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从开始就按照苏俄建军的模式来考虑中国的建军问题。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对中国红军的建设十分悲观。他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的六大制定了一个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提出了建立红军的四项原则：第一，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分子充之。达到这一制度的过渡时期，可用自愿制。不过旧军队的兵士应经中央慎重选择和政治训练后，方可采用。且从军阀转过来的各种军队必须立即改编，有可能时，应将其早时全体干部撤换，用我们自己可靠的军官。红军的士兵无论是征兵制或志愿兵制，必须规定其最少限度的服役期限。第二，官长工人化。关于这些军事官长的造就，现在即应开始（派人到国外由兄弟党办理）。第三，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第四，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挥。这四条建军原则仅仅是对苏联建军模式的简单抄袭，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建军和苏俄建军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苏俄建军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中国建军是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苏俄红军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志愿兵役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政权。在我国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战争中，只可能实行志愿兵制。所谓“红军的士兵，无论是征兵制或志愿兵制，必须规定其最少限度的服役期限”的规定，仅仅反映了一种良好的愿望，完全忽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斯大林认为“农民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因此，在苏俄建军时强调军队成分工人化。而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农民是中国军队的基本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何从实现“工人化”？至于由外国兄弟党来造就军事长官，那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同时，决议只讲苏维埃政权对军队的指挥和领导，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不对的。
1930年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运动。但是，他们无视毛泽东等人的建军实践和理论成就，对照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严厉地斥责了中国红军的建设。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批评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这个红军还是弱小的，组织较差，也没有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红军的社会成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许多部队的成分中，多数是过去军阀的士兵。提出：“要立即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就其社会成分来说，这支应当是工农军队，它的指挥干部基本上应是工人。”《真理报》上也公开指责我们的红军“原军阀军队士兵成分太多”，“红军中出现了有害倾向”，甚至批评红军，“代替群众解决革命任务”。在共产国际看来，要保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只有改造红军的社会成分，而且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把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统统斥之为“有害倾向”。这是一种错误的建军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圣旨”，“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王明就多次片面强调“红军部队中的工人成分”。朱德指出：“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红军，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同党内军事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公式化错误的斗争过程中，全面地突破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从提出到基本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井冈山阶段和赣南、闽西阶段。其理论成就集中体现在井冈山前委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
《井冈山的斗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在农村环境中建军的根本问题，同共产国际的模式化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一，解决了红军的成分和来源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关于边界红军的来源，毛泽东讲了六种来源，四种类型。一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北伐军；二是参加暴动的农民；三是湖南水口山的工人；四是敌军俘虏兵。而部队的补充兵源又以敌军俘虏为主。因此，毛泽东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共产国际的不切实际的规定，大胆地争取俘虏和使用俘虏，为瓦解敌军和扩大我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所谓“旧军队的兵士，应经中央慎重选择和政治训练后，方可采用”的规定，在远离中央的井冈山岂非梦呓？朱德说过：“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
第二，提出了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几项根本措施。毛泽东认为，面对红军成分和兵源的实际情况，要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毛泽东还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第三，为了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还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和纪律。苏俄红军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创建的，所以不存在建立政权的问题。中国红军则肩负着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使命。因此毛泽东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第四，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六大”关于军事工作决议只讲苏维埃政权对军队的领导，不讲党的领导。毛泽东根据斗争的实际，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军事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叶挺团只有一个党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所以在红军中建立了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班建小组，连建支部，营、团、军建党委。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报告尽管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重视。中央仍然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于1929年2月9日指示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毛泽东指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1929年，红四军前委派陈毅到上海，如实地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和存在的不良倾向。9月，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来信支持毛泽东关于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九月指示信表明党中央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指示信改变了共产国际框定的建军原则。这是对共产国际模式化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抗争。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1929年12月底，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军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批评了不良倾向，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纪律性等原则。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肃清了红四军中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执行。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时期胜利结束，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形成，它记录着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卓越贡献。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
口号对中共的影响
这篇文章入选全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1989年《新华文摘》第2期以《“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对我党的消极影响”》为题摘要发表文章的理论观点。
“布尔什维克化”就其本意来讲，就是马列主义化、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对中共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有很明显的消极后果。
“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是1924年6~7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五大”指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并且说，“只有随着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真正变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才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变成为贯穿着列宁主义思想的、统一的、世界性布尔什维克党。”“五大”还阐明“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五个基本特点：第一，党应该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第二，党应该善于机动灵活，它的策略不应该是教条的和宗派的；第三，它在实质上应该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勇往直前的党；第四，它应该是集中的政党；第五，它应该进行坚定不移的、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由此可知，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是一个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口号。1925年2月，斯大林同德国共产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时，提出了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斯大林提出的原则，对各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同年3~4月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上对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作了如下的解释：第一，是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第二，是组织建设的需要；第三，是反右倾和“左”倾斗争的需要。会议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进一步明确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含意，从思想、组织和策略原则等方面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内容。
在思想上，提纲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提纲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当今时代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列宁主义，便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论断对于加强各国党的思想建设，对于帮助各国党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提纲在论述列宁主义时过分强调它的普遍性，而没有说明它的特殊性。这种理论缺陷，是共产国际公式化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在组织上，提纲正确地强调党内的民主和纪律。提纲指出：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首要前提之一。但是，提纲却片面地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化。提纲规定：必须做到从先进工人中悉心选拔领导干部，使党的领导机构越来越工人化。提纲还规定：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产业部门的党支部。很明显，这些规定不适合中国这类农民国度的情况，若强行贯彻这种规定，势必会给这些党的建设带来不良的后果。
关于策略原则，提纲写道：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意味着这些支部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当然也包括其他经历过严重斗争的各党的经验。但是，如果把俄国的经验机械地搬运到其他国家去，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提出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提纲没有进一步分析俄国三次革命的特殊性，这就招致了共产国际在运用这些原则时的模式化错误。
关于基本政策，提纲规定：1.为争取无产阶级多数而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2.为争取农民多数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作斗争。提纲指出：这就是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问题。这两条是针对当时西方的情况制定的，完全不符合东方落后国家的实际。
提纲的最后部分讲明了实现各国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目的。提纲指出：为了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需要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付出巨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消灭各自为政、集团宗派和小组习气。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由一个国际性的中心来进行全盘的领导才能赢得胜利。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提出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历史已经证明，这样一个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国际中心窒息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不利于各国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正是共产国际这个组织的根本弊端。
共产国际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和规定，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两种因素都是通过共产国际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来强制贯彻的，因此，这两种因素对各国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的交错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之后，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并在《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写道：本党尽可能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