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政治思想处处缘以儒术，又常被视为儒生。楚汉战争时，因其能言善辩，被刘邦留在左右，常奉命游说诸侯，为西汉的统一立有大功，官拜太中大夫，专门与皇帝论议天下大事。由于陆贾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讽谏其施仁政，重德治，弄得刘邦似懂非懂，与陆贾争辩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刻回敬刘邱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的先祖以赵为姓），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几句话说得刘邦无以应对，自惭无识短见，命陆贾为他著述秦所以失天下、他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
陆贾接受了著书立说任务后，按照儒家贵仁义、贱刑威的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学说，分别论证了前代得失，和当前治国应采取的方略，共写成12篇。每篇写成后，随即送刘邦阅览，而刘邦每读一篇，无不称善，大加赞扬。周围的人看到刘邦十分高兴，也齐声高呼万岁，把陆贾所著12篇文章名日《新语》，表明儒家思想不仅为刘邦所接受，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只要皇帝推崇、实行，黎民百姓无有不从，国家也会治理得更好。总之，在刘邦思想和行为中，随处都可发现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不同程度地运用儒术治国教民。特别是在楚汉战争时，一方面依照秦制，以儒生为博士，令其奉使游说诸侯归汉，瓦解楚军力量，或留在左右以备应对，参与议政理政。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民心，壮大力量，常根据儒家教导施恩德，赐民爵，存问父老疾苦，行仁义于天下，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百姓中50岁以上，有所修行，能率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充当基层官吏。所谓的率众为善，无非就是用儒家的礼义仁德进行思想教育，使百姓加强道德修养，顺从统治者的统治。
历史上的官吏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循吏多为儒者，酷吏多为法家，而且循吏常遭忌，酷吏少善终。汉文帝崇尚黄老刑名之术，推行清静无为政治，而社会矛盾却日趋尖锐，统治者得不到片刻清静，只能起用晁错一类的酷吏。但是，文帝对儒生的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等才能，也很欣赏。因此，文帝在治理国家时也常启用儒生，杂用儒术，以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置博士70余人，在这数十名博士中，以贾谊最为年轻有为，明于治道，力倡变革，锐意进取，与无为政治格格不入，表现出激进、强烈的政治热情。吕后称制五年（前183），贾谊年仅18岁，以通晓诸家学问，擅长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应河南郡守吴公之聘为幕僚。文帝时，经吴公推荐，召为博士，随即超迁太中大夫，参与议论朝政。每当文帝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而贾谊尽为之对，人人都很佩服他的才能。
西汉初期，大多数统治者因受无为政治的消极影响，因循苟且，不思进取。对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矛盾放任自流，轻视开导教化作用，使西汉政权内有诸侯割据之忧，外有匈奴入侵之患，天下百姓饥寒交困，纷纷舍本逐末，而豪强富商竞相奢侈逾制，乘机暴富，国家面临倾覆危险。对此，贾谊凭自己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透彻分析能力，最先向汉文帝指出上述弊端，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变制度，行仁义，兴礼乐，推行儒家政治。诸事皆以仁为本，施仁心，行仁政，加仁恩于四海。只有仁行义立，德博化富，统治才可长久，百姓才能安乐。并以秦亡为鉴，讽谏统治者采取具体解救措施：应“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秦二世不行此术而秦亡，汉当引以为戒。这种重礼施仁，约法省刑，轻徭薄赋，以民为本思想，既代表了儒家济世安民的治国之道，又反映出儒生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并申明如行此术，四海之内皆欢然而自安其乐，唯恐天下大乱，虽有坏人作乱，而百姓无离上之心，坏人阴谋不会得逞，暴乱自然平息，希望统治者能采纳他的建议。
尽管贾谊锐意变革，一再一二书皇帝，陈述治道，希望国家安定兴盛。但因时机尚未成熟，国家凋敝状况仍未彻底扭转，至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依旧“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主要矛盾还是解决百姓衣食温饱，衣食足而兴礼义。因此，汉文帝不会全面采纳贾谊建议，大张旗鼓地改弦更张，只能个别地修修补补，更定法令，小有措施。诸如遣列侯离京就国，亲自治理封地万民，不得留京养尊处优，坐享其成；令诸侯分土地以王子弟，推恩宗室，防止诸侯王势力过大，与朝廷分庭抗礼；待大臣有礼有节，使之恪尽职守，知耻改过，厉节修行。这些虽然只是部分采纳了贾谊意见，却对西汉政权建设产生了重要作月，甚至影响到几代人，使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统治阶级中严生强烈反响。以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老臣为首的守旧势力，对之极力排斥、诋毁，顽固地维护黄老政治，不肯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诬蔑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逐渐使文帝对贾谊疏远，不用其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远离朝廷，最后死于忧国忧民之中。但是，贾谊毕竟因文帝提携而少年得志，并使儒生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并更积极地推动儒家政治的早日实行。
汉景帝时，“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儒生们仍处于帮闲地位，儒家思想最受排挤，并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自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开始大批起用儒生，一些持儒家思想的官吏受到重用。特别是田蚡为丞相后，“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接着名儒公孙弘以学官晋升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儒家政治上升到统治地位，儒生纷纷出仕为官。
汉初杂用儒术的另一标志，就是提倡孝道，以孝治国。自惠帝以下，各皇帝死后的谥号皆加上一个孝字，称作孝惠、孝文等，有些王侯谥号也如此，如齐孝王、梁孝王等，用一个孝字表彰其善承父志，谨遵祖训，成为统治者安身立命的原则。同时，在广大民众之中，设置孝悌力田之官，以儒家仁孝、务本思想作为选官标准，使之劝导百姓敬老尊长，务本力田，以期达到百姓努力发展生产、国家安定繁荣的目的。
孝悌是儒家思想核心的核心。孔子认为：“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代“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是遵行孝道的结果。又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一个人如果“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极力主张“人之行莫大于孝”。这种务本顺上的孝道思想，有利于淡化人民与统治者的对立情绪，形成尊长敬上的社会风气，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自然被统治者接受、提倡。
惠帝四年（前191）正月，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鼓励发展生产，诏令天下“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对于孝敬父母，顺事兄长，并努力种田的人，免除终身赋税徭役负担，为广大人民树立孝悌勤劳典范，开社会风气之先，使孝悌力田成为导民务本向善的思想武器。至吕后称制元年（前187），开始在吏员中“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将“孝悌力田”定为官名，而且俸禄为2000石，属于上层官员，可佩戴青绶，司掌银印，表明朝廷十分尊崇此官，又无时不在提酲天下孝悌力田。
汉文帝是位号称“专务以德化民”的皇帝，多次亲自率耕，导民务本，诏告天下孝悌力田。前元十二年（前168），文帝下诏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对孝悌力田，汉文帝不仅极力提倡，而且以身作则，采取必要措施，督促落实。孔子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汉文帝确信万家之县必有廉吏、孝悌、力田者，他们是民众的表率，应该受到尊敬，推举做官。正是在汉文帝倡导下，儒家的礼教风靡于世。
景帝时虽不重用儒者，但儒术却仍被采用，极力称赏儒家的德治，对文帝“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等措施，看做“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的德治，以昭德之舞祀享。同时，群臣称颂景帝是“永思孝道”，是一个以孝德治天下的皇帝。
汉武帝时，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方针政策的改变，不再继续提倡孝悌力田。但是，为广教化，美风俗，延揽人才，强化吏治，提出“兴廉举孝”口号，诏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或举孝廉，使许多饱读诗书的儒生，有了出仕为官的机会，呈现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