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南北征，东西剿，保定乾坤……”
在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成功地导演出一出现代《空城计》，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临危不惧，大胆使用《空城计》，大智大勇，吓退了气势汹汹的敌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具有的杰出的指挥天才和惊人的胆魄。
群众就是孔明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
1957年7月9日，烈日炎炎，天气很热。在人头攒动的上海干部会议上，穿着衬衣的毛泽东，讲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时，先说上面的说假话。按照他的思路，很快由“怕群众”联系到“怕水”。因为他经常把群众比喻为鱼儿的水。
在讲到了一大段怎样学游泳之后，他又把话题归结到群众与水这个话题上，他说：“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能脱离水。”
早在井冈山年代，毛泽东就讲过：“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毛泽东两次引用刘备得孔明如鱼得水的故事。井冈山时期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水就是“鱼儿”生存之源，刘备须臾离不开诸葛亮，主要强调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领导者须臾离不开群众。
1957年再次引用这个故事，针对性己大不同了：1949年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己掌握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这以后，党内一些干部，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当官做老爷了”。这样的干部开始害怕群众，像不会游泳的人怕水一样。所以毛泽东提倡学会游水，不要脱离水；提倡群众路线，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对水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水是个好东西；提倡游水；要顺水不要逆水，不要脱离水。其实，这里充满了生活中的哲理，都是在以水比人，正如他所说的：“人民就像水一样。”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已经被已往的历史、以往的实践所证明。领导者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拒腐防变、永葆革命青春；人民军队只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毛泽东从鱼水关系中找到许多真理，历来把群众当做老师，因而形成了重视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
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
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他总要设法让毛泽东接见他们一次。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说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一、延安整风有80%的人被迫检讨；二、搞个人崇拜；三、反对共产国际。第一点是基本上对的，实际是10%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毛泽东兴致很高，继续说：“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毛泽东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等等。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形势。
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孔明和周瑜这两位年轻人，就是敢于破除迷信，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陈毅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成为杰出的外交家，他用魄力和胆略赢得了外交战线上的新胜利。
多谋善断的郭嘉
“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1959年三四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得到经验。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反对独断专行。4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曾向到会的党内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着名人物。初在袁绍部下，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曹操很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着。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兵都很疲惫，曹操不打算再打下去了，郭嘉建议他“急攻之”，获胜，吕布被擒。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众人顾虑出兵后，会受到袁绍从后面的袭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曹操很犹豫，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分析了诸方面的情况，劝曹操：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他还说，打刘备这一仗是决定存亡的时机，“不可失也”。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见，立即行动。果然，刘备被打败，袁绍并没有采取出击的行动。
又一次，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认为：乌丸离我们远，他们必无戒备，突然予以袭击，一定可以取胜。而且不击败乌丸，他们必定进犯。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是不敢委以重任，怕控制不了刘备。所以你只管远征，不必担忧。曹操接受他的意见，下了出征的决心。郭嘉又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
《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理”。
曹操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郭嘉38岁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多谋善断”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多谋，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善于到群众中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就得有一个好的民主作风：善断，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来自群众的意见，并且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这就既需要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又需要革命的胆略和魄力。像郭嘉那样善于分析问题，提出问题，为曹操提供正确的建议，曹操据此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毛泽东很希望党的各级领导一方面敢于和善于正确地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善于听取意见，敢于集中拍板定案。
有一次毛泽东在与田家英、李锐、周小舟等人的闲谈中，又一次谈到郭嘉的历史事迹，提出：
《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
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了’！”
毛泽东对干部要求“多谋善断”，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一条经验。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抵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兵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作了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懿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捺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
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
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前者谋人之国，后者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毛泽东拿出三位分属于三国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相比较，足见其对三国人物研究的透彻，对每个人物的长短处都做了比较，因此才能目光如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