趣，可那时候，他为什么不去交几个聪明而有上进心的朋友，一起寻找刺激，从而逃离孤独呢？他为什么总是避免与人接触，甘愿成为一个独行客呢？凭借他的过人天赋，他能够轻易地在维也纳的社会圈子中获得一个位置，一个能让他从总体的颓废中摆脱出来的显要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能够得到新的见识和启发，还能使他的孤独生活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在维也纳，除了那种低俗之人以外，仍然还有许多低调的正派人士。因此在道德层面上，他完全没有理由去避免和其他人接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傲慢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因为他相当贫穷，所以他变得极其敏感，这也是导致他在生活中显得孤僻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聚会都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表现。自许甚高的阿道夫将调情或者同某个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看成是一种肤浅而堕落的表现。正因如此，他从不允许我涉足这种事情。任何形式的越界，都将无可挽回地导致我们友谊的终止。抛开这层令阿道夫讨厌的关系不谈，他绝对不会容忍我对其他人产生任何一点儿兴趣。同往常一样，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凌驾于各种事物之上。
尽管我知道阿道夫对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相当的反感，但有一回我还是尝试着为他安排了一些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有时候，音乐爱好者们会跑到音乐学院的办公室，向学校要一些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设在晚上的音乐表演。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赚取一笔急需的酬劳——我们通常会得到5克朗的报酬，相当于一顿晚饭钱——而且还为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些亮点。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提琴手，我往往都是很吃香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海利根施泰特大街的一个富商——加霍达博士。他们家族的人对艺术和文化品位都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作为维也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强化了这座城市的传统艺术生活。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朋友，于是他们便请我下次将他一起带过来。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这下我就满意了。
后来，阿道夫的确也跟我去参加了聚会，而且他还觉得很享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家的藏书馆，这是阿道夫衡量这个家族的真正标准。然而令他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晚上他都只能当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不过，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角色。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他本可以和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但由于他本身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便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像这类音乐晚会，他还跟我去过两回，除了不大得体的着装让阿道夫显得有些难为情以外，在其他方面，他并没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这座堕落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那些不可撼动的原则在他周围筑起了一堵堵高墙，使他能够阻断一切来自外部的危险，构建起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天地。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他害怕被传染。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不仅是指性病传染，更多的是指代那种大众的传染，即最终被当前的趋势拉进腐败旋涡的危险，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因为他们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怪人，后来有些和他接触过的人甚至还叫他冒失鬼、自大狂。
但是，他坚定地奉行着自己的原则，在抵御一切诱惑的同时，他也错过了一段美好而炽热的爱情。他依旧独身一人，像个苦行僧一样地守护着他那神圣的生命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