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YC团的几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葛诗雄（成电马列主义教研室老教师）、浦文俊（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带领7781班党史专业的同学在成都市档案馆收集资料，前前后后待了几个月，收集到关于四川地方革命史大量的原始资料；我们发现了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人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找到了中国YC团的纲领和章程；在这些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荣获四川省政府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我的这3篇文章反映了部分的研究成果。限于本书的篇幅只能选3篇，作个标记。《试论中国YC团的几个问题》最早发表在《四川现代史研究资料》上，资料性比较强，文章很长。这是文章的压缩稿，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中国YC团，即吴玉章所称谓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这个组织曾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注目。本文仅就它诞生的背景、性质、历史地位以及它同中共的关系略表浅见，祈教于国内外学者。
关于中国YC团，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司马璐在他编著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写道：“四川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把‘青年党’、‘共产党’两名合二为一，可能代表当时共产党人中有这样一种理想，把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结合起来。”这种望文生义的主观臆断，实在令人吃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吴玉章组织的“青年共产党”，但他把组织的时间说成1920年，这显然是记错了。他还认为，青年共产党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他们“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但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吴玉章并不认为它是个“团”组织，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中，均称之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并说，建立这个组织是适应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迫切要求。但是“中国青年共产党”可能是吴玉章等人的最初设想或内定称呼。我们查阅了有关这个组织的大量文献资料，始终未见到“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正式称谓。杨公同志在日记中最初写作“CY”。从1924年4月起，一律写作“YC”。1924年5月1日《赤心评论》第一期上公布了《中国YC团纲领》，1924年6月1日出版的《赤心评论》第二期上刊载了《中国YC团章程》。因此，这个组织的正式称谓应是“中国YC团”而非“中国青年共产党”。
中国YC团正式成立于1924年1月12日，地点是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公的寓所。这天，杨公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CY的生日。一时许他们都来寓，候玉章至，三时四十分始正式谈话。对于日前的章程有增减。我被他们加以任务，玉章、仲容、保初、华平、双吾等均有任务。此后尽力合作，必有一番可观。”
吴老曾反复说过：“由于四川地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他试图以此来说明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必要性。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中国共产党（CP）建立后很快就在四川发展了党员，1922年上半年四川已有中共党员三人，中国YC团的骨干成员郭祖在50年代初写的自传中说：王右木1922年秋已从上海带回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梁华（解放初期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2月在延安给中央组织部写的材料中也说：1923年下年成都已有党的组织，我就是1922年下年转党的；并说，廖划平也是成都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廖划平就是同杨公、吴玉章共同筹建YC团，并担任领导工作的华平。吴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恽代英。恽代英这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自1922年10月4日出版的第四期起，增设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为分售处，开始在成都昌福馆出售。192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国YC团纲领》更明确地写道：“至于国际康尼斯党及国际少年康尼斯党，中国康尼斯党及中国青年团，我们对于他们均立于友谊地位。”中国康尼斯党，即中国共产党。
以上材料表明，吴玉章等人在筹建中国YC团的时候，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情况。后来吴老也纠正了过去的说法。他曾对亲属说：“我在成都建立YC的时候，知道中国已有了共产党，但僻处蜀中，具体组织情况并不清楚。”
关于吴王章创建中国YC团的背景，张国焘是这样描述的：“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这种讲法比较符合实际。但他们为什么“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这倒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四川传播，1919年4月23日至27日的《国民公报》，曾连续转载李大钊（渊泉）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近代社会主义之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1921年至1922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已传到四川。1922年之后，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开始在四川出售。还在1921年3月，成都《半月报》就刊登了海参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告远东少年》。1922年2月四川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王右木创办了四川第一张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人声报》。1922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后来成为YC团领导成员们的傅双无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郭祖被选为执行委员和经济部主任，吕渺崖（吕式宪）也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到1925年5月，成都的团员已有25人，其中不少人都参加了中国YC团。
总之，中国YC团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并且四川党、团组织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建立的。既然党、团组织已经存在，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组建YC团呢？这应考虑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复杂情势。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国青年都在艰苦地探索中国的出路。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发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YC团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YC团最早是在北京读书的一批川籍青年中酝酿的。1923年前后，刘仲容、肖华清、吕寒潭、孙壶东等在京青年，曾多次在老同盟会员刘云门先生家中聚会，议论时政，研究革命理论，酝酿筹建革命组织。他们准备派人到苏联与第三国际联系，后来知道陈独秀已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并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才作罢论。他们说：“陈独秀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他们接好了头，我们就作他们的别动队吧。”刘仲容从北师大回到成都后即参加了筹建中国YC团的工作，并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领导成员。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他与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流亡法国。1916年冬他同蔡元培先生一道回国。回国后，虽多次在北京、上海活动，但现在尚未发现他同陈独秀发生联系的资料。1922年3月，吴玉章就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高师当时是四川的最高学府，也是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当他意识到建立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YC团的另一位主要创始者杨公，是1921年冬由日本回到成都的，他同陈独秀也没有什么关系。而陈独秀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是以《新青年》杂志和北大为基础的。当时各地的共产党支部也是陈独秀、李大钊指定或邀约相识者组织的。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重视，即1922年傅双无、郭祖因“互信未生”而函请退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吕渺崖也“以病退出宣传一席”。后来，他们都参加了中国YC团的筹建。总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在奋斗和求索，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似乎存在着多个中心，若干条支流，中国YC团便是其中的一支。从它的纲领中可以得知，它并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仅仅同他们保持平等的“友谊地位”。
中国YC团，直译就是中国青年共产主义团。杨公称之为“同盟会”，吴老强调它是“青年共产党”。那么，究竟怎么认识它的性质呢？要准确地判定—个组织的性质，必须认真分析它的纲领、章程、组织成分及其实践活动。
《中国YC团纲领》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YC团的历史使命和指导方针。指出：“世界的灾祸及世界上第四阶级的痛苦，都是国际侵略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灾祸及中国第四阶级的痛苦，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及未成熟的资本家、绅士或守财奴式的有产者共同造成的。这种烟突飞燕、沸鼎游鱼的世界病，病入膏肓死在旦夕的中国病，要想脱离，唯有采用马克思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团体最大的五项使命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1.脱离一切国家界线，代表无产阶级指示全体利害；2.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全体利益；3.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4.颠覆有产者的利益（包含现在的政府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5.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中国YC团纲领》提出的这五项使命来源于《共产党宣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初步地联系了中国的实际。中国YC团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它坚定地表示“我们救国救世的方针，就是集中在这种旗帜下面，决不犹豫，决不踟蹰。”纲领还显明地提出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国内政阀军阀财阀”的响亮口号，表明了“反对改良派修正派投机派空谈派及一切时髦派的社会党”的政治立场。纲领最后呼吁：“各地的同阶级同宗旨的朋友们呀，赶快点团结起来合作。照着红的明灯，蘸着红灼灼的热血，以求达到我们救世救国的最后目的。”用这般明确而坚定的语言表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决心，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外还是很少见的。
《中国YC团章程》就成员条件、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团员的条件是：“无国别、种别、性别及年龄之限制，凡个人宗旨与本团纲领相同，能服从本团章程议决案及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依时缴纳团费者，均得为本团团员。”可见，YC团不是一个青年团，因团员无年龄之限制。章程第二十条规定了YC团的组织原则：“横的方面少数服从多数，纵的方面下级服从上级。”章程还具体规定了从基层支部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中国YC团曾设想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其章程第六条规定：“中央部人数不限定，现设于成都，于必要时得移往上海或北京等处。”1924年下半年，成立了北京YC团。北京YC团曾决定在成都、重庆、武汉、广州、上海、长春等地发展成员。但北京YC团并不隶属于成都的中央部。它在其他地区发展组织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中国YC团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初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人，向往革命真理，志愿投身于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同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情况，我以为中国YC团基本上说，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某些政党性质的青年共产主义的革命组织。不应强调它“共产党”的性质，因为它还不具备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也不能说它同社会主义青年团完全一样，因为它不完全具备“青年团”的特征，同时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YC团诞生不久，即派杨公、陈紫舆去上海同党中央联系。结果“被陈独秀否认”，“被共产党拒绝”。杨公的上海之行只同团中央建立了联系。当时党团组织只把中国YC团视为一般的革命团体，作为团结与联合的对象，并准备吸取其中的优秀成员入团入党。
1924年5月初，军阀杨森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吴玉章随即离开成都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杨公为“图后来的进展”也决定由重庆赴上海。杨离蓉前于5月3日召集YC开会，推选曾凡觉代其职务，并议决了此后的工作方针。5月7日，杨离开成都。至此，中国YC团便结束在吴玉章、杨公直接领导下的阶段。
吴、杨离蓉后，中国YC团的实际负责人是傅双无。傅双无是中国YC团的创始人之一，又是YC团机关报《赤心评论》的主编。《赤心评论》的负责人还有郭祖和吕渺崖。杨公当年十分器重傅双无等人，称赞“傅双无等人的精神着实可敬可佩”，指出《赤心评论》是“YC的化身”，“代表本团精神”。不过，在以后傅双无已不再用中国YC团的名义活动，而直接用“赤心评论社”的名义活动，成员也由原来二十多人发展到五六十人之多，具有政党性质的中国YC团，到这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成都赤心评论社（简称赤心社）是为出刊《赤心评论》而组成的一个学术性团体。其简章共九条。第一条规定：“本社定名为赤心评论社，以讨论学术为宗旨。”第七条规定：“凡专门学校毕业或修业者，经社员两人以上之介绍得为本社社员。”第八条规定：“社员担任撰稿及经费，如不担任即取消社员资格。”从赤心社的简章来看，当然不能说它是个政治组织，但从它同中国YC团的关系以及《赤心评论》出刊的内容来看，它的确又是一个具有一定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因此，不少人都视之为YC团的外围组织。
赤心社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在组织上处理同中共关系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1924年8月，杨公返回重庆后，重庆团组织的负责人童庸生、唐伯琨即按团中央的指示来杨寓谈SY同中国YC团的合作问题。杨公认为“我无此权力，亦不急欲合作”，未于确切答复。但8月24日杨公即给傅双无等人发函，“促其注意合作问题”。9月6日，傅双无给杨公回函，“商进行的方法（CP）并诉经过”。9月7日郭祖给杨公来信，“告近况促速使CP实现”，表示“他们对于YC与SY主合作，心甚愿”。9月8日，杨公具体地同唐伯馄研究了“筹商CP进行的步骤”，并决定由唐函告傅双无和郭祖。9月9日，杨又收到曾凡觉的来信，“告YC决议，并询渝事”。同日杨公给吴玉章写信“告组织CP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