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际共运内部对白劳德主义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联共对白劳德则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支持。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谋求大国妥协以创造安定的国际环境，使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斯大林认为，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是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争，特别是美苏之争。因此希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不要开展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为这种国内斗争会影响大国妥协，会打破战后的战略格局的平衡。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西欧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人交出了自己的武装。
中国共产党抵制了这股阶级妥协的潮流，支持福斯特重建美国共产党，并从理论上为自己的行动进行了论证。战后，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他说：“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1947年1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的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阐释了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批评了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决定世界命运的观点，批评了不准中间地带的国家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联合中间地带的广大国家和人民，结成反对美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如何对待战后大国妥协的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深刻地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第二，大国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些论断，实际上批评了斯大林等人热衷于妥协的右倾观点。第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在此从理论上区别了国际妥协同国内妥协的不同性质，透彻说明了必要的国际妥协同开展国内斗争的相互关系。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科学论断指导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动了国际共运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这是《毛泽东思想新论》（1991年7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总论的第二节，收入本书时略作改动。在这里，笔者对毛泽东思想的下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沿着这个发展轨迹，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酝酿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一大”制订的党纲，提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很落后，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代表他们的官僚和军阀，并不是民族资本家。因此“一大”规定的奋斗目标显然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
这说明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知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始于共产党的“二大”。中共“二大”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初步设想，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才开始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长远利益，指明了当时的斗争目标和长远的奋斗方向，极大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这说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之后，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运动。
然而，这时中共毕竟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被资产阶级所欺骗，使革命惨遭失败。这说明，中共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大革命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初步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以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同盟军及前途等一系列革命根本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初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理论观点正在酝酿中，作为这种酝酿的理论成果的代表作，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酝酿从一开始就不平静。这种酝酿是在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时的干扰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是有功绩的，但同时也犯有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所谓公式化，是从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正确的认识，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是造成中国大革命惨重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当时，中共党内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上述错误的影响下，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出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夺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18和19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的共同特点都是搬用外国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正是他们排斥和压制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使酝酿中的毛泽东思想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中第一次历史性转变，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并在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期间，毛泽东等人创造了关于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建党和建军等问题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原则。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共产国际坚持俄国革命模式，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他们的错误指导下，中共内部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本点就是照搬俄国模式，坚持以城市为中心。这就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的。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原则，但是中国革命怎样做法，还要靠我们自己根据中国情况去创造，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经验。1927年10月底，他和他的战友们创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二年10月，他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1929年12月，他又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中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军队的问题。1930年1月他明确指出：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同年5月，他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思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实事求是”；强调制订党的斗争策略必须根据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这就包括“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出发点。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从思想理论上基本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通过红军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战争，又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篇的系统化。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观点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并没有被公认。当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照抄马列本本的典范。他们排斥和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理论和实践的同志，把中国革命引入歧途，招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篇）的理论，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并成为这次转变的关键。遵义会议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失败到胜利的转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二是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三是党从幼年到成熟的转变，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是其脱离幼年期进入成熟期的历史标志。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科学体系创造了根本性的前提。
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党的领袖和干部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有利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研究，认真地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从而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系统化；毛泽东等人精辟地阐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科学体系；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思想，并创造性提出采用整风形式解决党内矛盾的理论；符合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概括；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文化建设的系统理论；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白区工作的理论；并且还形成了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点，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它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特别是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有了自觉的认识，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