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科学概念。194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延安成立以陈云为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毛泽东是该校的中心任务。从1941年春天起，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在报刊文章中开始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这年5月刘少奇提出并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王稼祥在纪念建党2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45年3月在一次报告中，他又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明确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这些情况说明，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并为全党所承认。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得非常顺利，非常迅速。真可谓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在短短的三年多内，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战争的胜利进程中，毛泽东思想得到充实和发展。毛泽东提出用革命的两手战胜反革命的两手的理论，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据此制定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提出十大军事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学说；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充实了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制订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和接收管理城市的政策、方针；在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完善了土地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不失时机地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顺利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在神州大地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方针和政策。其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关于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等等。特别是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又一次否定，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但是，就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出现严重失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严重曲折。这种曲折的严重性在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自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思想终究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参与创建毛泽东思想的战友们，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又继续向前发展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端，毛泽东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一样，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向成熟的标志。1981年6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总结，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立了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共同认识。这些共识构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凝结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也只有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总结中，继续丰富和发展。
综上所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35年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酝酿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酝酿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起点是党的二大。毛泽东思想在1935年遵义会议至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形成科学体系。延安整风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障碍，确立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篇（毛泽东思想）形成科学体系的关键。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这期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1945年党的七大至1956年党的八大，是毛泽东思想大发展的阶段；第二，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毛泽东思想在探索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阶段；第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大发展的阶段，也就是邓小平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科学体系的阶段。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的好处是：第一，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客观实际；第二，反映出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第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性，显得气势比较壮。
我们将毛泽东思想的下限定在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构建期从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期是有根据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议中说：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92年党的十四大，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科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征程中第二次伟大飞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一个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前，犹如一个尚未成熟的婴儿，应当还属于孕育她的母体。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
这是2003年12月在四川省理论工作者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110周年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成长，是中国历史的伟人。中国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早已走出了神化的误区，超越了怀旧的情感，走向更加理性、更加成熟的阶段。这是值得欣慰的。
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现代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情怀，是浪漫洒脱诗情画意；他的思路，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的行为，是我行我素汗漫不羁；他的战略，是沉着挥洒无往不胜；他的政治，是既有执著又有霸气。青年时代的他，是挥斥方遒豪情满怀的革命者；盛年时代的他，是指点江山气势宏大的战略决胜者；而老年时代的他，在追求理想的自信与急切中，越来越重的添加上了偏执的阴影。
毛毛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的毛泽东。
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郁达夫也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对自己国家和民族领袖的态度和评价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和执政集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美国人作出了榜样。为纪念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1848年美国政府开始修建华盛顿纪念塔，到1884年完工，历时36年。华盛顿纪念塔位于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堂之间，塔高169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石构建筑。美国还有座“总统山”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皮德城郊区坚硬的花岗岩石山峰顶上，雕凿着象征美国的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和狄奥多·罗斯福四位总统的巨型半身塑像。塑像体量很大，每位总统的面孔，从下颏到头顶部，分别从18米到21米不等。其中，仅林肯的嘴唇，就宽达6米多。“总统山”从1927年到1934年，修造了14年。另外，美国还有林肯纪念堂和杰弗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于1914年破土动工，完成于1922年。杰弗逊纪念堂1938年由罗斯福总统主持奠基仪式，到1943年4月13日杰弗逊总统诞辰200周年之日落成。这些表明了美国对自己国家领袖的态度，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从理论上说，我们党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可是我们还应看到，在学术界的一些论著中，在青年朋友的一些言论中，在民间的一些议论中，甚至在一些党和政府的干部的“私语”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仍然反映出了一些片面的观点。这说明，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依然是一项重大任务。
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首先必须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在我看来，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正确认识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毛泽东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时代的巨人和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任何时代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又在历史进程中影响着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晚年的历史悲剧只能从历史中破解。
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他领导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他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并领导全党开始探索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完成这个探索的使命。坦率地说，在毛泽东那个时代，也很难完成这个探索的使命。
第二，要牢牢掌握历史辩证法。