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借以标榜他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真正代表。但是，历史证明，在中国党内正确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代表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正确方向的不是王明，而是毛泽东。毛泽东等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原则，不顾来自共产国际的非难，排除干扰，认真吸取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的一切积极成分，克服其消极因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色地完成了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确，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并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正是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专门讲述过一次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他风趣地说，现在我们同志相互之间讲敬礼的时候，写信的时候，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大家好像都是说，你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也是布尔维克，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其实，布尔什维克“化”是相当不容易的。他指出：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国共产党经过21年的斗争，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从它的工作说起来，从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联系说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讲到“化”，“化”就是彻底得很，就是讲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我们现在还差，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在1925年提出的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逐条加以讲述。他从原则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并将其内容归结为：加强党的领导、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原则性、同联系群众、统一战线、自我批评、领导核心、党的统一、党的纪律等问题。毛泽东的论述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回顾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就是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方向。他说，实行这一条，我们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照搬照抄。毛泽东在分析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时，不是用斯大林讲的原则来剪裁中国的实际，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检验和取舍斯大林所讲的原则。这同王明教条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现象我们没有。这一条对我们不适用，我们没有这一条。在讲到第五条社会民主党问题时，他又说：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分析第七条时，毛泽东还修正了列宁讲过的一句话。列宁说：“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丰富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验也许还要多一些。”在当时条件下，毛泽东敢于这样讲，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毛泽东认为，照搬照抄的公式化错误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障碍。基于这种认识，他高度评价斯大林在第三条中关于反对公式化的论述，但斯大林的实际同他的理论是严重脱节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历史上曾出现过严重的公式化错误。例如城市中心论，八小时工作制，集体农庄，甚至在根本没有工人的山沟里建立工会。他说：从前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经验是在外国条件下，适合他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该考虑到人家的经验，而且必须考虑，但是必须顾及到两种时间、地点的不相同。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咬文嚼字，乱搬公式。这些精辟的分析切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
三、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高度阐明了整风运动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法。他说：怎样使我们革命化呢？我想具体的步骤就是整顿三风。王明等人空喊布尔什维克化多年，结果离布尔什维克化越来越远。毛泽东创造的整风形式促成了全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经过全党整风，终于建设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和指示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在遵义会议之前其消极影响是主要的，在遵义会议以后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固然同共产国际七大后的策略转变和工作转变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了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积极因素，克服了它的消极影响，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论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后形势
的科学分析
本文入选全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于《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1期。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幻纷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气魄和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战后形势，从而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赢得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
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总形势，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指出，“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战后形势仍然很严峻。美国帝国主义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便构成中国共产党战后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在中国碰到三种可能的选择：1.一干二净地撤退；2.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3.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经过反复权衡，结果选择了第三种。其实质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赫尔利诱骗中共交出武装的伎俩未得逞，美国的对华政策便转为“扶蒋反共”。毛泽东立即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尖锐地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毛泽东郑重申明：“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他还指出：“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他在揭露美国总统派马歇尔来华“调处”是假、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是真的基础上，当国民党仗势挑起全面内战不久，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当时，中国共产党并非不了解美国的实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毛泽东认为，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中国共产党曾清醒地估计过美国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周恩来就曾说过：“如果美国真的出兵，那就完全暴露他的侵略面目，更利于我们动员人民。他顶多占几个城市。我们围困他，他不被歼灭就只有逃走。美国是可以打败的。”
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来源于对中国人民的充分依赖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写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成为战胜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于是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负。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形势，作出正确决断。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共运内部问题的理论依据。当时，国际共运的主要支柱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因此，处理同国际共运的关系，基本上说，就是处理同联共和苏联的关系。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苏联的外交政策牵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对于这一切，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却。但是，斯大林支援中国革命的政策还夹杂着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就增加了中共同联共关系的复杂性。
斯大林政策的基调是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利用蒋介石拖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政策。在雅尔塔会谈中，他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交易，削损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他曾向赫尔利表示；苏联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苏联出兵东北以后，依照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1945年8月，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指名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他还把中央领导约到莫斯科，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寻求暂时妥协，应当去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很大的胜利，然而苏联政府仍向国民党表示：“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蒋介石）的领导下恢复和平。我们承认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1949年初，斯大林和联共又派米高扬来华同毛泽东会谈，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他说：“千万不能过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后来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对我们压力很大。”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支援。苏联的对华政策包含对中国革命既支持又干涉的两重性，相当矛盾。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苏联的积极影响，尽可能地消除不利因素。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批评或评论斯大林和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和感谢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声援。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1948年，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撰写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高度赞扬苏联和斯大林在世界历史前进中的伟大功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所有这些，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然而，这并不等于对斯大林百依百顺。对他的错误主张和态度，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效抵制。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关于警告中共“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的电报后，毛泽东表示，“我们不相信打内战能毁灭民族”。“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土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对于斯大林要我们“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军队”的错误主张，我党坚决顶住了。毛泽东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斯大林对此很不高兴。三大战役后，斯大林又阻止解放军过江。毛泽东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抵制斯大林的错误，根本点在于认识到自己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在于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处理国际共运内部关系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总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苏联的支持，有效抵制了斯大林的干扰。同时，也巧妙地利用苏美和苏蒋之间的矛盾，正确而妥善地处理好同联共和苏联的关系，从而增强了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战后，中国共产党人还遇到泛滥于国际共运内部的阶级妥协潮流的影响和干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妥协和合作，对战胜法西斯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也使国际共运内部滋长起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潮。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就是其集中代表。他认为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开创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独立政党的存在，再也不适合实际的目的了，反而会成为达到更大团结的障碍”。因此，他于1944年5月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