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一个靠农民养活的国家，统治者对农民剥削的多少轻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赋税越轻，国家反则越富、越兴旺繁荣；赋税越重，国家反则越穷、越衰落凋敝。因为轻徭薄赋有利于生产者组织再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促使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从而为国家提供取之不尽的财源。相反，横征暴敛的结果，国家虽可解救一时燃眉之急，去会带来无穷祸患，使生产者失去再生产能力，破坏生产正常运行，无法创造出更多财富供统治者榨取，导致国家财源枯竭，呈现报复性的恶性循环。尽管经济政策是受政治方针制约、主宰，但是经济发展规律往往不以政治愿望为转移。一旦政治暴虐一尺，经济便会跌落一丈。
自周秦以来，在正常的形势下，农民种田的租税负担，仅是总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即国家收取什一之税。统治者在制定这一税率时，首先考虑到农民自身吃穿用和再生产的需要是多少，防止因国家税重而伤民害农，对“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的历史教训有较清醒的理性认识，不敢无限增加农民负担。但是，什一之税，仪是让农民维持最低生活需要，随着统治者欲望无限，对农民的剥削除田租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赋税负担，使农民深陷穷困之中，经济发展异常缓慢，国家的发展随之举步维艰，长期贫穷落后。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奋其私智，穷奢极欲，“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瞻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叛”。农民将自己每年收获的三分之二交税，供给统治者挥霍享乐，而自己终岁劳苦，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男子成丁后，立即开始服徭役，“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如此横征暴敛，百姓困难重重，国家岂有不亡！
西汉政权建立后，由于“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凋败不堪的经济形势，严重关系到西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迫使统治者必须采取扭转形势的有力措施。故而刘邦“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其田税较历史上的什一之税减少三分之一，并根据国家实际需要，制定其他各项税收标准，尽量做到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经济负担，使之重新回到田里，恢复生产，安居乐业，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奠定基础。
惠帝即位，施恩百姓，诏告天下：“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此一记事，表明刘邦所颁行的“什五税一”政策未能贯彻始终，很可能是在后期又回到什一之税上来。至惠帝时感到田租过重，不利于生产发展，而重新恢复十五税一政策。
吕后称制后，又经过八年轻徭薄赋，终于使国家出现“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局面，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经济形势略有改观。
文帝即位后，生产虽为上升趋势，但国家仍无积蓄可恃，百姓仍处于半饥半饱之中，须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使自战国以来兴起的背本趋末之风重新抬头，奢靡淫侈之俗日长，百姓纷纷弃农经商，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虽然是“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这种不重视生产而追求流通，无法使社会财富得到增长，必然导致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同统治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故此，汉文帝为进一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采取更宽松的让步政策，多次下诏劝农，极力呼吁：“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并亲自率耕，以为天下先，鼓威人们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尽管汉文帝重视农业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却无法改变力农不如经商的事实，经商致富的诱惑力远远胜过皇帝号召力。至于贾谊、晁错等政论家们，虽然对国家的形势保持清醒认识，提出过某些抑商重农建议，希望能扭转形势，但他们的建议，也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阻止住商人的崛起。贾谊对弃农经商、奢靡淫侈，视为天下大残、大贼，向统治者敲响警钟。他在上书文帝时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食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的这番话，表明西汉刚刚走向恢复发展的经济形势，因弃农经商者日众又蒙上了阴影；种粮的人少而吃粮的人多，是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他建议“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这样一来，国家便可以有足够的积蓄，人民乐于所从事的行业，皇帝也就不必为天下危机担忧了。
继贾谊之后，晁错又上书文帝，进一步分析国家蓄积不足的原因，建议实行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重农政策。他对文帝说：“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广大农民虽终岁勤苦，而不得温饱，被逼“卖田宅、鬻子补以偿债”，而富商大贾坐食渔利，积储倍息，“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彩，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最后，建议文帝推行轻爵贵粟政策，并指出：“粟者，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务”；“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令民可以出粟买官职爵位，或者用粟免罪减刑。从而使粟变成无价之宝，种田的人自然会多起来。
经过贾谊、晁错有说服力的启发、建议，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劝农措施，诸如：开藉田，亲自率耕，以为天下先；厉行节俭，广为积蓄，以备非常之需；民可出粟买爵，输粟实边；减免田租，三十而税一，或全年免收；并赐孤寡布帛；等等。这些措施深得百姓称颂，终于出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可喜景象。
但是，文帝末年至景帝初年，因水旱、疾疫、蝗虫等天灾侵害，岁比不登，民多乏食，令皇帝深为忧痛。为战胜天灾，稳定农业生产，文帝召令群臣察找天灾频降、农业欠收原因。并首先反躬自问，是否因自己政有所失，行有所过，遭到天谴；或者百官俸禄过高，无用的事做得太多，而使百姓乏食。文帝自己可以断定的原因，就是从事经商而害农事的人越来越多，为追求享乐而大量用谷造酒，各类牲畜食谷过多，使产的少、用的多的矛盾最终落到贫苦农民头上，出现民多乏食现象。故而与丞相列侯等计议，凡有可以帮助百姓摆脱困境的建议，均可一一说出来，不要有所隐瞒。由此可以看出，文帝始终把百姓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
景帝即位后，继续着手完成文帝的未竟事业：同意百姓由人多地少之处迁往人少地多之处居住，以开辟农田；令田半租，使三十税一成为定制，重农政策落到了实处；严防官吏扰民害农，不许官吏渔夺百姓，侵牟万民，以及从事贱买贵卖的经商活动，如有违者以坐赃为盗论处；禁止官吏收受财物，防止额外增加百姓负担等。为督励群臣很好贯彻重农政策，景帝又以身作则，“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为减轻农民负担，诸事从简。在吏廉税轻环境下，自然有利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使天下广务农桑，素有积蓄，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
据考证，汉初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逐渐恢复到秦朝时的两千万左右。其中约有半数是诸侯王封地或食邑的民户，直接向国家交纳田租者仅千余万人。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统治者不惜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豁免田租。按晁错所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以三十税一核算，每一农户一年只交田租3.33石。1000万口约合200万户，国家一年所收田租约666万石。这个数字，又官员俸禄一项也不足支付。西汉前期，官吏俸禄是以粟核算，从朝廷到地方，大小官员16级，最高俸禄为中2000石，最低者斗食。按汉末人口近6000万、吏员12万余推算，其前期吏员少说在3万人以上，所需俸禄当有千万石，呈入不敷出之势。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不靠老百姓养活的官吏，除田租之外，劳动者还须交人头税、关税、市税、财产税等，以供国家财政支出。
赋敛无度，徭役繁多，导致经济崩溃，这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初统治者们，牢记这一历史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在前期70余年间，不仅赋税较轻，也很少役使民力而大兴土木，基本上使百姓免除沉重的赋税负担和劳役之苦。
刘邦不仅创建了西汉政权，也为统治者树立了轻徭薄赋的典范。自汉王四年（前203）八月，“初为算赋”，开始征收人头税，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遂为定制。而秦朝的人头税纯属掠夺性质，官吏直接到各家各户收缴人头税，当场清点人数，按口交纳谷物，用箕装走，所谓“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这种强制性的收税办法，造成财匮力尽，民不聊生。从上述史料中，可以断定秦汉时的人头税主要充作军用，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再者，刘邦称帝后，也较爱惜民力。定都关中之后，因咸阳秦宫被项羽烧毁，成为一一片废墟，只好在附近的长安乡秦朝谋反叛。
汉文帝父子以上凌下，以大压小，激化矛盾，难辞其咎。吴王丧子，极易唤起同情，故荚使者向文帝暗示狗急跳墙道理，请给予吴王反省悔过机会。文帝终于被吴使者说动，作了让步，赐予吴王养尊之物几杖，免予入京朝请。此后，吴与朝廷矛盾，表面上有了缓和，实际上转入了地下秘密活动，暗中用劲。
景帝即位后，以力主削藩的晁错为御史大夫，案察诸侯王不法行为。先是以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继则胶西王卖爵为奸，夺其六县。至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冬，晁错又察出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奸服舍，大逆不孝，请求景帝诛之。结果虽赦其不死，却削其东海及薛郡。这几个国被削弱之后，未引发较大政治麻烦，比较平静，于是景帝与廷臣们开始议论削吴，将矛盾推向公开化。
吴王眼见楚、赵等国被削，又闻朝廷正在讨论削吴，恐惧吴地被削除殆尽，遂亦加紧阴谋举事。先与勇武好兵的胶西王刘印达成默契，相约共同举事，夺取天下，而后两人平分秋色，各据半壁江山。随后胶西王又遣使齐、淄川、胶东、济南四国，密商举事，各因利益所在，一一响应。至于淫暴的楚王刘戊，自被削除两郡后，早已与吴王同病相怜，结成一体，蓄势待发。这七国已占诸侯王多数，而且力量又强，极有倾覆期廷的可能。
景帝前元三年正月，正当七国取得一致，约会共同起兵反抗朝廷削藩时，朝廷削吴、楚撼地的诏书也分别送到吴、楚。吴王见到诏书中削吴会稽、豫紊两郡，毫无迟疑，即刻起兵反，杀死吴国由朝廷任命的200石以下官吏，下令国中62岁至14岁者，一律从军，迅速组成20万大军，并使人煽动闽及离官住下，并在此离宫基础上改建成长乐宫，作为施政地点。高祖七年（前200）冬，萧何乘刘邦北击匈奴，不在长安，修筑一座宏伟的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以重天子威严。但是，刘邦回到长安后，见到壮丽的未央宫，立刻大怒，申斥萧何治官室过度，劳民伤财。故而此后无人再敢修筑官室。至十一年（前196），刘邦仍把省赋作为施政大事，看到诸侯王等争相向皇帝朝献，献钱多少无规定限制，官吏多征赋为献钱，增加百姓负担，造成疾苦。为纠正此种弊端，刘邦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使官吏无限制收敛百姓钱财现象得到扼制。统治者少一分享受，百姓则多一分幸福。
惠帝在位期间不理朝政，诸事一仍其旧，唯修筑长安城一事，可算作他的政绩。自即位元年正月，就开始修建长安城，历时五年而成。其间有两次大规模征发，其一为三年（前192）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虽涉及范围较广，动用人数甚多，但历时较短，不至于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同年六月，征调诸侯王、列侯徒隶2万人修长安城，表明罪犯是修长安城的主要劳力，以维持旷日持久的工程建筑。其二为五年春，仍动月了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14.5万男女，也是30日而罢。至同年九月，长安城终于竣工，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两次大规模征发，从全局来看，仍属局部性，又有一定节制，对轻徭蘩赋政策不会产生更多影响。
汉文帝时，偃武修文，政尚节俭，事事以无劳百姓为宗旨，尽量减少各种费用，既不搞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又无大规模军事行动，百姓几乎无徭役之苦，只承担皇室日常普通差役，号称“民赋四十，丁勇三年而一事”。较以往算赋百二十钱、赋役一岁一事相比，各减轻三分之二。汉景帝时，继续坚持轻徭薄赋方针，在原来基础上，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致力于发展生产，先从自身做起，诏示天下：“不受献，减太官，雀徭赋。”欲使天下务农蚕，广积蓄，备灾荒。对诸侯王征发封国民力加以限制，为其修筑坟墓不得超过300人，也不准随意占地修建。督促官吏务劝农桑，不得贪赃枉法以扰民。
由于文景两代长时间坚持减免田租和轻徭薄赋的重农方针，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出现繁荣景象。对此，司马迁曾用文学夸张笔法予以描绘与歌颂，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从而标志着汉初的让步政策取得了成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家走向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