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结束了，还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的我，离开了酒店。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躁动与不安闯进了我那平静而清闲的生活，我突然发现，要当这么一位名人的少时伙伴也不尽然是件美事。尽管此事我以前从没跟任何人说起，而且后来也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但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阴暗面。其实，早在1938年3月以前，我就已经对之后将要应付的一切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时候，奥地利还没有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有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我埃费丁的家门前。车里走出3名穿着党卫军制服的人，他们从柏林一路而来就是为了找我，并自称是受元首委派前来收集所有与希特勒年轻时期相关的文件资料，然后将它们带到元首官邸，以便妥善保存。幸好我当时并没犯傻。因为很明显，希特勒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又怎会派人前来索取呢？这必定是某些党务办公室的单方面行动，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总之，我拒绝把这些资料交给那3名党卫军人员，我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我猜想他们可能都以为奥地利人很好骗，以为自己穿上这么一身警察般的装束就能够解决问题，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粗鲁的举止根本不是那种渴望获得材料的表现。更糟糕的是，这几个难缠的老百姓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在他们铩羽而归之时，必定也会作此想法：元首年轻的时候怎么会找这种老顽固当朋友啊。
还好，我顽强而出色地抵住了第一轮进攻。之后的类似事件我更是应对自如，因为我有希特勒对我的保证，这些材料属于我的私人财产。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党内各个办公室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把我争取到手。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每当希特勒同他的亲信谈及他的童年生活时，他就会经常提起我的名字。人们只要一问起他年轻时的经历，就总会得到一个恒定的答复，“去问库斯特尔吧。”因此，他那些内部圈子的人，在收获甚少的情况下便开始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这么一个奥地利人，他对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相当了解。而恰令他们感到幸运的是，自从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合并以后，这个看似难以触及的“库斯特尔”突然就成为了德国公民，如今，已处于所有政府部门掌控之下的他，显得唾手可得。
帝国部长戈培尔派了一名非常可爱的人来见我，我已记不清他的军衔和职位，只记得他名叫卡尔·瑟夫。瑟夫为我讲解道，他们正准备出版一部关于元首的大型传记，其中1904年到1908年这一段，他们想交予我来撰写。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把我接到柏林，以便让这方面的权威专家配合我展开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让我现在就开始把当年的每个事件再仔细地回忆和整理一遍。我跟这个年轻人解释说，恐怕到时候我腾不出任何的时间来接手这项任务，因为自打德奥合并以后，我们这种地方政府雇员每天都被浸泡在工作里。他可能也意识到我是在找借口回避，只不过没想到我的表述方式如此滑稽。但他还是奉劝我不要低估了“我对历史那份独有的责任”，这是他的原话。他讲如果我有兴趣同他们合作，他能够轻易地帮我摆脱现状。但我明确地回绝了他。在离开的时候，他向我承诺，说他会再择“一个更好的时机”登门造访。由于越往后面，“时机只会变得越糟”，所以我再也没见到过卡尔·瑟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用大度而得体的方式为宣传部完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
然而同马丁·鲍曼打交道就不是那么的惬意了。他显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事件的唯一负责人。他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任何人抢在他之前拿走我的资料。他的来信和便笺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是《希特勒传》的总编纂一样，任何人在未经他检验和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得与我进行只言片语的交流。他的目的是将我保存下来的材料移交到中央党务办公室——所谓的原本归属地。当他的企图遭受挫败之后，我接到了他的一条严格指令，他命令我不准将这些资料转手，更不准在未经他授权的情况下拿给别人看。就这一点，马丁·鲍曼根本犯不着用这么严峻的方式来对我进行告诫，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后来我又接到了他的另一条指令，他要我立刻着手，把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年轻时的友谊和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然后把初稿呈递给他过目。当时我回复他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希特勒本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这一招着实相当管用。从此以后，但凡遇到某些咄咄逼人的权势人物对我施加压力，我就只好这样说：“很抱歉，我必须先将您的建议同元首进行私下商量以后才能给您答复，敢问阁下尊姓大名？”此法一用，立竿见影，收效甚奇。从而我也会受到他们的温和对待。
相反，与鲁道夫·赫斯的会面则是一段美妙而令人愉快的回忆。他造访林茨的时候邀我前去做客。他派了辆汽车把我接到了珀斯特灵堡的贝格邦酒店。帝国部长赫斯在那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您就是库比席克吧！”他面带喜色的招呼道。“元首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啊。”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友好。
也正是通过与赫斯的这次会面，才使我确信了自己以前的一种想法：越是跟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就越了解我的故事。鲁道夫·赫斯和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是对希特勒的青年时期了解得最多的人，因此他们知道我也不足为奇。
部长还邀请我到酒店的一处露天平台上同他一起用餐。之后他让我详细地讲述了我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而且他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屡屡向我提问。就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鲁道夫·赫斯比其他人都更近似希特勒，而我对此也感到十分高兴。就连在座的其他来宾也积极地参与到了我们的谈话中，整个气氛显得相当的活跃，明显比跟中央党务办公室那些官员谈事情要有趣得多。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处在这么一个能够俯览整个林茨城的制高点，我可以把我谈到的所有地点，指给这位帝国部长看。在矗立着兵工厂的那座山后面就是莱翁丁的城郊，希特勒读实科中学的时候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洪堡大街，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那里；在我们下方不远处是乌尔法尔的布吕腾大街；反正还有好多与我朋友相关的重要地点。
鲁道夫·赫斯以其朴素和率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他与那些次要政治人物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他当时可能是抱恙在身，气色有点反常。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渐渐地被奥地利人所熟悉。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在上奥地利州还有一个朋友，在这种幸运的状况持续了数年之后，我最终还是被人们给挖掘了出来。当然，我并不是一名纳粹党员。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无法理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希特勒的少时伙伴必定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但即便当年，我在政治上都一直是他的一个摇摆不定的支持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根本就不懂政治。
当然，我很快就被淹没在了人们的各种请求之中，他们不是想得到我的支持就是想让我在元首面前为他们美言几句，更有身陷是非者希望我出面去帮他们调解，反正各怀目的，理由不一。虽然我对将要担负的重大责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我还是很乐意地答应了他们。直到我的尝试失败之后，我才恍然意识到，成为“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时期的朋友”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干涉政事的权力。人家礼貌而坚决地给我指明到，这些事情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希特勒视察埃费丁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突然有一天，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帝国总理府的挂号信，它的到来，打破了我那墨守成规的无聊生活。拆开信封的一刹那，我的心仿佛就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那些印在牛皮纸上的内容成了我这辈子最欣喜的回忆。根据帝国元首的指示，我受邀出席今年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我须于1939年7月25日，星期二，前往万弗雷德庄园，届时，希特勒的管家卡伦贝格先生会为我打理一切。
我长久以来的人生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我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打我记事以来，游访拜罗伊特就成为了我心中的最大愿望，我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在那片神圣的土地上，倾听大师的不朽杰作。但我一直苦于囊中羞涩，无法展开这段奇妙的旅程。而如今突然之间，我便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火车经过帕绍、累根斯堡、纽伦堡并最终抵达拜罗伊特，当我走出车厢，第一眼看到建在山上的歌剧院时，我兴奋得差点昏死过去。卡伦贝格先生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还为我引见了住在林茨大街10号的莫申巴赫一家——当地一处环境优美的寓所——并请我在他们家入住。
我来得正是时候；1939年的音乐节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上演而正式拉开序幕，一支由132人组成的交响乐团震撼登场，让我醉心不已。
次日上演的是《崔斯坦和伊索德》，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演。7月27日，星期四，《帕西法尔》上演。为了欣赏这出歌剧，我在家里特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不仅钻研了钢琴乐谱，而且还读遍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学资料。随着柔美的旋律奏出“圣餐”的主题，我周围的世界也开始发生转移。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享受，如此痴迷。
8月2号，星期三，在最后一部歌剧，《诸神的黄昏》拉下帷幕的同时，我的拜罗伊特之旅也宣告结束。我收拾完行李之后，便准备去向卡伦贝格先生辞行，并感谢他这么些天来对我的细心关照。“你非得直接回家吗？”他微笑着问道，“如果你肯多待一天那将会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暗示，于是我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8月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的时候，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我的房间，并把我接到了万弗雷德庄园。在庄园的入口处，我见到了等候我的朱利叶斯·肖布上将，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大厅，我发现之前我在林茨见到过的好多名人都聚集于此。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同帝国部长赫斯谈笑风生，布鲁克纳上将等军中高层与冯·诺伊拉特男爵站在一起相互交流。我突然发现在场人员半数以上都是军人，而令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将军一个个表情冷峻，他们热议的话题多与波兰有关，大致内容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武装较量。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之下，我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种类似“怯场”的下沉感油然而生，就跟之前我在维辛格尔酒店的感受一样。
也许希特勒是想在返回柏林之前跟我做个友好的告别。我忐忑不安地准备了一些感激之词，盼望着能派上用场。大厅的深处有一扇双开的折叠大门。
忽然，大门洞开，一名副官立于门侧，示意肖布上将带我入内，于是我们便穿过大门来到了里厅。“我的元首，库比席克先生已到！”报告完之后，肖布上将转身退出并合上了大门，留下我跟元首独处。
这是两个老朋友的一次愉快重逢。他双目放光，神色喜悦地走到我跟前，丝毫没让我察觉到他肩负的重任与承受的巨大压力；此时此刻，他仅是瓦格纳夫人请来的一位座上宾，也同其他人一样，感受着拜罗伊特的美妙氛围。他双手握住我的右手向我表示欢迎。我呆站在这一神圣的场所，聆听着他的问候，竟感动得语塞。只有当我听见他说，“我们坐下谈，好吗？”，我才从一片茫然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我向他讲述了我这些天在拜罗伊特的各种体验，告诉了他我探访过哪些与瓦格纳相关的地方，当然，还有我对节日演出的具体看法和评价。一讲到这些话题我便恢复了自控力，现在我们谈话的方式就跟年轻时一模一样。希特勒似乎也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林茨观看瓦格纳歌剧时的情景，于是他向我透露道，他准备让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去感受瓦格纳的作品。呵，我对这些计划简直太了解了！早在我们35年前的谈话中，这些计划的初步设想就已经被确立。但如今，这不再只是一个幻想。他告诉我说，今年有6000名付不起钱的老百姓，在官方的精心组织下，同其他客人一道，参加了本次拜罗伊特音乐节。我说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听完笑着讲到——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库比席克，现在你终于见证了我在拜罗伊特的成就，因为曾经，当穷困潦倒又名不见经传的我，第一次发表这些想法的时候，你是在场的唯一听众。那时你总爱问我，怎么把这些计划付诸实现。而如今你看，它们就出色的摆在你面前。”然后他开始跟我介绍他对拜罗伊特做过的贡献，以及会在将来实施的计划，就好像非得要给我列出个清单似的。
但此时我还肩负着一项具体的任务。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包印有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要知道在埃费丁和林茨，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就为了能获得一张由元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在拿出卡片之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因为我这种请求看上去似乎显得相当庸俗，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又正好坐在桌子旁，如果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恐怕我允诺别人的事情就得黄了。一想到家乡那帮虔诚的老百姓，我便鼓起勇气拿出了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