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38年3月12日，就在莱茵河畔布劳瑙，这片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土地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过边境，进驻奥地利。当天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市政大厅的阳台上（还是跟以前一样破旧），向聚集的民众发表了演讲。我本来也打算去听他的演讲，但我当时正忙着给德国军队安排住宿，根本无法从埃费丁抽身。但同年4月8日，当希特勒再次来到林茨的时候，我曾试图拜会他。当天，他在克劳斯火车制造厂的车间里参加完一场政治集会之后，下榻于维辛格尔酒店。酒店门前的广场上人群簇拥，难以靠近，我绕到了冲锋队设置的警戒线前，并告诉他们我想面见元首。起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对我上下打量，可能以为我已经疯了。只有在我把希特勒的亲笔书信拿给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对我才变得肃然起敬。这些冲锋队员随即叫来一名军官，当他也亲自看过信件之后，我便立马得到了放行的许可。在他的指引下，我来到酒店的大厅，这里简直就像一个蜂巢；有三五成群站在一起热议国事的将帅，有在报纸的插图上见到过的各部部长，还有纳粹党内的高层领导和一些身着制服的高级军官。许多忙碌的副官在大厅内各方奔走，闪亮的肩章清晰可辨。所有这一切都在围绕着那个我想要见到的男人而进行。被弄得头晕目眩的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次贸然来访的愚蠢。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老朋友已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元首，而他那位高权重的身份却在我们的友谊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昔日那段肝胆相照的岁月，那段亲密无间的时光，定然已为过往。
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离去，免得搅扰了这些正在执行重要任务的达官显贵。
负责呈递我信件的是一名高级副官，名叫阿尔伯特·鲍曼，很快他找到了我，并告诉我说，总理今天状态不佳，恐怕不能接见任何人了；问我是否愿意于次日中午再来。之后鲍曼邀我小坐了一会儿，因为他还想问我点别的事情。“元首年轻时总是很晚才睡觉吗？”他哀怨地问道。因为不过午夜他是绝不会睡觉的，但是陪他熬夜的随从人员又不得不在第二天早起。鲍曼继续抱怨说，希特勒脾气暴躁，没人能与他相处得来，还有他古怪的饮食习惯，每餐只吃些素食，布丁和果汁。“元首一向就吃这些东西吗？”
我说是的，然后补充道，他年轻时还是喜欢吃肉的。而后我便告辞。这个阿尔伯特·鲍曼是众所周知的马丁·鲍曼的弟弟。
第二天我又来到林茨，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活动在大街上。越往维辛格尔酒店靠近，就越是感到拥挤。最终，我好不容易才从人堆中拼杀出一条路，来到了酒店大厅。兴奋与躁动似乎比昨晚更甚，因为今天是奥地利全民选举的前夕。
可以想象，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希特勒亲自作出。我简直找不出比这都更倒霉的重逢时刻。我回想了一下，当初我们在火车西站相互告别的时候是在1908年的7月初；今天是1938年4月9日。也就是说从我们突然的分离到今天的重聚，中间过了将近30年。30年啊，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30年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我无法想象要是希特勒看见我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他会跟我简单地握个手，或者友好地拍拍我的肩；把我领出门之前再说上几句温暖人心的客套话——这已足以让我满足。我呢，虽说是准备了一些比较得体的发言，但我对称呼形式还是感到有点担心。我总不可能还用“阿道夫”来称呼帝国元首吧，况且我也知道他是个讲究形式的人。所以还是用正常形式的称呼为好。但我甚至都不清楚到时候有没有那个发言的机会。
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受到了我内心情感的影响。
当希特勒从酒店里的一个房间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他一眼便认出了我，高兴的他冲我喊道：“库斯特尔！”他撇下身边的随从人员，走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依然记得他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伸出的右手，他凝视着我的眼睛，明亮的目光仍旧显得那么的犀利。我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明显也跟我一样，已被此情此景所深深打动。
大厅内的众位名绅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这个被元首热情接待的奇怪公务员究竟是谁。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然后发表了一通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他专心地聆听着我的发言，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在我讲完之后他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似乎在对我说，不错啊，库斯特尔！抑或在想，如今就连我少时的朋友说起话来都与其他人无异了。但在我看来，任何亲密的言行举止在这个地方都会显得不合时宜。
他想了几秒之后对我说道：“您跟我来。”用的是很正式的称呼“您”，不像他在1933年写给我的信中，用的是“你”这个寻常称呼，也许是因为我的讲话中也全都是用“您”来称呼他的缘故吧。但说句实话，听到他在众人面前对我用“您”这个敬称，反倒让我感觉相当欣慰。
元首走在前面把我领至电梯处。我们登上二楼，来到了他的房间门前。他的副官为我们打开房门后便自动离开，留下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希特勒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久久地注视着我，然后他开口说道：“你还是那个以前的你，库斯特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一眼就能把你辨认出来，你简直一点都没变，只不过老了一些。”
随后他领我来到桌前，邀我就座。他向我一再强调他与我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对我的祝贺他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今日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而目前并不是个推心置腹的好时机，但他希望将来会有这么个机会。到时候他会通知我，他建议我最好不要直接给他写信，因为这些信件很有可能永远到不了他手上，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为他节约时间。
“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私生活了，我根本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讲完这番话后，他起身走到窗前，望向窗外的多瑙河。那座以前经常惹他莫名生气的老铁桥依旧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果不其然，他又立马开始抱怨道：“那个丑陋的东西居然还在！不过它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你等着瞧吧，库比席克。”
然后他又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我真想和你再到那座桥上去走走，就跟以前一样。可是这已经不大现实了，我所到之处，身边必定围满了人。但相信我，库比席克，我已为林茨规划了一幅宏伟蓝图。”
对此我的确深信不疑。他曾穿遍了林茨的大街小巷，就只为发现有待改变的地方。如今他又开始跟我从每一个计划慢慢谈起。新的多瑙河大桥被称作尼伯龙根大桥，是现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典范。他向我详细描述了这座大桥的两个桥头堡的形状。之后是剧院——其实所谈之物的顺序我早已谙熟——所有设备都必须更新，要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舞台。当新歌剧院在火车站的旧址建立起之后，剧院将专门被用来演出戏剧和轻歌剧。此外，要想让林茨成为名副其实的“布鲁克纳之城”，还必须为这座城市建造一座现代音乐厅。“我要把林茨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并且我要亲眼目睹所有的一切变为现实。”
我本以为这次会面即将结束，但希特勒接着又开始设想要在林茨组建一支大型交响乐团，这时，我们的谈话便突然切入到了一个私人话题。
“告诉我，库比席克，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我告诉他，自从1920年成为一名政府雇员之后，我一直在从事书记官这个工作。
“书记官？”他问道，“书记官是干什么的？”
我有些尴尬，这个问题叫我一时半会儿如何解释得清呢？当我还在苦苦思索合适的回答时，他又打断道，“这么说来你成为了一个公务员，一个文书！这不适合你干啊，你的音乐呢？”
我诚实地回答说，那场我们输掉的战争毁了我的前程，要是不换别的工作我就只能挨饿。
他冷酷地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我们输掉的战争。”然后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一辈子都当一个文书的，库比席克。”此外，他还想再到我提起的埃费丁去看一看。
我问他是否当真。
“当然，我会来看你的，库比席克。”他声称道，“但我只会专程为你而来，然后我们可以沿着多瑙河散步。在这里，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他们从不让我一个人出去。”
他想知道我是否还热衷于音乐。
这下终于谈到了我喜欢的话题。可最后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我在镇上参加的一些音乐活动。因为同他平日里处理的那些重大国际事务相比，我的小型音乐会表演简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担心讲多了反而会让他感到厌烦，但我想错了。为了节约时间，像这种事情我只好一笔带过，然而他却不依不饶地打断道：
“什么，库比席克，你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埃费丁演奏交响！简直不可思议。你演奏过哪些曲目？”
我重新数了一遍，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还有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
接着他又询问我那支乐队的实力如何，以及什么编制；他对我的回答充满了惊奇，同时也对我的成功表示了祝贺。
“这正是我必须要帮你的地方，库比席克，”他大声说道，“给我列份清单，告诉我你需要什么。还有，你的个人状况如何，日子过得不算拮据吧？”
我回答道，虽然我的收入只能算凑合，但对我而言，够用就行，因此我没有什么个人要求。
他侧过头看着我，表情有些惊讶；显然，他还没见过像我这样无欲无求的人。
“你有子女吗，库比席克？”
“有，我有3个儿子。”
“3个儿子！”他钦佩地叫道。他表情郑重地重复叨念了几次。“你都有3个儿子了，库比席克，而我还没成家，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但我愿意照顾你的儿子。”
于是我又跟他谈起了我们家那几个小子——希特勒想要了解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我跟他讲，我这3个儿子都颇具音乐天赋，而且其中两个还是优秀的制图员，他听后相当高兴。
“库比席克，我应该承担起这3个孩子的教育义务，”他对我说，“我不想让这几个颇具才华的年轻人重蹈我们的覆辙，你最清楚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分别之后，我还体验过更糟糕的日子。不能让年轻人的聪慧天资遭到贫穷与苦难的扼杀。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尽心竭力，尤其是对你的孩子们，库比席克！”
我忙不迭地要补充几句，元首后来确实在林茨的布鲁克纳音乐学院为我的3个儿子安排了音乐学习，学费均由他办公室支付，另外，在元首的嘱咐下，一名来自慕尼黑艺术学院的教授还给我儿子鲁道夫指点了一些绘画技巧。
我期望在最后还能跟他短暂的握个手，为这次愉快的交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希特勒起身站立，我以为这次会面到此结束，于是我也站了起来。但他只是叫来了他的副官，然后将我儿子的事情跟他做了些吩咐和交代；那位副官趁机提醒他我手里还保留着一些他年轻时写的信。
于是我便把他的信件、明信片还有一些画作摊放在了桌子上。看着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纪念品，他感到相当惊讶，还问我是如何将这些纸质物件保存至今的。我告诉他，我把这些东西全都装在一个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封袋里，然后把这个封袋放进了我们家阁楼上的一个黑漆衣箱里。他对那幅珀斯特灵堡风景水彩格外感兴趣。他给我解释说，有些特别聪明的画家能够临摹他的水彩，其技术之精湛，甚至可以使人难辨真假。这些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总不乏有些愚蠢的买主任其宰割，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绝不要将原作出手。
由于已经有人向我索要过这些资料，所以我只得询问元首的意见。“这些史料是你的私人财产，库比席克，”他回答道，“没人敢向你索取。”
由此他又谈到了拉比齐的书。拉比齐也曾就读于林茨实科中学，入学时间比希特勒晚两年，出于讨好的目的，他写了一本关于希特勒学生时代的书。但希特勒却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同拉比齐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私交。“库比席克你瞧，我对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好感；只有那些真正了解我的人才有资格写我。如果说非要指定一个人，那么就是你，库比席克，”说着他转身对旁边的副官补充道，“马上记下来。”
然后他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你瞧，库比席克，我们真是应该经常见面啊。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便会派人来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